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艷霞／文

《第七天》的故事

這一次，余華的主人公叫楊飛。他母親在火車的廁所里生的他，他順著蹲坑的孔掉在火車道上，然后被鐵路工人楊金彪撿回家。兩個人相依為命。后來，楊飛考上了大學，做了職員，娶了公司里最驕傲的美女同事李青。如果不是李青遇到了成功人士，和楊飛離婚，后來又與官員有染，生活會永遠停留在普通人命運轉折的前一秒——他們認真而賣力地活著，家庭安穩，父慈子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小說里沒有如果，只有轉折，而且，一轉就是一百八十度——李青死了，楊飛死了，父親死了，他們的魂魄在另一個世界飄零，相遇，直至分離。小說從楊飛死后的第一天開始寫，寫他在另一個世界頭七天的經歷，上面的故事，都是楊飛的魂魄游蕩無著的時候一點點講出來的?；蛟S，穿梭于前世今生，才更能看清命運的真相。

如果只是寫楊飛，余華就還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里頭的余華，關心小人物的小命運，借由這樣的命運探底活著到底能夠有多堅忍，冷靜地煽情。但蟄伏好久的余華顯然不滿足于此了，他想關心一群人，想關心這個社會的等級和秩序，想關心更廣闊的現實，于是，他讓楊飛在另一個世界里遇到好多人，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在微博、新聞里看到的、死于非命的屌絲——因為一部蘋果手機自殺的打工妹，抗拒強拆的釘子戶，被當作殺人犯冤殺的好人等等。他們死后都來到了“死無葬身之地”，在這里，人人死而平等……

因為這些人物的經歷幾乎是照搬照抄的網絡帖子，余華遭受了猛烈的批評。且不說文學原本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單就“余華”這兩個字，在當下的中國讀者心里的分量，大家也不能原諒這樣草率而輕慢的創作態度——如果莫言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在多少人的心里余華是當代文壇的NO.1??！

被批評的余華委屈嗎？

遙想幾年之前，余華的上一個長篇小說《兄弟》廣遭文學界詬病——雖然這種詬病的應激反應是沉默不語。當時的情況和現在相似，讀者，專業的和非專業的，都未曾想到，已經是大師級別的余華“十年磨一劍”的作品會是一本《兄弟》，上不著人性問題的“天”，下不著現實生活的“地”，篇幅洋洋灑灑而內涵單薄寡淡。然后，余華又沉寂了六年，接著就在臺灣出版《十個詞匯里的中國》。在這本書里，余華用“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十個詞描述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他想理清“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的“雜草叢生般涌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為這些看上去很美的結果尋找令人不安的原因。

接著就是沒有太多征兆的《第七天》——與余華以往幾個長篇的慣例不同，也與同時期出版作品的蘇童、韓少功、賈平凹等大致同級別的作家相區別，《第七天》沒有在任何文學雜志上刊發。因此，當得知余華有新小說“橫空出世”的一剎那，大多數的讀者都驚喜：余華終究還是想做小說家。其實，一直以來，余華都是一個真正被讀者閱讀、討論而不是仰慕、研究，更不是收藏的作家，讀者每每期待能夠從余華這里獲得一次酣暢高妙的閱讀體驗。

不知道這算不算圖書出版營銷策略的成功，反正《第七天》一面世，讀者就給了它足夠的“待遇”?，F在的大腕級作家，沒有幾個有余華的市場號召力。短短的幾天，《第七天》占據了銷售榜，占據了微博話題榜……人們驚喜地下單，打開，有點失望，一邊失望一邊想：寫的這么笨，余華這是要干什么？再看，再想，他是余華呀，他這么寫一定有他的道理。終于找到了一些道理，獲得了一些感動，甚至還引起了一些共鳴，但終歸，合上書還是心有遺憾，為小說，為余華，還為許多……

可以說，《第七天》是《十個詞匯里的中國》的故事版，是把對臺灣人民表達的思想轉換成大陸出版政策能夠接受的方式。大多數情況下，思想穿上故事的外衣會變得深入淺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余華的外衣風格讀者太熟悉，如果這一件不但沒有彰顯風格，還有明顯的設計上的毛病，那遭到指責當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外通吃有風險

因為《第七天》的題記引用了《舊約·創世紀》，很容易讓人想到，余華這一次想寫上帝休息的那一天，人類到底應該怎么活……可是，在中國，如果上帝是信仰的代名詞的話，那他每天都處于半休息的狀態，蕓蕓眾生依然按自己的方式三六九等地活著，然后再三六九等地死去……但這有什么關系？中國人向來不太關心死后如何——活著本身那么難，死了未免不是解脫，無葬身之地又有什么關系？死之難總不會如《活著》之難更讓人難以化解吧。

而且，《舊約》畢竟離中國人太遠了?；蛘邠Q個說法，人類對未知世界的認知其實冥冥中有相通之處。在中國的喪葬習俗中，“頭七”是個重要的紀念日。這一天，死者的魂魄會回家，家人要預備一頓飯，然后回避，如果讓魂魄看見家人，會讓他記掛以至于影響他投胎。還有的地方保持著這樣的習俗，家人在這一天燒一個梯子形狀的東西，讓魂魄順著“天梯”到天堂……

從一個書名，可以見得余華想中外通吃……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想到，這個“中”是未來的中國人，而“外”是現在的外國人。

未來的中國人，會當《第七天》里的網絡帖子是歷史，他們會想象21世紀前幾十年的生活就是《第七天》里寫的那樣，就像我們想象十九世紀的女工都是《包身工》里的蘆柴棒，拿個別當一般，舉典型當普遍。

外國人，會當《第七天》里的網絡帖子是中國現實的全部，他們由此了解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的中國，老百姓怎么活著。

原本，小說對于寬闊的現實而言從來都是滄海一粟，不全面，不本質，但它是通向未來的通道；原本，小說就是文化橫移、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只是，一本寫給未來的中國人和現在的外國人看的書，被同時代的中國人同步閱讀，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余華的文學坐標系

未必現實的矛盾如火如荼的時候，文學的作為就相應地水漲船高。因為現實太多元，轉換太迅速，它三頭六臂，上天入海，而沉淀不足的時候貿然行事，文學必然顯得不如人意。與很多作家每天都在焦慮與現實脫節，以至于對現實失語相比，余華的“脫節的焦慮”畢竟催生出了《第七天》。這或許不止是勇氣，還有作為有話語權，有商業優勢的作家的自信和責任感。從這一點來說，余華讓人感佩。而且評價當代作家的寫作，永遠要找到一個參照物，要“相對而言”。當代作家的價值在于他的“相對值”，用經典的標準衡量現在的寫作，顯然會有失偏頗。

相對而言，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要聰明。他不追求書寫現實的寬度，只求小說戳點現實的荒誕感，小人物，小命運，以小見大，窺斑知豹。只能說，劉震云會揚長避短?！段也皇桥私鹕彙穼懸粋€上訪的婦女和截訪的干部之間的貓鼠游戲。上訪和截訪，在他們那里是難以破解的難題，但在體制這里，在作家這里，沒有懸念，是體制對人必然的捉弄和為難。劉震云很擅長在小說里埋藏機鋒和機靈，他注重和讀者的互動，知道哪里用意味深長，哪里可以讓讀者心照不宣……所謂的好作品，不都得讀者說好才叫好嗎？

相對而言，同樣寫現實的方方，最近廣受好評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其創作姿態更讓人感佩。這種姿態不是因為她幾乎是用“橫壟拉車”的勇氣寫了底層青年的奮斗和注定失敗，而是寫到了這樣的層次：涂自強的奮斗和失敗之路是時代進步所需要的必然的犧牲。這一代人的悲傷不是壞人、壞體制、壞社會造成的，而是時代進步的車輪造成的，這樣的悲劇是恩格斯論述莎士比亞悲劇時候所說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社會進步碾壓一代人的夢想，這樣的悲劇多么本質又多么讓人無奈——《第七天》寫了那么多人的命運，如果能有某一個認識到這一步該多好——對余華這不算苛求。

可惜，余華在《第七天》里看現實，跟普通人無異，他的憤怒和無奈，嘲諷和體貼也都太外露，讓人一目了然——讀了《活著》的讀者怎么能輕易容忍余華露出平庸的破綻呢？

如今，對《第七天》，對余華，罵和捧都不需要意氣用事，而需要以理服人，以邏輯服人，甚至，是以更充分全面的理解服人……

無論如何，《第七天》或許應該讓讀者記住余華作為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的責任感。作為一個可以躺在自己的文學功勞簿上吃一輩子老本兒的作家，或許他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在細雨中呼喊》之后寫什么都會吃力不討好，但他還是要寫：寫《兄弟》用以反思“文革”和“后文革”時代，寫《第七天》用以反思經濟繁榮之下仍舊捉襟見肘的社會。他也未嘗不知道，在對這個社會的認知上，他不比微博上活躍的“作業本”啊等等的見識更高妙，但他還是要寫。這一次余華沒有說太多的創作感言，甚至目前為止只接受了一家報紙的采訪，但他似乎默默地做了在《兄弟》里沒有做到的豪言壯語——實現“對現實的正面強攻”。即便倒下了，也倒得悲壯而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