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Nations　Fail

                                         作者: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出版社: Crown Business
                                                                 出版年: 2012年3月

by張倩燁

2000年1月，津巴布韋的哈拉雷市（Harare）正在舉行國營樂透彩票的抽獎儀式。這一期彩票的中獎金額為十萬元津巴布韋幣，是當時該國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主持人抽出彩票后呆住了——他看到的中獎人名字，是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

這是我看完《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后，記憶最深刻的一個小故事。我對津巴布韋僅有的一點概念來自于三件互相有點關系的事情：一是我的家里收藏了一張津巴布韋幣，鈔票上面的“0”數得我眼花；二是今年年初看過的一則新聞，該國財政部沮喪地向世界宣告，在一月份支付完公務員薪水后，津巴布韋的公共賬戶上，只剩217美元；三是該國的總統人選，自從我出生后，就沒聽說過有穆加貝之外的人當選過津巴布韋總統。

這樣一個國家，在和平基金會與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去年評出的“失敗國家”指數列表中，名列第五。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書中探討的主要問題，正如此書的副標題：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這是一本并不枯燥的書，兩位作者汪洋恣意，從新石器時代到如今，從非洲到北美，引用無數生動的案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國家之間為何會有富裕與貧窮之別、為何當今世界的發展會如此不均衡，關鍵區別就在于“制度、制度、制度”。

作者提出，那些繁榮、成功的國家之所以成功，因為采取了“廣納型”（inclusive）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廣納型政治制度，歸結起來可表述為，在政治權力集中的前提下，以法治等手段確保社會秩序，同時提供民眾參與政治的機會，使得權力可以互相制衡，民主制度基本符合廣納型政治制度的特征；而廣納型的經濟制度則存在可以激勵科技創新的動因，形成競爭市場，保證民眾基本財產權。

與之相對的是失敗國家，作者認為，敗因在于這些國家采用“榨取型”（extractive）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榨取型制度的突出特點是壟斷，參與政治的機會壟斷在少數精英手中，而這些精英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制造壟斷的經濟制度，被排除在外的社會成員缺少動因進行科技創新，如此一來就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力，并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固化，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此書從北美說起，最后一章的落點關照了中國的現實。作者認為，盡管中國保持了高速的增長，但本質上仍然不屬于廣納型的制度。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僅憑自己的能力，創造出一個可以與愈發兇猛的國企對抗的私營企業，你能想象出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嗎？如今的中國，經濟領域已大大開放，是否有轉向廣納型經濟制度的機會呢？作者用當年被稱為中國經濟沙皇的陳云的理論給出了回答：中國的經濟是鳥，黨的控制是籠子，籠子必須加大，好讓鳥兒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萬得鎖住不能放，免得鳥飛了。

不能貿然轉型，也不能拒絕轉型

其實書中的許多觀點，對中國讀者來說并不新鮮。例如，作者認為由榨取式制度轉向廣納式制度，需要有些前提條件，論述這些條件的過程，聽起來很像上世紀末在中國流行起來的“告別革命”。

書中以英國“光榮革命”為例，分析轉型的關鍵：“光榮革命并不是由一個精英階層推翻另一個精英階層，而是士紳名流、商人及實業家，加上輝格黨人及托利黨人的團隊，組成一個廣大的聯盟，對專制政權所發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現就是此一革命的結果。法治則是此一過程中出現的副產物。”

從英美等國的歷史經驗中，作者歸納出廣納制度的兩個基礎：一是權力是受到制衡的，二是政治權力的分配是多元的。書中借用了“寡頭鐵律”的概念來強調，在缺乏廣納式政治制度存在基礎的前提下進行革命的危險。作者此次選取的案例是推翻了所羅門王朝統治后的埃塞俄比亞。“革命之初，舊朝舊風我們全都棄如敝履，不開車，不穿西裝，領帶視同罪惡，任何讓人看起來體面或小資產階級的，任何跟奢華或精致沾上邊的，全都被打成舊秩序。后來，到了一九七八年，一切都變了。物質享受逐漸被接受……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這是當時埃塞俄比亞一位部長在回憶錄中寫到的狀況，而那位領導他們推翻舊政治的門格斯圖，在他的筆下也成為了一位新的獨裁者：“他搬進了孟尼里克皇宮的辦公室，又寬大又豪華……開始使用皇帝的座駕……我們原來要的是一場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當起皇帝來了。”

聽上去，這很像是一種維穩思路：在沒有做好準備之前，不能貿然轉型到廣納型的政治體治，否則，埃塞俄比亞是現成的榜樣。

如果歷史只選取這一個切片考察，這個結論或許可以借用。但作者從這一片切片的脈象中看到了過去與未來：埃塞俄比亞的革命之所以失敗，導致制度的又一次自我復制，是因為在革命之前缺乏多元化的政治。

何為多元化的政治？并不簡單指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安排，而包括了更廣義的民間社會參與，例如自由結成民間團體與利益共同體，并可以運用該共同體順暢表達利益訴求。如此看來，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提倡的多種形式的公民訓練、民間參與、社團活動，其實是在為避免大規模的革命與革命后自我復制的悲劇做準備，與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也是“光榮”的使命。

文化與制度的交互

此書的新穎之處或許在于，它用真實的國家案例以對比的方式集中批駁了地理假說、文化假說與領袖個人意志對國家發展起關鍵作用，提出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

但作者在書中講到關于中國的文化與制度部分時，有些論述似可商榷。例如，書中寫到：“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系盡管有很多缺點，卻是過去三十年成長最迅速的國家。中國在毛澤東死前的貧窮與中國文化沒有關系。”

中國為何會在1949年到1978年經歷貧困？作者在書中把貧困的原因歸結為領導人對政治和經濟的管理方式，但這就與他們否定的領袖因素相悖了。

歷史的錯誤果真與文化無關嗎？自孔子的儒家文化開始，民眾對圣賢的仰望，貫穿了中國從奴隸社會末期、經封建時代到民國，再到“文革”。嚴酷的政治制度當然會影響國家的發展，但也同時在滲透、輻射進每一個國民的思想與文化血液中。制度的約束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長此以往會形成新的文化。同時，在擁有集體宗教信仰的國家，以宗教為表達形式的文化也影響著國家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做輔證。

一個無奈的事實

我也不完全同意兩位作者在書中把“失敗國家”的敗因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與公共服務缺失等方面。如果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出發，這樣的界定當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就像中國也在思考如何告別GDP主義至上一樣，對一個國家成敗與否的評價方式，應該多元化。如果從民權角度考慮，可以以民眾生活的幸福感來衡量，即GHP。

作者考察某個國家的成敗，心里有一個參照系——美國。在書中第一章，兩位作者就從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的小城諾加雷斯入手，探究為何同一座城市，只因一條國境線，就造成鮮明的貧富對比。其后，書中從五月花號時代開始，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斷斷續續地介紹了美國廣納型政治制度的建立過程，以及與之相伴的廣納型經濟制度的發展。整本書讀完，好像他們就是一副好為人師的樣子。

這樣的講述方式，讓我看得心生醋意，感覺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傷害與刺激?？吹贸鲎髡邔γ绹兄缆放c制度層面的無比自信。我并不完全贊同把國家的“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簡單歸納為制度差別的想法，但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論據來反駁這兩位學者。我想起2010年看到過的奧巴馬的一句話。當時，有人問他，什么是美國夢，你有美國夢嗎？這位美國總統巧妙而自信地回答：我相信，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想與美國換換位置。

這就是奧巴馬的美國夢吧。一個無奈的事實是，盡管以民主與憲政等內容為精髓的廣納型政治制度未必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若果真如奧巴馬所說，我們看到的最令人羨慕的國家，不是津巴布韋，而是美國，那為什么不從民間社會著手，做好轉型的準備呢？

“我已見過未來，它行得通。”這是近一百年前，美國記者斯蒂芬斯與列寧會面后，對當時的蘇維埃政權的評價，他認為，列寧的那一套是可以補充美國的不足的制度?？上У氖?，他為之傾心的蘇維埃，并未看到21世紀的黎明。

然而未來或許是可以預見的?；氐浇虬筒柬f。讀完此書后，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一個悲觀的預言。去年8月，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了津巴布韋工商部長韋爾什曼·恩庫貝抱怨該國88歲高齡的總統穆加貝已經成為“國家的負擔”的消息，這位部長認為：“我們需要強悍有力、精力充沛的新鮮面孔出任新總統，這樣我們就不用時時刻刻關注我們的國家領袖是不是又睡著了。”

令我擔憂的是，這則“總統打盹”的新聞中提到，除了這位勇敢的部長外，其他高官對穆加貝打盹基本保持沉默。這種沉默應該是國內政治氣氛作用的結果。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特別強調了言論自由在廣納型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批評的自由，總統獨攬一切資源，即便有朝一日決意轉型，恐怕也只不過是目前榨取式制度的自我復制，難免重蹈埃塞俄比亞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