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著《梁啟超傳》，被稱為“傳主辭世83年來最為詳盡、客觀的傳記”；其中采用50多萬字的宏大篇幅，把梁啟超的生命歷程作為經度，劃分為外出求學之前、戊戌去國之前、民國成立之前、旅歐考察之前、旅歐考察之后五個階段；再從每個階段找到與他關系最為密切的人物，講述兩者之間的交往故事，從而通過相關人等的人際關系，把他的人生傳奇全方位地呈現出來。通讀全書，筆者既對作者解璽璋嘔心瀝血的資料耙梳和生動描述感到敬佩；同時又不得不指出，這部以歌功頌德的拜神腔調描寫歷史人物的傳記作品，并沒有超越梁啟超本人80年前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一知半解、價值混亂的精神境界。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具體分析一下書中存在的兩處史料硬傷，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該書第十章“共度時艱：梁啟超與蔣百里”中有這樣一段話：“5　月3　日，蔡元培從汪大燮（一說林長民）處得知，國務總理錢能訓已于5　月2　日密電命令代表團簽約，遂立即返校，在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百余人開會，通報巴黎和會中國失敗的消息，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參加的有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

這段話的原始出處，是五四時期既擔任官方的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的助手，又擔任民間的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的助手的葉景莘，于1948年5月4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的《五四運動何以爆發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寫道：“外交委員會已開會決議，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報徐世昌核奪。但5月3日，林長民獲悉：國務院已發出密電，令代表團簽字。汪大燮焦急，葉景莘建議速告蔡校長。汪大燮即坐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當晚，蔡先生召集北大學生代表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告此消息。”

1949年之后關于五四運動的許多書籍特別是文學性的歷史演義，大都以訛傳訛地采信了這樣一種說法。2010年3月29日，筆者在《經濟觀察報》發表過一篇《蔡元培沒有煽動學生》，其中得出的結論是：作為研究系的一名骨干成員，葉景莘所說的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動北大學生上街游行的說法，表面上看是在歌頌蔡元培與梁啟超、林長民、汪大燮等研究系首領一同發動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事實上卻是嚴重歪曲蔡元培當年的精神面貌的一種錯誤記憶。

首先，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回憶說，5月3日他與許多北大同學到郊外的清華學校參加一個紀念典禮，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回到學校。當天到北大校園作報告的是著名報人邵飄萍，隨后“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他現在是共產黨中很重要的人物），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殺”。關于蔡元培，羅家倫的說法是，他僅僅是不像1918年5月21日那樣阻止學生走出校園上街游行，而且主動聯合各大學校長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其次，在五四運動中表現踴躍的許德珩，后來在《五四運動在北京》中提供的說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負行政責任的人，他同情學生，而又不愿意鬧得過火……”

再次，當年的蔡元培與同事們遵守著一條最為基本的職業底線，那就是不在校園里面煽動青年學生從事政黨活動。1918年5月21日，因為北大學生不聽勸阻上街游行，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曾經與蔡元培一道引咎辭職。直到五四運動爆發后，在《每周評論》上以紙上談兵的方式公開倡導“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的陳獨秀，并沒有像邵飄萍那樣走到前臺直接煽動北大學生。1919年6月11日晚上，陳獨秀到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身邊也沒有一名青年學生，他只是邀請安徽籍的成年同鄉胡適、高一涵、程演生、鄧初等人陪同前往。陳獨秀、李大釗最初在北大校園發展地下黨員，是蔡元培離開北大到歐洲訪學期間的事情。

第十八章“師生高誼：梁啟超與徐志摩”中，關于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徐志摩有這樣一段介紹文字：1920年9月，在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文碩士位后離美偕劉叔和同去英國，入倫敦劍橋大學研究院為研究生，擬從羅素學，不能達到目的”。而提到求學，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也有一番說明：“我到英國是為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作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

這里的前一段引文基本上是來源于后一段引文，而后一段引文卻偏偏是徐志摩的故意說謊。

首先，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原文中，并沒有采用現在通行的“羅素”兩個字翻譯英國哲學家Bertrand　Russell的名字，而是采用“魯索”兩個字。

其次，23歲的徐志摩于1920年9月24日與劉叔和同船前往英國，是為了追隨英國費邊社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徐志摩剛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時，一口氣注冊了六門課程，還隨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碼頭觀摩過民主選舉。但是，這一切隨著他與風華絕代的林徽因的盲目戀愛而發生根本性轉變。心不在焉的徐志摩為了愛情而經常逃課，拉斯基在寫給校方的回信中表示說：“我倒是不時見他的，卻與讀書事無關。”師生二人為此產生分歧，徐志摩為了隱瞞這段不太光彩的經歷，才謊稱自己到英國是為了追隨當時正在中國講學的“魯索”即羅素。關于這一點，劉洪濤在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的《徐志摩與劍橋大學》一書中，有較為翔實的考證。

再次，徐志摩離開美國時并沒有獲得碩士學位，自然談不上“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梁錫華，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11月出版的《徐志摩新傳》中考證說，徐志摩是在1921年與張幼儀離婚期間，才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寫作完成碩士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的，在這篇碩士論文的首頁下面，明確標注有“Year：1921”一行字。

徐志摩之所以要如此撒謊，顯然是出于他年輕氣盛的虛榮心。由此可知，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即使是歷史當事人第一手的文獻資料，也是需要經過明察秋毫的慎重考證，才能夠加以采信的；稍有疏忽，便會產生以訛傳訛的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