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建/文
兩年前，金庸先生囑我幫忙查閱和整理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撰寫的專欄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為筆名，發表在《明報》的《明窗小札》專欄上的文章。
本來以為此非難事，只需徑直前往香港《明報》集團的資料室查閱和復印即可，未料，事與愿違，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資料室雖保存有舊《明報》的原版，但因為當年印刷的紙張質量欠佳，時隔50年，已極易脆裂，基本無法翻閱，更談不上復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資料室為保存《明報》專門制作了一套較完整的縮微膠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報》，早期的殘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報紙都出現被人剪裁的痕跡，留下一個個無法彌補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繼續咨詢和查閱了海內外諸多圖書館，包括香港各所大學和香港歷史檔案館，頗出意料之外，居然沒有一家圖書館和檔案機構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報》，他們所擁有的都是由香港《明報》集團制作的縮微膠卷。多年前，我曾前往香港《大公報》查閱金庸先生的資料，印象中似乎還看到保存有舊《明報》，遺憾的是，據說《大公報》移址后，清理過程中都處理掉了，也難怪，對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實屬情理中之事。之后，我曾委托內地的朋友查詢過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政府部門的相關單位和檔案室，回復同樣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數報紙一直未能進入中國大陸，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還處于東西方冷戰對峙時期，當時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甚至被認為是敵對勢力的橋頭堡。又因為創刊早期的《明報》還不受人重視，因此，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這類國內最大的報業集團和通訊社，其數據文件庫都沒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報》?，F在能夠查閱到的，均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后，大約從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報》。這不僅令人扼腕感嘆。
歷史的遺憾
《明窗小札》是上世紀60年代《明報》為金庸撰寫國際政局分析和時評專門開設的一個欄目，均署筆名“徐慧之”。實際上這個專欄是從1962年12月1日開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經中斷約5個半月外，幾乎每日一篇，間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務繁忙或出差在外，該版面的位置會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補空缺，但都不標明屬于《明窗小札》專欄，有時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說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暫停兩天，謹向讀者致歉）”（1963年7月8日和9日），“（《明窗小札》續稿未到暫停一天）”（1968年1月3日）。
此次結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錄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報》的《明窗小札》發表的專欄文章。該年發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預計應該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個月的報紙迄今無法找到，故目前查閱到的篇數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殘缺不全，或片斷的字跡已無法辨清，加上部分內容的重復，或大同小異，故此次出版的僅為大半數，達三分之二，計194篇。分為上下冊，上冊96篇，下冊98篇。
為什么不從開辟專欄的當天開始選編，而從1963年起首呢？因為在查閱和整理過程中，發現三個棘手的歷史遺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報紙本身的殘缺。早期的《明報》，尤其是60年代初的報紙，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個個方形的空白。我曾經就此事詢問過金庸先生，他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因為早期不太重視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編輯本身也參與撰稿，或創作連載小說等，當他們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報》后，為了個人的保存，就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剪下來拿走了，于是留存的報紙就出現了大窟窿。更慘的是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寫的社評和文章比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這種被他人剪裁而導致殘缺不全的命運。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專欄，發表的文章應是31篇，但目前能查閱到的完整文章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殘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無論他為《明報》，還是為其它報刊，以及外來的邀約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由秘書負責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幾乎都無法尋覓到。原因之一，由于當時都是用鉛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寫好文章之后，就交給排版的工人，由他們按照文字挑選出每一個鉛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見，經由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當鉛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時，那手稿可能已經揉皺到無法辨認，或是殘缺破裂了，根本無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對寫作十分投入，筆耕甚勤，但對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寫一遍歷來都不太重視。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殘缺外，更為嚴重的是，報紙的缺失?！睹鲌蟆吩谠缙趧摽A段，總共才有四五個人，不僅要負責采訪撰稿和編輯報紙，還要負責市場發行，根本無暇顧及必須有意識地保存歸檔，可能連最起碼的數據室都沒有。這些報紙是丟失了，還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詳。從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個月的報紙，有的迄今仍無法見到。僅以1963年為例，其中1月1日、3月30日、4月1日等的報紙屬于殘缺，2月28日的報紙沒有，6月份整個月的報紙連一張都沒有。
其三，由于當時使用鉛字拼板印刷，許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數過多，磨損很快，于是在報紙上就出現這種現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時間后，變成殘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這”、“大”、“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過”、“了”、“加”，等等，實在難以枚舉。又由于經過縮微膠卷放大后打印出來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個別字詞尚可由上下文來辨別判斷，加以補遺，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話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難以辨清。
編選的原則
為了保持歷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對曾在報紙上發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誠如他在“后記”中所言：“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從近二千篇中挑選出來的，之前都沒有結集成書出版。這次編選時，主要根據內容來分門別類，加上小標題注明，完全是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讀。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發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時間先后的順序。每一篇文字的內容，和當日《明報》發表時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動，以保持其歷史的原來面貌。”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與現今流行的譯法和使用的漢字存有差異。僅舉二例，如美國總統堅尼迪（Kennedy），在大陸通稱為肯尼迪，臺灣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習慣用堅尼地，后來又多稱為肯尼迪，其實均指一人，只是由于兩岸三地的音譯所使用的漢字不同而產生差異。中國大陸制定了統一的用法，可參照《新英漢詞典》所附的“常見英美姓名表”，所有報刊文件均以此為準。而香港則沒有劃一的翻譯用字標準，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據譯者的理解來定。加上須兼顧到廣東話的發音，且受臺灣的影響，因此“堅”字就轉為“甘”，而“乃”字又變成“乃”。再如，英國首相麥米倫，現在已基本通用麥克米倫。事實上，保持原有的譯名漢字，也有好處，可以兼顧到兩岸三地的讀者。一般政壇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當時歷史的讀者，均可明曉，而文中若遇到讀者較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于當年的《明報》面向的讀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時廣東話是流行通用的母語，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爾也會冒出一兩句廣東話，或是廣東話的用詞。熟悉方言的讀者都知道，每一種方言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詞，言簡意賅，形象生動，但卻難以用標準普通話的對等詞來準確地直接表達出來。比如“車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實、瞎編濫造（《談“自由談”》，1963年3月26日）；再如“杰橋”，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計謀（《康熙出術 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運用恰到好處，往往增添生動活潑，頗有畫龍點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這篇文章論及當年中蘇兩國關系，其主要部分則是引用《左傳》的《鄭子家告趙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來諷喻蘇聯以強凌弱。所引用鄭國的大臣子家寫給晉國的趙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話后面則加上括號的白話文闡釋，這闡釋并非停留在將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更在夾雜譏諷言辭影射蘇聯，其中就使用了廣東話中的俚語和俗語，如“你吹我脹乎？”（這是用來挑釁別人的用語，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樣）；“你大國烏龍龍的亂發命令”，（烏龍龍即烏龍，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錯誤）。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這封信詞藻講究，但整封信中卻是“充滿一團憤懣之氣”，鄭國表面上對晉國兢兢畏懼，內里卻一連串指責晉國的錯誤。然而，金庸卻刻意將白話文闡釋化為出自社會底層的引車賣漿者之口，粗魯而直率，毫不修飾，俗話連連，笑罵自如。二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僅具有辛辣的諷刺，更耐人尋味。究其因由，惟有這樣才能將中國人胸口所有的憤懣全部宣泄出來，面對蘇聯根本無需以小國自謙而扮演貌似的戰戰兢兢，而應理直氣壯，據理力爭。倘若將這些話語改成一般的普通話，字里行間的諷刺意味全失，言語的改動將導致身份的模糊，更會令整體文章無法顯出其內在的深刻含義。顯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編輯方式。
撰稿的來源
近20年前，我剛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書櫥的書籍，并將其歸類登記。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經典，其中光《大藏經》就有兩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點閱讀過，還在眉批上用紅筆留下墨跡，比如《楞嚴經》、《大智度論》等。之后，我才知道，金庸不僅曾深研佛學，而且為了探究佛學的真諦，他不滿足中文的翻譯，專門到英國圖書館翻查過最早的英譯本，如《阿含經》等，希望從中窺探出早期經典翻譯的原意。這也許就是他后來一再表示希望學習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見金庸的語言天賦非常人所能企及，對學問的鉆研達到精深的層次。
金庸精通英語，年輕時任職杭州《東南日報》，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擔任翻譯，之后來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劍橋大學攻讀歷史碩士和博士學位，數十年來他不僅能閱讀精深的國外經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語直接對話，并能熟練地用英語來寫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他的專欄文章，不僅可以來自外國的第一手數據，而且能融會貫通地化為中華民族的母語，撰寫出膾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聞消息的傳播遠沒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訊社的電報傳真供稿，而要將遠在千里之外的國外信息移植傳播到香港本地報紙，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報紙上，首先必須精通外語，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訊社及時提供是一方面，從國外報刊雜志獲取也是重要的途徑。
曾有讀者來信詢問金庸的信息來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說：“買來的。”《明報》初期，經濟上還十分拮據，不可能訂閱諸多的報刊雜志，于是金庸就充分利用報攤和書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時間去翻查，只要發現可以用于撰寫專欄的數據，他就將其買下來。當時他住在港島，而報館的辦公室在九龍，每天都要乘坐渡輪橫越過維多利亞港灣，他談到，“九龍尖沙咀碼頭前，有一檔報販專賣外文航空版的報紙，美國的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的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西德的佛蘭克福日報、漢堡日報，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曼谷日報，馬尼拉時報，新加坡海峽時報等等都有”。僅從他如數家珍似地提起這些報刊，即可見他每天翻閱的報刊數量之多，接觸的信息面之廣。當然，如金庸所說：“如果每種都訂下來，當然太不經濟，我也沒有這許多時間去閱讀和利用。我經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資料，就花一元買一份。”金庸關心報刊內容，且熟悉價格，包括長期訂閱和零賣的差別，這無疑都跟他本身也在辦報密不可分。（《七元五角買一份報紙》，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所謂自戀狂（Narcissism）是一種心理學名詞，或可稱為“自我崇拜”。這種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過份寵愛，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視，因而發生一種心理變態，追求權力，性情孤僻，不惜想盡辨法犧牲別人以滿足自我。
在歷史上，阿歷山大大帝是一個具有自戀狂的人。她的母親，將他寵愛無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陳麗春雖然也有自戀狂，但她的情況與阿歷山大大帝不同。陳麗春的父母對她并不寵愛，從最近陳麗春登門訪父，陳文章拒不見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為陳文章夫婦對陳麗春的兄弟姐妹偏愛，卻對她帶著歧視的心理，才使她成為如此冷峻倔強的女人。
——摘自《陳麗春的自戀狂》
1963年11月4日《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所謂“積極中立”，并不是消極地既不親共又不親臺，既不反共又不反臺，更不是什么第三勢力、中間路線，尼赫魯式的不結盟主義，狄托式的修正主義。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贊揚之，有害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
當然，我們也不免有看錯了問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的見解件件正確，豈非比北京和臺北諸公更加明智？事實上決無是理。但我們占了三個大便宜。第一是旁觀者清，沒有利己利黨的打算，頭腦容易清醒。第二是說話總比做事容易，指手劃腳的批評，自是方便過手忙腳亂的做事萬倍。第三是我們很肯接受讀者諸君的批評意見。
——摘自《明辨是非 積極中立》1963年1月17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近半年來看了許多武俠小說。最近香港武俠小說作家的產量很少，而臺灣方面，卻是風起云涌，層出不窮。讀這類小說，我是速度奇高，一個晚上看兩部，每部十冊至二十冊，所以能夠讀這么快，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小說情節大同小異，故事成了八股，隨手翻去，幾乎很少見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這些情節，是大多數臺灣武俠小說共同所有的……
——摘自《臺灣武俠小說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
公正的立場
自創辦《明報》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獨立的新聞理念和原則，并將其貫徹到整體的辦報過程，以及寫作之中。凡涉及新聞的，無論是撰寫通訊報道，還是專欄文章和社評，他都堅持不變，始終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當年創辦《大公報》的張季鸞先生，立志以其為榜樣，尤其是遵循從事新聞事業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原則。因而，他也很贊賞英國曼徹斯特的《衛報》。金庸曾于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專欄上發表了《談孟徹斯特的〈衛報〉》，開篇寫道：“《大公報》在張季鸞先生任總編輯、總主筆的時代，有‘中國的孟徹斯特衛報’之稱。因為當時大公報不注意新聞搶快，而注重社評的精辟，正和《孟徹斯特衛報》的作風相同。同時，兩家報紙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奉者。”他也敬佩《衛報》當年的總編輯司各特（C.P. Scott）,指出《衛報》“起初只不過是一張平平無奇的地方性報紙，但自從史高特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該報任總編輯后，三四十年之間，一張地方性的報紙竟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報（大公報在天津初創時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報紙，至張季鸞先生主持筆政后，方始脫穎而出）”。而“《衛報》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寫的社評。他對于每一個問題，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張，絕對不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認為新聞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新聞的看法和解釋，他始終堅持真理，有時全國的輿論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絕對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評寫得平易近人。他經常向該報的工作人員指出：‘在衛報上所登載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必須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寫社評的信條是：‘必須有說服力’”。不難看到，如果說張季鸞先生對金庸的影響更多在于秉持的新聞理念和辦報的原則；那么，《衛報》的司各特則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樣，包括撰寫具體的社評和政論文章。
同樣，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專欄中還以《明辨是非積極中立》為題，旗幟鮮明地告訴讀者，此專欄所秉持的依然是《明報》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積極中立”，“所謂‘積極中立’”，“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贊揚之，有害于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他認為自己有三方面的優勢，即文中所謂“我們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觀者清，沒有利己利黨的打算，頭腦容易清醒。第二是說話總比做事容易，指手畫腳的批評，自是方便過手忙腳亂的做事萬倍。第三是我們很肯接受讀者諸君的批評意見。”
寫作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筆名“徐慧之”來撰寫的，但在上面提及的這篇《明辨是非 積極中立》短文開頭，他卻寫道：“從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報編輯部工作，除了寫這《明窗小札》專欄，還協助金庸兄選擇《自由談》的稿件。過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職，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華國貨公司買了一個大花瓶，準備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隱去自己的真實身份，扮演一個兼職的編輯徐慧之呢？
我以為，金庸采用了一種多重角色的寫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識地將自己在報紙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嚴格區別開來，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為了讓外界讀者不至于將“徐慧之”等同于創作武俠小說的金庸，以致產生某種先入為主的看法，認為只是從事文藝創作的作家議論政局時事，特別強調《明窗小札》是從“徐慧之”角度來看世界，來評論世界。金庸刻意隱去其作家身分，是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從事新聞事業的時事評論者，他將給讀者呈現的是專業人士的評論。盡管事實上，是同一個人用不同筆名在撰寫文章，但由于文類和內容的各各有別，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寫的方法和文章的風格也截然不同。
其實，這從金庸曾使用諸多筆名可以窺探出他的用意。他曾以“姚馥蘭”等筆名撰寫影評，以“林歡”筆名撰寫文藝批評文章，以“金庸”筆名撰寫武俠小說和翻譯外國小說。創辦《明報》后，除了撰寫《明報》社評不署名外，他繼續用“金庸”筆名寫武俠小說，翻譯嚴肅的學術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人類的前途》等，分別連載在《明報》上。他在《自由談》上則以“黃愛華”筆名撰寫了《祖國的問題》，在報紙上連載，之后結集成書。此外即以“徐慧之”筆名來撰寫《明窗小札》的專欄文章。由此可見，他有意識地將文藝創作、評論、政論和翻譯加以區別，既通過撰寫不同類型的文章來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斷提醒自己必須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周圍的世界。
嚴格來說，金庸的這種寫作策略，無論是雙重身份的互換，還是三種身份的重迭，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錯，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為新聞工作者和文學作者的涇渭分明。即小說就是小說，新聞就是新聞，二者不容產生混淆；換句話說，文學創作歸藝術虛構，新聞評述則歸事實陳述，各自凸現其特色。因此，我們難以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尋覓到新聞事件和政局評述的痕跡，雖然在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時，曾出現某些影射現實的手法，比如《笑傲江湖》中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狂熱政治運動形式和口號的影射等，但這在后來經過他整整花了10年時間批閱增刪的改寫時，都已經完全抹去類似的表面痕跡。正由于此，金庸的小說才堪稱經典的文學著作，被列入文學發展史而占有一席之地。同樣，金庸所撰寫的社評和專欄文章，盡管也涉及藝術的批評、小說和電影的評論，乃至社會趣聞傳奇的描述，但這些文章均非來自虛構之筆，而是源于有根有據的新聞事實或報道翻譯，絕無天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專欄的編輯和作者，每天都要閱讀眾多的投稿和讀者來信，并從中編選出適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稱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經常在一起討論和策劃這個欄目，力圖將自己作為總編輯和社長的身份隱去，在讀者面前扮演一名稱職的編輯和擅長于國際形勢評析的時事評論員。他希望不要讓外界造成一種誤會，感覺到報紙的諸多欄目都是出于一個人之手，以顯出報紙的多樣化和知識觀點的多元化。
這種寫作策略可以理解。由于《明報》出于創刊初期，人手配備和經濟能力都不允許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計劃，放手招聘多名編輯，并廣邀各個領域的作家來撰寫文章。自創刊到60年代初這段時間內，對外，他必須負責以《明報》名義的所有應酬和活動，乃至商業的談判、交往等等；對內，他必須完成總編輯需要承擔的所有工作，從整體的策劃，編前的會議，到最后版面的審閱、大樣的簽發和送交印刷，直至報紙發行到市面，香港稱為“出街”為止。這還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資金統籌和調配等等諸多的社務。
從1960年代初的《明報》撰稿來看，他既是報紙的主筆，也是報紙的作者。金庸經常每天在《明報》上甚至扮演了四個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寫社評，這是一張報紙主筆的工作，需要面對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時事動態和新聞，撰寫代表《明報》立場和觀點的文章。其二，他必須完成每天連載的武俠小說。其三，撰寫《明窗小札》的專欄文章，以分析國際形勢為主。其四，發表連載的翻譯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現和不同角色的扮演，這是現實的必要，無可厚非，卻也是金庸驚人的天賦和能力展示。從某種意義上說，迄今為止，金庸堪稱報界的第一人，因為這不是偶爾的幾天突擊，也不是幾個月的特殊情況的應變，而是長達數年持續不斷的每天寫作擔當。
不過，饒有趣味的是，雖然金庸在文章的開頭從總編輯和主筆變為一個普通編輯和撰稿員，自喻為只是“十萬個臭皮匠的收發員”，但到篇末卻無意之間又顯露出自己扮演主角的身份。他寫道：“我們說的對，請大家贊同，我們說錯了，請大家指正。歡迎讀者們不斷來信。”從前面的“我”，到行文一半之后，就開始轉用“我們”，單數的“我”是作者本人，而復數的“我們”則代表編輯部乃至《明報》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歡迎讀者們不斷來信”，類似口吻和語氣不是一個專欄作者所說的，而是應該出現在總編輯的“編后記”里。
類似的現象還可以從《明窗小札》中涉及論述到《明報》及其欄目的文章中看到?！蹲杂烧劇肥恰睹鲌蟆酚谏鲜兰o60年代初開設的欄目，該欄目內的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以中國大陸當時的時政經濟為主，針對同樣的現象或問題，刊發不同意見的文章，甚至是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的辯論。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專欄的《談“自由談”》談到：“《自由談》的發刊詞中，提出‘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八個字，作為這刊物的信條。經過七十多期之后，雖然‘大’是談不上，‘剛’也不見得，至少，‘有容’與‘無欲’，我們是做到了。”這種語氣絕對不可能來自一般的編輯，或某一部門的負責人。“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是金庸當年創辦《明報》就提出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欄目編輯的方針，更是《明報》整張報紙一直遵循的方針。上述這段話是一種自謙的總結，也是一種充滿自信的肯定。更不用說緊接著金庸還談到，“目前的困難，是《自由談》的篇幅還嫌小了些。為了發揮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們希望在經濟上許可的時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毋庸置疑，這完全是總編輯或社長的話語了。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周兄在香港時，曾說他那部書的書名決定叫做 《香港之北》?，F在改了《彷徨和抉擇》。前一些時，又聽人說，那部書的第一章叫做“費彝民和我”。費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書中說些什么。周兄到倫敦后，我從沒跟他通過信，偶爾見到他太太只是間接的相互問候一下。昨天讀了中央社的通訊，我心中只是想著《樂毅報燕王書》中的兩句話：“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我讀榆瑞兄過去的文章，往往覺得他對國民黨人員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傷忠厚之旨。他這本新書是否會反過來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報中的許多舊友呢？
中國讀書人一向把“溫柔敦厚”四個字，作為文章風格的最高標準，也是做人風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機會寫一封信給周榆瑞兄，一定是為了勸勸他：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這方面，總是要勉力做個君子。
——摘自《讀周榆瑞兄近況有感》
1963年2月25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本報的長期讀者們或許都會記得，幾個月前，當古巴危機十分嚴重時，本報社評曾大大贊揚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說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說他是本報最佩服的當代偉人。這不僅因為他大聲疾呼的反對核子戰爭，以九十高齡，尚自為了人類前途而甘心入獄，還因為他向來主張容忍異見，主張開明，主張頭腦清醒而反對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學是：“找尋一種方法，使得人類在社會中生活，不必竭盡所能來損害旁人。”我們辦報的哲學，主要是孔子的哲學，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張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這與羅素的哲學幾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樣，羅素的最終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討論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書中，他都認為，人類的前途寄托于一個世界政府的組成。
我們也擁護世界政府的理想。雖然目前看來似乎很困難，但我們深信，這是一條必然的途徑。當春秋戰國之時，中國就是天下，晉楚之爭、秦趙之爭，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亞于今日美國和蘇聯的沖突。但這些國與國的界限終于泯滅了，中國大一統而成為一個國家。今日從莫斯科到華盛頓，比當年從秦國的咸陽到齊國的臨淄實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說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空想。
——摘自《羅素的信仰》
1963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