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諭 吳娓婷 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大多出生于1990-1991年之間，這意味著，“90后”登場了。迎接他們的是“史上最難畢業季”——699萬名普通高校畢業生，創大學畢業生人數之最。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速趨緩，企業招聘意愿低迷。

教育數據咨詢公司麥可思日前發布的《2013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稱，2013屆高校畢業生總體簽約進程與上屆相比明顯下滑。

這些“90后”畢業生仍在觀望、等待。父母輩的要求、師兄師姐的切身體會，讓他們很早就知道需要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數據和相關調查顯示，目前讓大學生滿意的工作多是公務員或者國企中的職位。

然而，這些工作的獲得相較于民企、外企崗位，可能更依賴于權力及關系。

這是一個階層流動日益固化的社會，“個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達到理想的工作和生活的狀態，困難比較大。大多數人覺得沒什么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

四年前，年輕人擠過高考獨木橋走進大學校門。四年后，面對這樣一種有落差的社會現實，他們何去何從？

畢業這道坎

對從四川南充農村遠赴北京讀書的陳鳴來說，畢業是道坎，關乎留北京還是回老家。偏偏今年夏季，競爭尤其激烈，有699萬高校畢業生告別校園走向社會，創紀錄的數字成就了“史上最困難就業季”。“父母當時機遇不好，就等著我自己去改變。”1991年出生的陳鳴告訴自己。但這種改變并不順暢。保研和考研相繼失敗后，中國農業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的他又被萬學教育和京東商城拒絕。

全球人力資源咨詢機構美世咨詢的調查顯示，雖然畢業生較2012年增加了19萬人，但企業的招聘意愿卻未見增長。45%的企業今年沒有校園招聘計劃，在有計劃的企業中又有近七成公司計劃招聘人數較去年不變或縮減。

公務員招考規模確實在擴大，從2011年度的9763個職位、2012年度的10486個，增加到今年12927個。同時增加的是參考人數，2011年度突破90萬人，隨后數字仍逐年攀升，至2013年度，有111.7萬人參加公務員考試。

同樣就讀于北京的高校，家境更好的趙旗無法體會陳鳴的壓力，他父親是東北某市官員。這個夏天，趙旗計劃到美國旅游一個月，由于工作不好找，他決定畢業后自費到香港讀一年研究生。

正在陳鳴焦慮的時候，他的一名同班同學借助其局長父親的關系，進入江蘇老家的中國建設銀行。而陳鳴遠在農村老家的父親，顯然無法提供類似的幫助。“沒什么可羨慕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對于同學有個官爸爸，陳鳴說。陳鳴求職時盡量選擇那些需要真才實學、不需要動用裙帶關系的工作，比如銷售。陳鳴掂量，這類常年背負業績壓力的苦差事，就算別人有關系，也看不上。

最終，央企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北新建材股份公司看上了他。每年給陳鳴大概4萬薪資（扣除五險一金），銷售和提成另算，并提供住宿。“公司可能會解決北京戶口。”陳鳴對薪資待遇挺滿意，并對公司勾畫的晉升機制充滿期待。

關系是能力？

就在百萬應屆生搶“飯碗”之際，在一家國有銀行廣州支行工作的蘇帆，連續四年被安排了一些特殊的“實習生”跟著她學習。“有湘潭某公安局局長的女兒，有珠海某機關領導的兒子，”蘇帆笑言：“我可不敢安排他們加班，做錯了事我都不敢多說什么。”

蘇帆分析，“90后”的父輩是“60后”。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們趕上了很多好機會：恢復高考、改革開放。把握到機會的，如今正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意味著混得好的‘60后’有能力給后代提供更多機遇，”蘇帆說，“反過來說，混得不好的‘60后’，他們的后代可能更難跟別人競爭。”

蘇帆2007年通過公開招聘進入該單位，她留意到，后來很少有公開招聘的機會。而大學生的就業意向，越來越朝“體制內”回歸。中華英才網的數據顯示，一年多以前，50家大學生滿意的就業單位中，21家是外企。今年，大學生滿意的企業里，外企數目下降到3家，其余多數是國企。

對于父母是官員的年輕人，人們一般稱他們為“官二代”。聽到這個稱呼，趙旗說：“不至于吧，”他停頓一下后又說：“我父母還不是部級干部呢。”

不過，趙旗坦承：“父母通過他們的努力，為我爭取到更廣闊的空間，搭建了更通暢的道路。”

趙旗也是國企偏好者。他已經打算好，從香港讀書回來后會讓父母幫忙安排進一家國企。因為國企除了比拼能力，更講求人脈資源。“比起外企那些純靠能力的地方，我更有優勢。”

在趙旗看來，過去讀書階段是憑借個人努力，但是到了社會上，“關系比一切重要”。他認為父母幫忙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有這樣的資源，為什么不利用呢？資源也是一個人的能力體現。”趙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否定“關系也是能力”的說法。他說：“裙帶關系不能算是個人能力。國外的年輕人是不愿意這樣的，家里再有錢，也不想靠家里。”

“裙帶關系是社會不公。”唐鈞強調說。

但是“關系”確實在起作用。中國社科院2004年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就顯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清華大學2012年發布的一項調查成果表明，“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于兩年教育的回報。研究數據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于2010年5-6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官二代”父母中有大專及以上文憑的比例比非“官二代”父母高6倍，平均收入高1倍。此外，父母的收入對子女工資水平影響最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首份工資水平就增加3%，而戶口性質、學歷等因素則基本沒有影響。但控制了這些變量后，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仍高達12%。

回到體制內

沒有“關系”但仍然想擠進體制內，每年都有不少應屆生像陳鳴一樣，選擇從苦累的崗位做起，甚至忍受“編制外”待遇。

剛畢業的陳鳴不知道，比他大四屆的四川老鄉周博宇曾在中石油下屬單位工作兩年始終無法轉成正式員工，憤而辭職并寫下幾萬字小說批判體制內人浮于事、裙帶叢生的現象。小說在其同學圈子內部流傳。不過，周博宇最后還是托家人找關系，進入老家的區政府工作。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國有經濟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資源程度越高的社會里，貧富差距越大、社會不公越嚴重，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就越要靠權力、關系配置資源。

政治學專業畢業的周博宇對陳志武這段話印象深刻。“這就是我們掙扎痛苦的原因，”周博宇說，“不走關系進入體制，生活很糟糕。進了體制內，又發現彼此價值觀沖突很嚴重。”

近年來的經濟形勢更加速了大學生往體制內走。唐鈞說：“上世紀90年代時，尤其是在廣州，下海做生意是更好的選擇?，F在大家也看出經濟不景氣，企業的優勢逐漸變小，工資不會比公務員高多少，工作還不穩定。”

“80后”的汪秋說她在大學時心底里瞧不起那些考公務員的人。從小立志當一名律師的她，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畢業后，好不容易從一個百貨企業法務崗位轉入福建第一大律師事務所當助理。然而，助理崗位的加班強度和低廉的薪資最終磨掉了汪秋的志氣。她在兩年后決心考公務員。一次同學聚會，她調侃說沒想到自己還是走到了這一步，竟然引起多數人的共鳴。汪秋的同學陳晨寧愿到位于四川宜賓山里的某監獄當公務員，也不愿意在成都一家私企上班。

麥可思研究院發布《2013就業藍皮書》稱，2009屆大學生畢業三年后就業滿意度最高的用人單位類型是“政府機構／科研事業”。“如果說‘80后’是暮氣沉沉，那部分‘90后’的選擇更與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生于1984年的方曉雅評價道。不過她隨后想起，自己當年也想留在高校當老師，因為福利好得多，只是苦于關系沒有舍友的硬。她只好笑笑說：“好吧，畢竟現在生活更艱難，房價更高了。”

方曉雅如今在廣州一家民營教育機構負責人力資源工作，最近她跑了多個城市招聘，僅收到幾份簡歷。一開始她還不理解：“廣州不應該是很多人向往的沿海城市嗎？”直到后來，幾位學生家長給她打電話問，廣州房價高不高，公司能不能幫員工買房，她才醒悟過來，原來房子的重要性超過了工作本身。

闖蕩者

“當官的收入或許來得更快，但是跟我的性格和做人的方式不適應。”王鴻廷說。

他畢業于華南理工大學建筑系，拒絕了一家央企，選擇了一家民營地產商。后者的老板對他頗為重視。該地產企業的管理培訓生計劃執行多年，晉升和發展空間備受好評。2011年畢業的一名“80后”研究生目前在這家公司已是經理級別，王鴻廷將其視為職場榜樣。

王鴻廷想追趕上像趙旗這樣的“官二代”，從豐富自己的生活開始，他找到了騎行這個愛好。“你要找到一種說話方式去接近不同的人。”王鴻廷說。在騎行的路上，他經常琢磨著與人打交道的技巧。他也時不時給從事媒體行業的表哥當“義工”，以求見識知名企業家的機會。

王鴻廷說，雖然他尚未受到潛規則的傷害，但他十分清楚，潛規則無處不在。“當它觸犯到我的利益時再說。”不過他坦言，未來一定程度上會加入潛規則的行列。

北京郵電大學大三學生李怡杰，父親是山東東營市某油田員工，該油田對職工子女的就業有特殊照顧。李怡杰的許多同學，從十來歲開始就想著考石油大學，畢業后能分配到很好的崗位。

李怡杰的父母當年也希望她就讀中國石油大學，但她拒絕了。

“我不想回去，我想出來闖蕩。”李怡杰在高考時為自己選擇了北郵的信息工程專業。往屆的師兄師姐畢業后都去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或中國聯通。李怡杰卻再次不走尋常路。她愛上了互聯網創業，和幾個同學一起搞了個小網站，竟然還被北京某電商收購了?，F在她一邊上學，一邊在另一家剛剛開始創業的公司做產品。

“父母現在挺支持我的，覺得我很勇敢。”李怡杰打算畢業后留在北京，畢竟北京的互聯網創業氛圍較好。以她的資歷，去百度等知名互聯網企業并非難事，她卻更鐘情于創業。“在創業公司什么都能做，逼著你學這個，學那個。一個人能飛速成長。我喜歡這樣的狀態。”

有類似想法的還有她的同事王東。北郵應屆生王東放棄了百度年薪20萬的工作，來到了李怡杰所在的公司。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百度他只能當一個螺絲釘，而在初創公司他能夠創造足以影響公司發展的重要技術。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鳴、蘇帆、趙旗、王鴻廷、汪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