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

從1980年代末開始，反思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思潮成為思想界的一個熱點。不論是余英時還是王元化，對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都曾有過系統的梳理與反思。在這種反思中，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的角度展開的對五四的反思值得關注。經濟學家陳志武就曾推薦過《無視私有產權的五四傳統——以胡適為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雖然從思想、政治、言論上對自由主義做了充分的論證，但是卻忽略了自由的基石：私有產權。

在某種程度上，正因為胡適對私有產權不夠重視，才有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迷思，并由此曾贊美蘇俄式社會主義。從這一經濟層面上說，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不純粹的，至少在對私有制的論述上是失語的。與之相較，同時期的梁實秋卻在言行上堅決捍衛私有制。在這一點上梁實秋無疑比胡適高明。

梁實秋對私有產權的重視，首先源于他在五四學生運動中的生活經歷。在五四學生運動中，梁實秋看到群情激奮的學生毫無顧忌地將路旁的汽車砸爛，然而這輛汽車的主人并不是學生心目中的賣國賊。以愛國的名義，肆意毀壞別人的合法財產，這讓參與學生運動的梁實秋目瞪口呆，這也讓他對群眾心理有了更深切的認識。他曾寫到：

在這股洪流中（指五四學生運動）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道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

后來，梁實秋清華學堂畢業后留學美國，他在美國所讀的書中，有一本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這本書從理論上論證了私有財產是人類文明基礎的論斷，也堅定了梁實秋對私有制的看法。梁實秋曾在《影響我的幾本書》中將這本書列為影響他的第五部書。其中說到：

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1883年生，1950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于1922年，……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后人類生活形態，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思與恩格斯于1948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共產黨宣言》聲言私有財產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一個不尊重私有產權的國家，最經常發生的事情無疑就是以國家主權的名義實施對個人私權的侵犯與掠奪，這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背叛。也許，基于這種對私有產權的認知，梁實秋對蘇俄保有警惕，在與魯迅的一系列文藝思想論爭中，時刻警惕親近蘇俄的左翼文學。這些文藝思想的背后，其實隱含著公有制與私有制、普羅集體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抉擇。

不僅如此，1920年代中后期，留學歸來后的梁實秋，與胡適、羅隆基一道，針對國民黨北伐后建立起來的黨國體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這一時期的國民黨，在校園里推行黨化教育，妄圖統一人們的思想與行為，這種做法與主張，是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梁實秋所不能容忍的。

在《論思想統一》中，梁實秋從環境與教育的角度出發，論證了思想是不應該也不能夠統一的。對于統一思想的危害性，他寫到：

凡是要統一思想，結果必定是把全國的人民騙到三個種類里面去：第一類是真有思想的人，絕對不附和思想統一的學說，這種人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只得退隱陰晦，著書立說，或竟激憤而提倡革命。第二類是受過教育而沒有勇氣的人，口是心非的趨炎附勢，這一類人是投機分子，是小人。第三類是根本沒有思想的人，頭腦簡單，只知道盲從。

對胡適、梁實秋、羅隆基所發起的“人權與約法”的論爭，國民黨先是從輿論上加以抨擊，繼而罷免了胡適的校長職位，最激烈時還曾將羅隆基拘捕。然而這些行為，并沒有從根本上嚇倒梁實秋等人。胡適去北平后，開辦《獨立評論》，對國民黨的專制體制繼續進行批判，被喝茶拘禁的羅隆基則轉戰天津《益世報》，任《益世報》主筆，繼續批判國民黨的專制體制。

同樣，梁實秋也沒有放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1935年，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公報·星期論文》上，梁實秋發表了《算舊賬與開新張》一文。在文中，梁實秋寫到：

今后政府對于人民之言論思想自由是否將給以真正之自由？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對于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于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宣傳黨義，本是正當之事，但是宣傳應不含強制的意味。今后憲政實施，亟宜大開黨禁，國民黨之黨義今后應為國民黨人所應奉行之經典，不應強加黨外之人以服從之義務。所謂自由，固有限制，如煽惑叛變之言論，侮辱誹謗之言論，自然要有普通法律制裁，然不能因其有違某一黨之黨義而遂受特殊之懲處。

在這里，梁實秋通過對兩個時期言論自由的比較，發現北洋軍閥時期知識分子所享受的言論自由，遠遠超過國民政府時期的言論自由，因此從自由多少的角度來看，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不僅如此，北洋政府時期，并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來禁錮社會，而到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黨義課成為學校的必修課，這無疑也是歷史的倒退。

另外，梁實秋對自由主義的捍衛還體現在他對晚年胡適的角色期待上。

1950年代的胡適，面對赤縣神州的變色，終于開始體味到私有產權在捍衛自由上的關鍵作用。在給胡適的信中，周德偉寫到：“私有財產，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沒有財產，生產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給政府控制了，將無任何自由可言。”而體味到私有產權重要性的胡適也曾在演講中公開懺悔他對社會主義的頌揚。

然而，這一時期的胡適卻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對《水經注》的考據上。

對于胡適的這一行為，梁實秋很不以為然，在梁實秋看來，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的領袖，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寫政論文章上，這些政論文章可以影響世道人心，進而使中國通往自由之路，為此，梁實秋曾婉轉的勸過胡適，他曾對胡適說：

先生青年時代寫《廬山游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于玩物喪志，如今這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

可惜，具有考據癖的胡適對梁實秋的勸說沒有完全接受。在胡適看來，替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況且被冤枉抄襲的大學者還是胡適的老鄉戴震，因此，晚年的胡適將更多的精力用來考據《水經注》的抄襲問題了。

由于梁實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與魯迅的論戰，由于雅舍小品令人矚目的成就，也由于梁實秋以一人之力翻譯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梁實秋給人留下的形象大多是文藝理論家、散文大家以及翻譯家。其實，在這些形象背后，梁實秋還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的捍衛者，而在某些方面，他的許多思想洞見甚至超越了作為自由主義領袖的胡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梁實秋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形象需要人們重新打量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