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
一
1930年代，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派知識分子群，圍繞著民主與獨裁展開了一場論戰。那時，獨裁成為潮流，不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還是蘇聯的斯大林，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統治都是或左或右的極權體制，而當時的中國，恰恰又面臨著被日本侵略的危險，因此，以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為首的自由主義的信徒，開始熱衷新式獨裁。面對這種情形，胡適、張佛泉則表示堅決反對，力言中國應該走民主憲政的道路。八十多年過去了，回首重新審視這場論戰，我們不能不欽佩胡適等人的睿智與遠見。
或許是由于“民主與獨裁”的論戰太有名了，這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派知識分子群在經濟制度上的分歧。
1930年代，由于蘇聯五年計劃中所宣傳的經濟成就，也由于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導致的經濟大蕭條與大倒退，這一正一反的例子使不少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迷戀計劃經濟。
與此同時，在外部環境上，當時的中國又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不少人看來，有必要將國家的一切經濟資源全部收回國有，進而奠定對日作戰的經濟基礎。
在“獨立評論派”知識分子群中，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太多了，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翁文灝、丁文江、吳景超等。在這些一致主張計劃經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胡適的態度顯得有些曖昧，他之前似乎表示過贊同，后來又表示過警惕。
胡適曾在《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明確表示：
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 “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葷姆椒ㄖ挥袃蓷l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
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胡適主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與控制。在胡適看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最終導致了貧富分化，由此導致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當時的胡適有主張計劃經濟的傾向。
這段文字是一篇胡適在1926年發表的演講。如果從這篇演講的內容來看，在對計劃經濟的態度上，胡適跟丁文江、翁文灝、錢昌照等人的經濟主張是一致的，他們都是計劃經濟的信徒。
然而，到了1930年代的《獨立評論》時代，胡適對經濟的態度似乎又有了變化。
1934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建設與有為》。在文中他寫道：
我不反對有為，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為；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民的建設。盲目的建設不如無為的休息。
在這里，胡適似乎對政府過多的干預經濟又表示了反對，在胡適看來，政府大規模的介入經濟建設不僅無利，而且有弊。
二
胡適反對政府介入市場的理念，來源于他的“無為”的哲學。
1932年，當胡適第一次見蔣介石的時候，就曾送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而在《淮南王書》里，胡適所闡發的就是“無為”的哲學。胡適希望蔣介石不要管的太細，希望國民政府的手不要伸的太長，不要通過國家公權來侵害個體私權。與政治上胡適建議國民政府主張“無為”相類似，在經濟上胡適似乎也主張“無為”哲學，從這一哲學出發，胡適似乎又反對計劃經濟。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開始，《獨立評論》?？?。胡適臨危受命，出任駐美大使，而他《獨立評論》的朋友則大多留在國內從政。在這一時期，胡適的這些朋友，以翁文灝、吳景超、張慰慈、錢昌照、王征為代表，組建了資源委員會這一機構。對這一機構，蔣介石非常重視，親自擔任資源委員會的主席。由于對計劃經濟的迷戀，資源委員會組建了一系列大規模國有企業，并且以抗日救國的名義，大規模鯨吞民營經濟，形成了一股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的潮流。
對資源委員會的這些舉措，胡適在抗戰后期表達了自己的異見。1945年2月3日，在給資源委員會成員王征的信中，胡適寫到：
關于我們曾討論的一個問題，我近來也偶然想想，我還是感覺今日國內的朋友們太注重大規模的建設計劃了。套一句老話： “為政不在多計劃，在力行如何耳?！边@一句兩千年的老話，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實性。大亂之后，應該多注重與民休息。政治的綱紀不可不立，經濟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綱領不可不完成。然而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話源出于主張自然無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 “不漏”二字，而忘了 “恢恢”二字，和 “疏”的一字。疏是不細密，恢恢是大而寬。 “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發展其自身的能力，從各方面謀生存，謀樹立，謀發展。我曾聽我家鄉老輩說他們的祖上在太平天國亂后的恢復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復能力。所慮者 “天網”或太密耳。
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反對計劃經濟的理由。胡適之所以反對計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他對無為哲學的發揮。胡適有一種觀念，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作為的政府，這種不作為，指的是政府不干擾民間的經濟活動，把原本屬于社會的領域還給社會，進而建立一種“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與此同時，胡適還以中國的歷史經驗加以佐證。西漢時期，面對民生凋敝的困境，漢初的文帝與景帝采取休養生息之政策，盡量少干預農民的經濟活動，這才有了漢朝帝國的百年興盛。與此相印證的還有胡適家鄉績溪在面臨天平天國大亂之后經濟恢復的情形，這兩個歷史事件都印證了“無為”哲學在天下大亂之后恢復經濟秩序方面的作用。
胡適對“無為”哲學的發揮，使他的經濟思想頗類似于哈耶克的經濟主張。
在此之前的1944年，哈耶克發表了名噪一時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遠遜色于市場本身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用政府來控制經濟最終會導致經濟的衰退，而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時，當肚皮都被國家控制時，思想自由所賴以生存的經濟自由就都不存在了，這樣最終的結果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面對胡適信中對計劃經濟的質疑，王征則堅定不移的擁護計劃經濟。在回復胡適的信中，王征寫道：
至于老兄的方案， “無為”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話，我想了好久，到現在還不敢茍同?！舜螒鸷?，計劃經濟成為世界不可移易之方針，一則由于蘇俄之戰績，一則美國戰時計劃之成功與羅氏戰前NewDeal（新政）之成績，使我們反 （返）歸 “無為”與傳統的農業自由經濟，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經濟勢力不容許的。
給胡適寫這封信的王征是胡適的老朋友，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任美國新銀行團秘書，并同胡適一起組建努力會，編輯《努力周報》。1920年胡適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征集朋友簽名支持，王征是簽名的人之一。
雖然在政治理念上兩人沒有分歧，但通過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到兩人經濟理念上的巨大不同。王征是計劃經濟的擁護者，而他之所以擁護計劃經濟，主要源于他對世界潮流的判斷。在王征看來，不論是當時的蘇俄，還是美國經濟危機后的羅斯福新政，這種計劃經濟的大趨勢是很明顯的，倘使中國不走計劃經濟的路，就會落伍于世界經濟的潮流，世界上的經濟勢力也會反對我們。最后針對胡適的觀點，在這封信的最后，王征還抬出了大學者翁文灝作為自己的后盾，他寫道：
近來重慶來人，以政府原則決定大談其私人經營與政府計劃之不善，不知此多系私人，又善經營，總有點個人利害問題。究竟戰后國民總儲蓄每年最大估計能有多少，是否能擔任國家實業化重任，關于這一點，我們詠霓 （翁文灝）老兄究系學者，比這一班半官半私的人高明多了。你所舉洪楊后恢復，這系閉關時經濟。
胡適與王征爭論的結果是誰也說不服誰。不過我們可以通過這場論爭來看胡適對經濟的思考。胡適從“無為”這一哲學角度出發來反對計劃經濟，這一思想與哈耶克的經濟思想頗有類似之處，或許正是有了在這一方面的思想契合，所以在民國眾多的經濟學家中，胡適對哈耶克的中國學生蔣碩杰就顯得頗為偏愛。蔣碩杰抗戰時期曾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是哈耶克最得意的中國學生之一。為了幫助蔣碩杰從事經濟學研究，哈耶克曾親自為他申請獎學金。
三
1948年，當國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敗以后，胡適向蔣介石和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推薦了清華的吳景超、劉大中和蔣碩杰。推薦這三名學者，胡適是有他的考慮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三名學者在當時（抗戰勝利之后）都是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劉大中曾留學美國，對經濟自由政策情有獨鐘；蔣碩杰是哈耶克的學生，對計劃經濟深惡痛絕；吳景超在抗戰時期雖然是計劃經濟的擁護者，但抗戰勝利之后，則又重申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在吳景超看來，抗戰時期實施計劃經濟，只是特殊時期經濟政策上的權宜之計而已。
胡適將這三個人推薦給蔣介石這件事情，后來蔣碩杰曾有回憶：
胡先生 （胡適）卻借此機會將我們兩人名字也推薦上去了。胡先生此舉是有用意的，原來那晚席間，胡先生就直接向蔣總統陳述經濟問題對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薦吳景超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大中和我三人隨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討穩定金元券的方案?？偨y立表采納，就轉身問翁先生 （翁文灝）意見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贊同。
倘使當時的國民政府充分采納蔣碩杰等人的建議和意見，國民政府的經濟未必沒有起死回生的機會，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吳景超、劉大中、蔣碩杰三人并沒有去成南京。
雖然在蔣介石面前，翁文灝表示采納蔣碩杰等人的經濟政策，但卻似乎不夠積極。對于翁文灝當時的態度，蔣碩杰的感覺是“我也深信他本人（翁文灝）并沒有意思接受我們作顧問”。
翁文灝之所以態度消極，根本原因其實是由于翁文灝與蔣碩杰等人在經濟政策上的主張是南轅北轍的。與蔣碩杰劉大中不同，翁文灝是堅定的計劃經濟的支持者，當吳景超在抗戰時期也主張計劃經濟時，吳景超與翁文灝的經濟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在抗戰時期他們可以一起在資源委員會共事。然而，此時的吳景超已經開始反對計劃經濟，而劉大中蔣碩杰也是計劃經濟的反對者。計劃經濟的支持者與市場經濟的支持者，說到底，是很難在一起共事的。吳景超清楚的看到這一點，所以吳景超就以“翁文灝有少爺脾氣很難在一起相處”為由拒絕了去南京的機會。
四
1949朝代鼎革之際，知識分子面臨去留之間的抉擇。而那些主張計劃經濟的知識分子與反對計劃經濟的知識分子在人生抉擇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那些抗戰時期主張計劃經濟的知識分子，如吳景超、錢昌照、張慰慈都選擇留在了大陸，而那些反對計劃經濟的學者，如周德偉、胡適、劉大中、蔣碩杰等則都選擇了國民黨。最堪回味的則是主張計劃經濟的翁文灝，他本已離開大陸，而且他還是新政府名單上的戰犯，卻也在1951年又回到了大陸，回到大陸之后，翁文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向吳景超學習如何寫好檢討。留在大陸的學者，由于缺少外部思想資源的刺激，許多人終生都沒有從計劃經濟的思想窠臼中擺脫出來。
而1950年代到了臺灣的知識分子，他們以《自由中國》為輿論陣地，開始系統的闡釋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這方面的關鍵人物則是哈耶克的第一個中國學生周德偉。
周德偉做了兩件事，對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轉為擁護市場經濟極為關鍵。第一件事是周德偉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交給殷海光翻譯，并在《自由中國》連載。這引起了胡適的注意，在給雷震的信中，胡適寫道：
殷海光連譯海耶克的書，在《自由中國》發表，不知有何反響？此是自由主義的現代名著，以其最不合時宜，故是對癥最良之藥。但恐陳義過高，今之從政者未必肯細心去研讀耳。
周德偉所做的第二件事則是給胡適寫信，從經濟學角度闡釋了計劃經濟的危害性。在給胡適的信中，周德偉寫道：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于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于私有企業 （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于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系的?！?/p>
針對有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輕視私有財產的主張，周德偉寫信給胡適，信中寫道：“私有財產，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沒有財產，生產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給政府控制了，將無任何自由可言?！?/p>
如果說以前胡適反對計劃經濟源于他對“無為哲學”的發揮，那么，周德偉給胡適的信則一定程度上使他從經濟學角度上認識到計劃經濟的危險。
1954年3月5日，在臺北《自由中國》雜志社歡迎茶會上的演講詞中（后整理為《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胡適引用了周德偉的這封信，并對自己27年前在《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的錯誤主張表示懺悔，他倡議大家應該想想，“是不是一切經濟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們計劃？還是靠我們老百姓人人自己勤儉起家？”他還說：
我希望政府的領袖，甚至于主持我們國營事業、公營事業的領袖，聽了這些話，翻一翻 《自由中國》、《中國經濟》、 《中國文摘》等，也不要生氣，應該自己反省反省，考慮考慮，是不是這些人的話，像我胡適之當眾懺悔的話值得大家仔細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演講結尾，他再次重申：
我們還是應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只手、一個頭腦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
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翻譯《到奴役之路》和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為標志，中國在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逐漸走出了對計劃經濟的迷戀。
五
在《獨立評論》時代，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對計劃經濟情有獨鐘，而到了《自由中國》時代，情況則發生了逆轉，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如殷海光、周德偉、夏道平、戴杜衡、高叔康等，都成了市場經濟的宣傳者與捍衛者。而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的信仰與闡釋，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后來臺灣的經濟轉型。
1958年，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大力推薦蔣碩杰。蔣碩杰最終順利被選為院士，時年40歲，是當時中央研究院最年輕的院士。兩年后，蔣碩杰的好朋友劉大中也順利當選院士。
與此同時，當時的臺灣面臨著經濟如何轉型的問題。與1948年翁文灝內閣不同，這一次臺灣的“國民政府”全盤采納了劉大中蔣碩杰的經濟主張，他們兩人最終成為臺灣經濟轉型的決策顧問。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是陳誠，陳誠重用以尹仲容為首的“經建派”，尹仲容采取的經濟政策大多就是劉大中、蔣碩杰設計的。臺灣的稅制改革是劉大中設計的，而當時經濟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重點扶持民營經濟。
與抗戰時期大規模的國進民退不同，此時的政策則是民進國退。當時對美援的使用就典型的體現了這一點。對于當時的美援，當時的政策是，所有的美援必須全部用于資助民營經濟，政府的國營企業不得利用一絲一毫。通過這種措施，民營經濟大為發展，進而使臺灣的經濟體制逐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進而為臺灣經濟的騰飛奠定了經濟基礎。
從《獨立評論》時代胡適對計劃經濟的警惕，到《自由中國》時代胡適對市場經濟的頌揚，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的遠見卓識。而胡適對劉大中蔣碩杰的大力推薦，則從另一方面看出了胡適對市場經濟的青睞，也從側面證明了胡適識人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