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之/文

褲子系于腰間，附于雙腿之上，前遮生殖器官，后掩排泄孔道，不免讓高貴人士視為不雅之物。幾百年前的英國紳士們，在社交場上提到褲子的時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夠描寫 的 東 西 ）、one-must-not-men-tion-'ems（決不可以提及的東西）或unspeakables（別說出來的東西）等委婉語來指代。陳原解釋說：“那時上流人等神經過于敏銳，或者說他們都是假道學之流。一提到褲子，就會想入非非，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為。”如果某些中國人，像魯迅說的那樣，一看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么，這些英國紳士的想象力也不過爾爾，其特異處不過是用想象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脫。

上世紀四十年代，這座大山被中國的現代“愚公”搬走了，“脫褲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黨報，騰于眾口且響徹會場，而且還向縱深發展——先是從“脫褲子”聯系到“割尾巴”，后來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教條與褲子》，社論批評某些領導干部和留蘇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不能觸及自己：“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這里的“褲子”和“脫褲子”都是比喻，“褲子”相當于遮羞布，“脫褲子”是把羞處露出來。羞處指的是教條主義。應該說，胡喬木很有想象力，這個比喻很大膽，很恰當，也很粗俗。

學者說，延安改變了文風，把五四時的現代白話改造成了革命白話。后者的功績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語，毫無阻攔地進入‘高貴’的文學圣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礙和視覺障礙的字句，從此也不被忌諱地使用……過去目為粗下的語言，以‘人民群眾’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證的優勢。”“脫褲子”就是借著這個優勢升堂入室。

“脫褲子”之粗之俗，源于生活。魯迅說，他小時候聽女傭阿長講故事：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墻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學系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系留學三年，回國后一直從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級商業學校校長。王蒙說他小的時候，“父親與母親吵鬧，大打出手，姨媽順手拿起了煤球爐上坐著的一鍋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另一回當三個女人一起向父親沖去的時候，父親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龍堂的土特產：脫下褲子……”

從無知無識的女傭到北大畢業的海歸校長，都如此執迷于脫褲子的威力，可見其文化底蘊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勢必會在藝術中反映出來，也勢必會博得大多數人的欣賞。王若水講過這樣一件事：1949年開國前，解放軍進城后，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那天晚上演的節目里，有一個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于不能再脫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為什么喜歡這種戲呢？”

盡管“脫褲子”只是一種比喻，也免不了讓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對這個詞就頗有腹誹：“那時，把一個干部做檢查也叫做‘脫褲子’。我很不習慣。心想還有女同志在場。啊，女同志做檢查也這么叫嗎？”

王若水的擔心是多余的,那些經過整風的知識女性,　神經元早已鍛煉得如老樹皮一般粗糲,臉皮早已磨蝕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脫褲子”一類的語言對她們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因此，當艾思奇要求剛解放不久的知識分子“脫褲子要徹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時候，她們不但沒有一點反感，而且很樂于向未經此役的知識女性們傳授以前“脫褲子”的經驗和心路歷程。“脫褲子”只是開始，脫下來是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論里，胡喬木告訴那些“紅色教授”：因為“他們的貴體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且每個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系，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么他第一著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顯而易見，這里的尾巴，也是一種比喻。這個比喻很形象，很生動，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六七十年代，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把農民在房前房后種的莊稼菜果，多養的雞鴨羊豬統統割掉。這個比喻還有很強的再生能力，“翹尾巴”、“夾著尾巴”、“露出尾巴”紛紛由“割尾巴”生發出來。

“褲子”聯想到的是人的私處，“尾巴”聯想到的是動物的肢體。“脫褲子”盡管帶有色情意味，但畢竟還是把人當人，“割尾巴”、“翹尾巴”、“夾著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當成了豬狗馬羊猴。

建國初，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來了，考慮到這些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整風的洗禮，神經還不夠粗，臉皮還不夠厚，于是把“脫褲子”改為“洗澡”。這里的“洗澡”，其實是“洗腦”——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代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如果上級想放過他，大家又沒有什么意見，這“澡”就算是“洗”完了。對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點人物，運動的組織者則發動積極分子給他一洗再洗，并加大“水溫”和“搓澡”的力度。如果被洗者表現不好，就把他“掛起來”。

從社會語言學上講，“洗澡”既是“脫褲子”的委婉表達，又是“割尾巴”的邏輯引申。

為了讓這個“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經理們想出了各種辦法，也就演繹出一連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還是小盆。這里的“水”，指的是群眾；盆，指的是會議；盆之大小，指的是會議的規模，參加者的多寡。一般說來，職位高的，如校長、院長之類，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職員工雖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閑著，他們得給被洗的搓澡。在具體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數學校規定，沒有多大問題的教授洗個“小盆澡”即可。清華大學則把洗小盆的標準降低到了講師一級。

其次是“水”的溫度。“冷水澡”是交代和批判都大大地不夠，“溫水澡”表明揭發批判得還不徹底，“熱水澡”是給那些問題大、態度惡的人準備的，比如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熱水澡”。

“洗澡”的效果與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關，最壞的是把人“洗”死——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著名的無機化學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藥而死。北京大學有七個人自殺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來，如清華的華羅庚因保留了出國護照被扣上了懷念美帝的帽子，華不堪誣蔑，決然赴死。復旦的劉大杰上課吹牛去過歐羅巴，“洗澡”時被揭穿，面子過不去，跳了黃浦江。北大的沈從文屢次過不了關，先割喉后切腕。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人都獲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但總過不了關也不是事兒，后來毛澤東替他說了話，才出了浴盆。極少數的頑固分子因為不好好“洗澡”，在運動后期被“掛起來”——在主辦者眼里，他們成了衣帽一類的東西。

越十年，四清來了，因為有個清賬目、清倉庫一類的反貪內容，而貪污又是伸手的結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個“洗手”。又過了兩年，“洗手洗澡”進了北京市委的文件：“采取集訓辦法的好處：……便于教師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組做到胸中有數。”漢語的粗鄙化漸由腠理而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