經濟觀察網 肯尼斯·羅格夫/文 這是一場關于誰來取代現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的戰爭。人們或許預計美聯儲主席——可以說是美國權力第二大的行政職位，當然也是全世界最具權威的金融寶座——會由中央銀行家組成的小團體來決定。但事實上，這個選擇主要取決于美國總統。因此讓我們先考慮兩個排名領先的候選人，前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現任美聯儲副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

薩默斯和耶倫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學者，在公共服務方面也有著豐富的經驗。而主流媒體似乎想要把兩位候選人的競爭描述為作為一場不同性格特質之間的斗爭，事實上兩位候選人的能力都足以勝任這一職位。此外，兩人都認為美聯儲不應該過多關注與失業相關的價格穩定問題。通常，這種穩健的鴿派傾向是不利的，如今，它卻成為了優點。

在貨幣政策中，技術能力的重要性已得到全球各國中央銀行的多次證明。根據經濟學家克莉絲汀·羅默（Christina Romer）和戴維·羅默（David Romer）在2003發表的研究，貨幣政策的質量主要取決于中央銀行家是否對政策制定和通貨膨脹有明確和細致入微的理解。20世紀20-30年代和70年代充斥著中央銀行家不了解這些基本原理的例子，而這些人所在的國家也因此在經濟上付出了代價。

這不僅僅意味設定利率的能力，還包括制定監管政策的能力。一些批評指出，薩默斯在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總統手下任美國財政部部長時熱衷于放寬金融管制。但這些評論家也忽略了他在幫助對抗那十年的主權債務危機，并堅持主張美國開始發行通貨膨脹指數債券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

在一個復雜多變的政策制定工作中，要使每一個命令都正確幾乎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要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后悔自己在任財政大臣時讓英國在1925恢復了金本位，那堪稱一場災難。而他的表現，無須贅述，在隨后的數年中不斷得到了改進。

對于耶倫來說，在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的最后幾年中她正好擔任舊金山市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而這場泡沫在她的這塊轄區尤其猛烈。但耶倫的講話也表明她對金融風險的認識比大多數同僚更具遠見。

通常來說，中央銀行的首腦被視為一塊足以頂住政治壓力不讓利率壓低和通脹上升的壁壘。而筆者于1985的關于通貨膨脹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的研究表明，在正常情況下，人們需要一個比普通的知情公民更重視與失業相關的價格穩定的中央銀行家。安插一個“保守”的中央銀行家有助于控制通脹預期，從而壓低長期利率以及降低工資和物價上漲的壓力。

在過去的25年中，“緊抓通脹”的口號已成為一種通過讓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意圖放心來控制通脹預期的機制。但在反思這場75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時，我們會發現過分強調低通貨膨脹的目標可能會適得其反。

與其擔心通貨膨脹，中央銀行應該把焦點放在使經濟實現通貨再膨脹（reflation）。真正的問題是，他們已經做了如此多的工作讓公眾相信通貨膨脹是全天下最邪惡的事，因此也很難再說服任何人說他們目前正在專注于通貨再膨脹。這就是為何任命一個“鴿派”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耶倫的演講始終表現出對當前高失業率的強烈關注，這使得她在美聯儲中積累下了“鴿派”聲譽。而且，盡管許多左翼認為薩默斯很可能是保守派，但在通貨膨脹方面他卻不是如此。他在1991年發表的貨幣政策論文被廣泛引用，其中開創性地提出了要避免出現設定極低的通脹目標，以便在某種程度上給中央銀行創造降低利率的空間。那時，薩默斯顯然認為自己定性為一個貨幣政策鴿派：“我會支持有比我更厭惡通脹的人來負責貨幣政策”。

但如今薩默斯的鴿派傾向不是問題。面對名義工資無法降低的狀況，較高的通脹率會促進部門調整并在減輕債務負擔方面實現小而有用的影響。

如果說正常時期需要一位保守的中央銀行家來穩定通脹預期，在如今這個非常時期我們需要更加非正統的中央銀行家來對抗通縮預期。如今一個梵蒂岡教皇選舉式的銀行家秘密會議將作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是否要將耶倫或者薩默斯，又或者其他有類似傾向者——另一位前美聯儲副主席科恩·唐納德（Donald Kohn）如今似乎也有當選可能——選為新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