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

1859年夏，瑞士商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意大利小城蘇法利諾(Solferino)目睹了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的一場惡戰。戰況之慘烈，尤其是雙方傷亡軍人得不到救護的殘酷場景使他深受震驚，于是他組織人員平等救護雙方受傷軍人，并購買所需物資，設立了臨時戰地醫院。

此后，杜南一直為成立一個不考慮是沖突的哪一方，傷員都按“全部是兄弟姐妹”的原則予以救助的國際組織而努力。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863年10月，有16個國家參加的首倡創立紅十字會的國際會議終于在日內瓦召開。1864年8月，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成立。瑞士、法國、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12國在日內瓦簽訂《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公約規定了軍隊醫院和醫務人員的中立地位和傷病軍人不論國籍應受到接待和照顧等原則。

十年后，1874年的春季，西方人在上海辦的《字林西報》、《申報》就有文章介紹并稱贊在戰爭中“不分彼此，兩造所有受傷者，均令設法調治”的紅十字精神，并希望中國也能夠效仿。大約在19世紀70、80年代，英國醫生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在臺灣開辦新式醫院，除日常診療外，還專門為中國培養戰時紅十字醫療救護人員。紅十字的影響，漸有擴大，但使紅十字會影響大增且中國人參加紅十字會活動的還是甲午戰爭。

1894年12月，甲午戰爭爆發不久，在東北遼陽地區傳教的西方傳教士與外國兵船一道，在營口設立了一所紅十字會醫院。隨著戰爭的擴大，中國傷病員迅速增多，營口紅十字會醫院從一所迅速增加到四所。1895年1月，西方傳教士又在山東煙臺成立了一所紅十字會醫院。值得注意的是，這所醫院的成立得到了清政府地方官提供的必要的資金和物資支持。幾乎與此同時，外國人還在天津設立了紅十字會醫院，接治大量從遼東前線轉來的傷病員。由于醫療力量嚴重不足，住在上海的西方人還組建了紅十字會醫療隊，乘輪船前往東北。

由于時間長、傷病員多，這些醫院很快就面臨斷炊之虞。這時，駐上海的一些國家領事、傳教士和商人組成了一個專門募集資金的“紅十字會”，由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牽頭，向各方募捐。對中國而言，這次募捐意義非同小可，因為不僅外國人熱心捐款，而且中國紳商和中國官員也積極參加。上海的幾個由中國紳商領導的、中國傳統的慈善義賑組織首次參與了這次外國人的勸募活動，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上海絲織業領袖、長期擔任上海絲業會館總董的施善昌。他在《申報》刊文勸募：“倭奴犯順，薄海同仇。從軍士卒，忠義奮發。北洋一帶，戰陣受傷兵勇，蒙泰西樂善之士，于營口、煙臺等處設局醫治。更得教士慕維廉先生集募經費，源源接濟。某等食毛踐土，尤屬義不容辭。敬告遠近忠義仁人，推同袍敵愾之心，念兵兇戰危之苦，仁囊慨解，以助刀圭。多多益善，造福無量。倘蒙惠助，祈交上海六馬路仁濟善堂經收匯解，即行制付收照，并刊登申、滬、新各報，以昭大信。”除在報刊積極宣傳紅十字精神，他同時利用自己所領導的仁濟善堂、絲業會館籌賑公所積極開展勸募活動。

為籌措資金，英國駐滬總領事還直接致函上海地方官員，請其代為設法。上海地方官立即電稟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英領事函，紅十字會在牛莊設醫院，自備資斧，治傷軍至六百余名。近更概行送療，用費已至萬余兩，出自西商。在滬西國官紳捐銀五千余兩。今接信催助，請詳上憲寬籌接濟，并遣翻譯面商。事關善舉，又系醫治華軍，除有道酌籌外，可否求飭司局酌撥閑款，匯滬并給，出自恩施。”得報后，兩江總督捐銀1萬兩，江蘇巡撫捐銀2000兩。

還須一提的是，1877年成立的日本“赤十字社”秉持平等救護雙方受傷軍人的紅十字會精神，在甲午戰爭中不僅搶救日本軍人，也同樣救治中國軍人。他們的行為雖讓中國人驚訝、不解、好奇甚至不乏懷疑、抵制，但畢竟使人們對紅十字會精神有了進一步了解。

所籌善款在上海道署匯總后轉交英國駐領事館，再經匯豐銀行解往各紅十字會醫院。

甲午戰爭期間，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紅十字會醫院、成立紅十字會機構，中國民間與官方積極參與其活動。中外、官民間的良性互動，為紅十字運動在中國打下基礎，使中國的紅十字會呼之欲出，意義重大。

1899年，由上海士紳汪炳等人設立的中國施醫局是中國傳統的慈善組織，但其章程稱：“同人酌照紅十字會章程辦理，有事施于軍士，無事施于貧民。”“內科以華醫為善，外科以西醫為能。如有軍士受創、機匠軋傷，以及一切割治等癥，必須參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請西醫相助為理。”此章程表明，中國傳統善堂也開始受到紅十字會的影響。有趣的是，“章程”對為何延請西醫還做出專門解釋，說明為何“不得不”，可見當時社會上對西醫尚有相當程度的反感和抵觸。

1900年夏，清廷向“萬國”宣戰，八國聯軍進犯中國，華北陷入戰亂。東南各省因“互保”維持和平局面，但東南紳商卻深切關懷戰亂中的同胞，自發在上海先后成立了救濟善會、濟急善局，請上海地方當局照會各國領事，聲明此系東南民間仿外國紅十字會籌辦的慈善組織。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各國領事會議允許由德總領事發給護照，使善會中人可到前線救護。在他們的請求下，李鴻章、袁世凱、盛宣懷等官員皆表支持。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發動、主持的帶有紅十字會色彩的捐款、救護活動；而且，這次是在全國范圍展開，而傳統民間慈善組織的活動都是地方性的。此時，距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只一步之遙。

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爆發。日俄兩國爭戰，戰場卻是中國東北，東北同胞深受戰禍之害。這場戰爭于1904年2月8日爆發，3月3日，以早年在西方留學、專攻政法的沈敦和為首的上海紳商，就在英租界發起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力圖救濟東三省同胞。但是，由于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一未得到中國政府承認，二未得到國際紅十字會承認，所以并不能享有紅十字會的權利，進入戰區有諸多困難。

沈敦和等紳商救護心切，便與影響甚大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商議此事。他們認為如果先成立紅十字會，再經國際紅十字會承認的程序，會耽誤寶貴的時間，于是決定盡快成立具有國際性的紅十字會，以便立即進入戰區。東三省一直有不少各國傳教士，有些已在戰區從事救護工作，沈敦和請李提摩太與他們聯絡。這些傳教士也十分盼望中國方面能以紅十字會的形式盡快趕往，參加救護。最后，他們決定中國與西方各國合作成立紅十字會，先獲得國際認可，以向日、俄施壓，可以立即進入戰區。

李提摩太不僅在傳教士中威望甚高，與中國紳商關系稔熟，而且與西方各國駐華外交官、與清政府都有密切關系。正是在他的積極奔走、四處活動、串聯溝通下，1904年3月10日，中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五國代表在上海英工部局開會，討論并通過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的決議，還通過了由五國代表組成的董事會人選，并組成了執行機構辦事董事。在46名董事中，華人董事僅占11位；8名辦事董事中，華董僅有3位。會議使用的正式語言是英文而不是中文，決議由通曉中英兩種文字的李提摩太譯為中文。

3月17日，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辦事總董第一次會議正式將該會定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全國性與國際性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特點，是中國紅十字會正式成立的重要標志。附提一下，沈敦和還奏請成立一所隸屬于紅十字會的醫院，在1907年得到清政府的批準，他立即花以白銀53.6萬余兩在上海購地14畝多，動工建造，于1910年建成開業。作為“紅十字會”醫院，當時“診病給藥只收號金”，甚至“貧者則免”。這所醫院，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華山醫院。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日俄戰爭爆發之初，清政府就宣布“中立”，因怕日、俄兩國指其違背“中立”而未公開參與組織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但在上海辦理外交事務的高官呂海寰、盛宣懷、吳重熹等實際參與了其事。3月下旬，他們與沈敦和等紳商聯名向各省將軍、督撫、各海關發出公電，通知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為政府承認之組織，請各地協助其活動。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章程中也明文規定，此會由上海公舉的中西總董就近向中國欽差大臣呂海寰、盛宣懷、吳重熹報告，并且隨時隨事向中國外務部、商部、北洋臣、各省官員報告，“欽遵”中國皇太后、皇上意旨，與中國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駐京大臣商酌維持。5月24日，清廷頒銀10萬兩資助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表明最高層對該會的支持。6月末，清政府命駐英使臣張德彝在瑞士日內瓦按照1864年所訂《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補簽畫押，以政府名義加入國際紅十字協會，成為會員國，取得了正式創辦紅十字的資格。雖然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紅十字協會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承認，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甫一成立就立即進入戰區，兩年內救護大量傷病員，分發物資，救助近50萬難民出境，逃離戰火。

從1874年左右中國開始有紅十字會的零星介紹，到1904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30年來，來自域外的現代普適性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念就這樣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具體脈絡中漸漸演變、生成為一種制度性結果。中國傳統慈善觀念、慈善組織，為現代觀念、組織的植入提供了豐厚的土壤?，F代觀念、組織的引入，從價值層面如對戰爭雙方同等施救，到規則、組織層面如全國性、國際性、董事會制度等，將中國傳統的“慈善”提升到一個新境界，從“傳統”進入“現代”。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在華外國人與中國民間起了決定性作用，外國董事占絕大多數也并未引人不滿，充分顯示出不分畛域的開放性、包容性，充分顯示出民間的巨大力量與意義。清政府也表現甚佳，只要民間提出要求，政府就積極配合。中國紅十字會的初創過程，是中國近代史上為數不多的中國與西方、民間與官方、現代與傳統良性互動結果。

令人遺憾的是，良好的開端并不一定有良好的結局。1907年7月，日俄戰爭結束已經兩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救護使命已經完成、宣告解散后，中國會員在上海開始決定組織“中國紅十字會”，公舉此時在滬的高官盛宣懷為會長。盛宣懷被選為會長后主張將紅十字會改為官辦，由民政部管理。對此，沈敦和等紳商堅決反對，堅持民辦。1910年，清政府正式“派充”盛宣懷為會長，并接受盛宣懷提議，將“中國紅十字會”改名為“大清紅十字會”，官辦之意至為明顯。清政府還決定，紅十字總會所在地應在北京而不是上海。清政府此舉，反映了對民間的不信任，如果可能所有資源都要盡最大程度為國家掌控的政治傳統。

此時，中國紅十字運動實際上分裂為北京、上海兩個中心。“北京”代表國家，堅持一定要由國家辦理；“上海”代表民間，堅持民辦民捐性質。中國紅十字運動的京滬對立，“官”“民”爭斗，直到清亡，仍未停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