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新平/文 每次在國家統計局即將公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前，都會牽動社會各界眼球。我們不妨直接把各種價格指數作為宏觀調控的“定盤星”。

在管好CPI問題上，貨幣當局曾動了不少腦筋。多年以前，貨幣當局曾將信貸規模首先作為調控目標，希望借助信貸規模這座“橋梁”——其與CPI之間具有穩定的數量關系，達到對后者的調控目的。但隨著金融創新活動的活躍，銀行信貸在整個社會融資中的占比越來越低。于是，貨幣當局開始考慮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調控目標，并將股市、債市等其他融資方式也一并納入其中。相較信貸規模指標來說，這是一個顯著進步。

但上述改進仍然無法確保對CPI的科學調控。首先，央行出于可控性考慮，并沒有將“國債融資”、“外債”、“實際利用外資”以及“境外上市籌資”等融資方式包括在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中。其次，對于本應作為社會融資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借貸”、“海外熱錢”（或資本外逃）、“企業內源融資”等，貨幣當局又不可能做到精確統計。另外，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的穩定性也差強人意。根據貨幣當局公布的2002-2012年度數據，其中2003、2005-2010以及2012各年社會融資規模（百分比）增幅均為正值，但2004年和2011年增幅卻分別為-16.1%和-8.5%，竟然是負值。即使在增幅為正值的年份，高低差距也明顯過大，其中2009年的增幅為99.3%，而2010年的增幅僅有0.8%。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社會融資規模增幅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解釋力很低。出于這樣的考慮，與其繼續在完善這些統計指標上努力，不如將宏觀調控的視線直接盯在CPI上：通脹高了就緊縮，通脹低了就寬松。

由于國際上量化寬松以及國內政府換屆之后政治經濟周期因素影響，我國今年CPI上漲超過去年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出現5%以上嚴重通脹的可能性不大。在穩控非核心CPI上，可以預見的是，今年將又是一個油價頻繁調整的年份，但由于國內油價已與國際油價高度掛鉤，所以應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食品價格上，特別是在穩定生豬供應和確保2013年糧食增產上下功夫。與此同時，在穩控核心CPI上，總量性的金融政策應保持“綿里藏針”。就利率、準備金率政策組合而言，由于銀行利潤進入溫和下降通道已是不爭事實，加上準備金率仍然處于歷史高位，造成銀行經營成本高居不下，所以在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前，如果核心CPI上漲，或許一兩次溫和加息是必要的，但不宜再次動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

另外，資產價格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考量。2003年以來，房價日益成為我國民眾普遍關心的話題。同時，圍繞房價調控，中央以及有關部門、地方政府也出臺了大量政策措施。此外，隨著股票市場的逐步擴容，股價漲落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越發不容忽視：充滿泡沫的股市固然可能帶來財富效應，但更多卻會誘發投機；同時，長期萎靡的股市也會影響投資信心，造成經濟緊縮。

遺憾的是，目前統計上尚未建立令人信服的、能夠同時融合資產價格與CPI的綜合價格指標體系，以致宏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兩頭兼顧。同時，資產價格上漲幅度多少算大？多少算??？目前業界也沒有統一說法，以致面對資產價格數據常常無從下手。對此，有關方面一定要加強研究，爭取盡早突破。

按照《1987年以來的國內商品房平均價格及上漲情況概覽》，1987年，我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單價為408元/平方米，2012年為5791元/平方米，銷售價格每年（幾何）平均上漲11.2%，其中2012年上漲7.7%。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是一套有別于“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指數”的價格體系，并且更接近于民眾的實際感覺。按照《概覽》價格體系，假如我們能夠參照居民消費價格將5%作為房價上漲過快、必須實施宏觀調控的判據，就可以理解最近十年中央為什么頻繁出臺房價調控措施；同時，也可以判定1998-2003年是25年間我國房價最為穩定的時期，除了2001年為5.4%略高之外，其余年份房價漲幅均在5%以內。更進一步說，把5%的漲幅作為房價調控的“定盤星”，一旦對外宣示，其對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意義也不言而喻：一方面是投機倒把者的無機可乘，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公眾的安居樂業。

（作者為銀行業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