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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誰的日子……
    導語:我依然從容。依然不愛哭。依然相信明天會更好。只是,沒有你的日子,我不習慣。

    黃葒

    1977年10月25日,在母親過世的翌日,羅蘭·巴特(1915-1980)開始寫《服喪日記》,一寫寫了整整兩年。表面上,他的生活循著過去的軌跡繼續,波瀾不驚。據巴特的摯友馬爾提(Eric Marty)在《羅蘭·巴特的遺產》中描述:巴特每周都去法蘭西學院授課,課后和朋友們一起去中餐館討論交流,思路清晰,言語犀利。幾乎每晚都出去,不是跟朋友吃飯就是看電影聽音樂會。到了假期,巴特還會呼朋喚友去他南方蒙古包一樣的別墅里度度假,過過鄉居生活。

    他沒有放下眼前的工作,繼續有模有樣地寫作、構思、計劃。雖然偶爾悲傷難掩、郁郁寡歡,但在外人看來,這樣難免的傷痛似乎是有節制的,因此也是正常的,無需好事的開解和笨拙的安慰。然而,《巴黎之夜》是那么孤獨,“悲傷近于絕望,讓我的心無法承受”。巴特會在深夜出來游蕩,像個孤魂野鬼,只是朋友們都不知道,包括馬爾提。11月1日,巴特隨手在紙片上寫道:

    有些“心不在焉”的時刻(說著話,必要時,還能開玩笑)——心如槁木——隨即一陣錐心之痛,淚下如雨。

    感官之不可捉摸:你可以說我沒感覺,或是表現為外在的、女性的(“表面的”)傷感,與“真正的”痛苦形象不同——也可以說,我是深陷絕望,努力不表現出來,不要讓周圍的人憂心,但有些時候,撐不住,就“崩潰”了。

    跟巴特相依為命的母親走了,終于,“她”的身體不用再受罪了,而“我”萬念俱灰,孤獨遺世,得不到一絲慰藉。“正常的生活”不過是他在人前的偽裝,等到更深人去寂靜,所有堅強的鎧甲跌落一地,異常清晰的只有悲慟,“沉浸在悲慟之中,卻讓我覺得幸福。”因為也只有悲慟,才讓他刻骨銘心地記起母親和有關母親的一切。他喜歡普魯斯特,因為相似的性情,相似的人生際遇和文學理念,更因為他們對母親都懷抱著同一種深厚的情感:“我們的愛永不衰減,我們永遠不會自傷痛中走出,我們的記憶歷久彌新……”

    只有文字才可以尋回逝去的時光。他沒有想到出版,330張小紙片,他只是在客觀地觀察、真實地記錄,記錄那個不愿意被別人看見的巴特,他的脆弱和苦澀。“必須把這哀傷放進寫作中”,把“無法承受”寫到紙上,變成文字應該就可以承受了,有評論說:“巴特像在痛苦的深淵里抓住語言的藤蔓一樣寫著日記,他是靠語言活下來的。”只是,這樣的藤蔓悠來蕩去往往都不夠結實。

    1980年2月26日下午三點多,就在那本關于攝影和母親的書《明室》完成不久,巴特在巴黎學府路橫穿馬路時被一輛洗衣店的小貨車撞翻在地,送去醫院后,他拒絕治療,一心向死,終于在3月25日離世,距母親去世還不到兩年半。

    在《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1975)一書中,作家說那些碎言絮語、斷片殘章都是圍成一圈的石頭:“我把自己排成一個圈,我的整個小宇宙都成了碎片。中心,是什么?”毋庸置疑,是母親。

    雪,巴黎大雪紛飛,很異常。

    想到她,一陣心酸:她再也看不到雪了。

    如此雪景,更與何人說?

    突然的死亡就像時間裂開一個巨大的黑洞,你一腳踏空,墜落的速度一開始很快,你感到失真和眩暈?;艁y中你在空中揮舞雙手,試圖抓住什么,但是什么也抓不住,耳邊仿佛有隱隱的雷霆聲,卻聽不真切。之后速度慢下來,你開始思考,甚至開始自責:“父母在,不遠行。”為什么離開的是我,而走的卻是她?如果……

    只是生活沒有如果。

    還記得端午節前兩天,和母親一起坐在露臺上包粽子,粽葉和繩子都是她特意從浙江家里帶來的。我說這年頭,誰還在自己家里費那個力氣花那個心思包粽子呢?何況多年不包,手都生疏了,包的粽子大的大,小的小,方的方,尖的尖,一不留神沒扎緊就松垮得掉出米粒兒來,倒是高興了幾只麻雀,站在屋頂上嘰嘰喳喳等不及要跟一架架戰斗機似的俯沖下來。

    端午節那天和一群朋友一起去湯山翠谷看薰衣草(雖然遠遠望去紫茵茵的一片,但聞著味道我就知道不是普羅旺斯的薰衣草,更多的只是紫色的馬鞭草和鼠尾草)。六月的太陽已經有點毒辣,曬久了容易頭昏,所以照片上母親歡喜的笑容掩不住一絲倦怠。

    離家的那天,我叫了出租車到樓下來接。母親陪我下樓,我笑著沖她揮手,說:“別送了,我就去一個多月,很快回來。”

    誰知道一個月剛到,我收到噩耗:母親突發心肌梗塞,搶救無效!

    在溫哥華改簽了當天的機票回國,我知道在不可逆的時間里旅行,我再揪著心兒緊趕慢趕都已經來不及……

    在太平洋上空,十二小時的飛行,默默坐在舷窗邊,我癡癡地望著那片澄凈的蔚藍,耳機里反復聽著那首Modern Style,一遍又一遍,我淚如泉涌:

    生活由無法拼湊的碎片組成。

    我不知道,布朗小姐,是我。

    堤壩在太平洋的潮水面前坍塌

    ……

    上帝,上帝,她傷心欲絕。

    伊蓮娜·格萊米永精心編織的故事和懸念并沒有打動我,借腹生子、鵲巢鳩占、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枝枝蔓蔓的情節加上變換跳躍的敘事人稱,讓這個本來凄美甚至有些殘酷的故事沾染上一點游戲的味道。誰誤入了誰的棋局?連愛情都是可以導演的一場戲。

    但我承認,《謎情書》的開頭的確抓住了我的神經。那幾段文字就像一個重重的枕頭,在黑黢黢的夜里死死地壓在胸口,讓我喘不過氣來:

    我通常每星期看一次郵箱,但心情不好時會看兩次,盼著有封信來攪亂我的生活,就像等待電話,期待地鐵之旅,閉上眼睛數到十再睜開時的期盼一樣。

    然后媽媽死了。于是,我潰不成軍。母親的死,很難有比這更能擾亂人生活的了。

    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不真實。下飛機打開手機,短信電話就不由分說地來了,哥說:“你快回來,大家都在等你。”等我回去——告別。

    在機場大廳轉了兩大圈才找到來接機的好友,或者說她才找到我?;璩脸恋刈哞F回南京,同事來火車站接,三十多個小時不吃不睡,一路舟車困頓,我幾乎說不出話。

    直接去了酒店,親戚朋友和母親的同事都已從浙江趕來。最多的情形,大家抱著頭哭,大聲地哭,無聲地啜泣。最后一面,在殯儀館:母親穿著壽衣,躺在菊花、鶴望蘭和棕櫚葉叢中,仿佛只是累了,臉頰分明比我走的時候清瘦了。三歲的小侄子不停地叨叨:“奶奶摔倒了,奶奶睡著了,奶奶你起來,寶寶來南京看你了,你快起來跟我玩……”

    第二天一早,哀思、追悼、告別、火化,哭得沒有力氣。

    之后我捧著骨灰盒,幾輛車上都扎了白毛巾,我千山萬水飛奔回來,只是為了這樣捧著你還鄉!舅舅交代:“每次過橋,你都要提醒一聲,不然你媽的魂魄走錯了路,就回不了家了!”

    到了鄉下,院子內外的棚子已經找人搭好,天井里支了七八張桌子,靈臺也已經布置停當。念經的道士點好香燭,擺出鐃鈸,攤開經書……

    念經、祭拜、燒紙錢……主事的叔公查黃歷選日子,誦念吊唁者的名單。

    時間已經失去了概念,我只記得第二天溫州地區開始刮臺風,臺風也沒有淚水洶涌,雨水順著雨檐嘩嘩地流淌。沒日沒夜地念經、祭拜、燒紙錢……我的存在已經失去意義,有意義的只是我的身份:母親死了,我必須接受所有人的慰問:大同小異的話,而我得不到安慰。

    第四天,我已經不再哭,我只是沉默著,守著火缽,雖然臺風天氣緩和了暑熱,但海風刮得火盆里的火苗亂竄,紙灰亂飛,我的手指已經熏黑,臉頰很燙,仿佛我是坐在一個活火山的山腳下,渾身燥熱,心如死灰。

    出殯的前一天,我中暑被鄉人七手八腳地拉著刮痧、放血,舅媽還找人去講靈姑?;柽^去的時候,仿佛穿越了一個幽深漆黑的隧道,我回來了,但一切已如隔世般遙遠。

    小侄子一開始認定奶奶只是摔倒了,睡著了,后來被一幫好事的親戚纏著問,于是他知道奶奶沒氣了,奶奶死了,奶奶在小匣子里,奶奶去菩薩跟前念經,從此再不回來了。

    在鄉下呆了兩個多星期,我一直發著低燒,印過墳,點過燈,守過頭七,念過親經才一個人坐車回南京,我堅決不要人陪。

    拖著行李回到家,屋子里積了厚厚的一層灰。露臺上的花草蟲魚竟然都安好,爬山虎長瘋了,爬得掛得滿墻都是?;藘商鞎r間打掃、修剪花草、喂魚。慢慢,慢慢花開,而我也慢慢,慢慢平復……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長大就意味著一路上要學會放下:不妄想、不分別,不執著。

    這個夏天,忽然,添了白發……

    宅在家里,哪兒也不想去,不想說話,不想見人。陸續有信來,有朋友探望,打開郵箱又關上。哪些人給我寫了信,哪些人我得回信致謝,不過到最后,我也沒有回幾封信,“根本不會有人逼著我去一一道謝,因為‘死亡’這個字眼早已為我免去了一切繁文縟節。”

    有半年時間,我幾乎沒有翻譯、沒有寫文章、沒有旅行……

    收到很多書,我也讀了幾本:《空間在時間里流淌》、《憶秦娥》、《雪晴集》、《故人書簡》、《逃之書》、《追憶似水年華》、《反調》、《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三十不惑。四十而立?!?hellip;…

    第一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課,我通常會給研究生讀一小段榮格(C. G. Jung,1875-1961)的文字當引子:

    我是誰的夢?

    在這個夢里,我做了一次旅行。我在山丘的小路上漫步,陽光明媚,四野開闊。之后,我走近一座小教堂。門開著,我走進去。讓我訝異的是祭壇上既沒有圣母像也沒有十字架,只有一簇美麗的花束。但我在祭壇前的地上看到一個瑜伽師,面朝我,打著蓮花座,正在冥想。待我走近細看,我發現他的臉就是我的臉。我驚恐地離開,醒來時腦子里還在琢磨:“??!如此看來,是他在冥想的時候想到了我。他做了一個夢,而那個夢就是我。”故而,等他醒來的那一刻,我將不復存在。

    我知道在很多年前,閱讀已然變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在書本里自由穿梭,在虛構的故事里忘卻,在別人的文字里想起。“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記得有一次和《永恒的孩子》的作者在密特朗國家圖書館附近的咖啡館露天座喝下午茶,抽著雪茄煙的菲利普·福雷無奈地說:“我原以為自己這一輩子都只是個學者,研究別人創作的文學,可是生活卻把筆硬生生塞在我手里,我成了一個作家。”

    然后,日子過去……

    12月21日,我一個人坐地鐵去1912對面的電影院看了《少年派》。理查德·帕克頭也不回地走進了叢林,地球在那一天沒有毀滅,走出電影院的時候,我仿佛得到了新生。

    我又和從前一樣呼朋喚友:吃飯、摜蛋、喝下午茶、八卦、談笑風生,偶爾也開始煩惱拖欠著一直沒做的國家社科項目和各式各樣的文字債。

    轉身,相遇。就像我新書的書名,仿佛一個預言。轉過身,你就可以把過去的影子留在身后;轉過身,我就會找到下一個故事的入口。

    我依然從容。

    我依然不愛哭。

    我依然相信明天會更好。

    只是,沒有你的日子,

    我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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