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沈念祖 康瀟 近期，兩位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書一直盤踞于各大網絡書店暢銷書榜以及諸多媒體圖書排行榜的前列。一本是《閑來筆潭》，作者系原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這本集隨筆、散文、雜記、小說、對談等多種體裁形式文章的合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發行45萬冊。同時，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與說法》，銷量也已超過20萬冊。

著書立作的文人與治國理政的官員這兩重身份越來越多地發生交集，讓被稱作夕陽產業的出版界看到商機。為首長出書，搶占“紅色”出版物市場，成為出版社重振雄風的強心劑。

“老大哥”人民出版社

談到給首長出書，業內業外第一反應還是人民出版社。“領導人出書日趨開放，但把關還是很嚴格，出版是項政治活動，這個基調沒有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說。

199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原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了《關于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規定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有關的書籍限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安排出版。

這為上述出版社的壟斷式發展提供了空間。比如，《朱镕基答記者問》和吳官正的《正道直行——黨風廉政建設的實踐與思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澤民的《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李嵐清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尉健行的《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賀國強的《新世紀：閩港經濟合作研究》，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為給官員出書的“老大哥”，人民出版社專門設置了政治編輯室，從今年開始這個編輯室又劃分了兩個部，一部專門負責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文件的出版。

《閑來筆潭》的責任編輯、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稱，官員書籍和學術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兩條腿”，但最主要特色還是給官員出書。他們出書主要聚焦省部級以上官員，特別是國家領導人。除了完成組織交付的政治任務，比如出毛選、鄧選之外，還可以有一些“自選動作”，可以主動向領導人約書。

“朱镕基、喬石、吳官正都是我們主動去聯系的，當然領導也認可我們。”張振明說。長期給領導人出書確實為人民出版社積累了天然的優勢?；旧?，如果官員出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業日益不景氣的情況下，“首長”出書卻逆市上揚。盡管一些地方出臺了相關規定，官員出書不得在出版物上掛署黨政職務頭銜，但官員身份對銷售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張振明介紹說，一般的學術書籍5000冊起印已經算是賣得好了，但官員出書，首印數就在5萬以上。一些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出書，起印數就是幾十萬。

《朱镕基答記者問》這部書收錄了朱镕基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和在境外發表的部分演講。該書首印就有20萬到30萬冊，如今這本書的銷量已達上百萬冊。

對出版社而言，出版國家領導人的著作除可觀的經濟效益，還能極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實力的出版社常主動爭取“機會”，對疲乏的圖書市場這顯然是一針強心劑。

新力量

國家領導人和其他高級領導干部個人書稿的出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放開。相較于過去常以“集體智慧結晶”面目出現，近10年來，領導人出書的體裁逐漸走向多元，這也為名單外的出版社搶占紅色出版市場提供可能。

很多出版社想從“老大哥”手里分一杯羹。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三聯出版社、中華書局、科技出版社等都抓住機會，在首長們的書著上打上自己的logo。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耀敏得知李瑞環正在編輯一套哲學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環表達了出版愿望，并將該社曾經出版的《亞里士多德全集》等哲學著作送給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哲學力量一直非常強，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哲學著作的出版，一直是其突出的特色，再加上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專家們與李辦負責編書的工作人員溝通得比較好，占得天時地利人和，李瑞環退休后的第一部著作《學哲學 用哲學》最終選在人大出版社出版發行。

在為李瑞環出了第一本書后，人民大學出版社順理成章“爭奪”到了李隨后的兩部著作。2007年出版了《辯證法隨談》，2010年出版了《務實求理》。加上此前出版的《學哲學用哲學》，三本著作累計銷量近170余萬冊。

今年，人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李瑞環的新作《看法與說法》。

至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已經承接了李瑞環、李鐵映、成思危、陳錦華、梁衡、葉小文、陳健、吳建民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和高級領導干部的書稿出版。

另外，那些隸屬于退休官員曾分管過的系統之下的出版社，也搶占了先機。曾經主抓教育的李嵐清，退休后先后寫了《李嵐清音樂筆談——歐洲經典音樂部分》、《李嵐清中國近現代音樂筆談》等書，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鵬日記因為分屬不同行業，則交給不同主管單位的下設出版社出版，《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由中國電力出版社出版，《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由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都能分到一杯羹；尉健行《工會的基本職責》則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對于大學出版社來說，打好母校牌也是獲得首長出書機會的重要辦法。例如：江澤民的學術專著《中國能源問題研究》和譯著《機械制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外，抓住時機，毛遂自薦也是不錯的方式。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之所以能獲得《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的出版權，就是源于在全國英語教學研討會上跟李嵐清直接邀約。

當然，承接到高層書稿的出版業務也并非“一勞永逸”。比如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席成思危，書稿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從2001年至今，成思危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還有《成思危論金融改革》、《成思危論風險投資》等。不過，等到2012年成思危寫下《美國金融危機：分析和啟示》時，出版社換成了科學出版社。

也有“勢均力敵”、“難分高下”的時候，這時出版社一般會選擇合作出版。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管、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中國長安出版社就獲得了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資格，喬石曾擔任這兩個政法部門的書記和主任。

張振明表示，聯合出版有利于各自發揮優勢，人民出版社有為領導人出書的傳統品牌優勢，而一些部委機關出版社的加盟，則有利于圖書在該系統的發行推廣工作。

低調是鐵原則

盡管競爭激烈，但是除了人民出版社會“大張旗鼓”地稱自己是以給領導人出書為特色外，其他為高級領導干部出書的出版社都顯得格外低調。

現任黑龍江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原黑龍江省委書記吉炳軒有多本文學作品，先后在中華書局和三聯出版社出版。中華書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表示，他們沒有將吉炳軒當作官員看待，只當作普通作者，認為他文筆好，作品有思想，與中華書局品牌契合，才出版他的著作。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市場部劉渝也表示：“我們很多作者有政治職務，但是，首先他是一個作者。”盡管目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為不少領導干部出了書，但是從宣傳來說，并沒有形成一條專門的產品線。

主抓政治讀物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政治與公共管理分社社長郭曉明拒絕接受一切媒體采訪。他表示，之所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能給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出書，是因為工作作風好、信用好，用心為他們服務。

新華出版社總編輯室則表示，沒有作者的同意，該出版社不會透露與出版相關的任何信息。人民文學出版社則稱，他們更注重作品的文學價值，不會特別為領導干部出書。

盡管這些帶有文人氣質的出版社都愿意突出書籍本身而模糊作者的領導干部身份，但是卻無法掩蓋這些作者出書對于出版行業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