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作家筆下的國家機器

我想在中國學過政治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關于國家學說的三段論：由于在舊體制下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機關，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任何一次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都是為了打碎和摧毀舊的國家機器，使之無法鎮壓人民。

列寧說，每次革命后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而被剝削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的新型同類組織”，它轉變成一種服務性機構，同時也是國家的專政機器走向消亡的過程。馬克思大為贊賞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的作法，主要都是弱化強制手段的措施，這是當時馬克思主義者認定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列寧在《革命與革命》中反復強調，“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國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權以后，就要使國家轉換成“一種不是原來意義上國家的東西”。隨著階級的消滅，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區，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到國家發展的第三階段，便由工人來管理國家。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機制：第一，所有人員選舉產生，隨時撤換。第二，國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資。第三，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查的職能。

恩格斯曾批評1891年黨綱草案（即愛爾福特綱領）沒有提出民主和廢除軍事官僚機器、實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國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國“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還贊賞地說：“如果每個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槍和50發子彈，還有哪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是馬恩一貫的主張。馬克思1866年為第一國際臨時中央委員會寫的“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說：“龐大的常備軍對生產的毀滅性影響，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我們建議普遍武裝人民并進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訓練。”

在經典作家的語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憲政民主規則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我們在蘇聯模式的國家里卻看到了與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情境。在那里國家機器不但沒有弱化而且發展得空前龐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來捍衛老百姓的利益，而是與舊體制一樣是為少數官僚集團服務的，而專政的矛頭是對準那些要求憲政民主的人。新統治者表現得極其虛偽，雖然口頭上仍然宣傳政權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但實際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戰其權威的人送進集中營，或者扼制住民間的聲音使其無法發聲。

正如盧森堡所質問的，這種國家的專政機器到底是對準誰的？它“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黨的領導人是指揮者和統治者，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在這種國家體制下國家機器不僅會壓迫無產階級自己，而且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對“多元層面”的極端不自信和對自由言論的懼怕，勢必會像它所推翻政權一樣，借助國家機器實行防范，管理、壓制，把鎮壓變成為一種常態。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蛻變

進入近代以來政治的公共性和多元性成為發展趨勢，人們可以在多層次多緯度的選擇下找到適合自己的政見認同，共產黨作為其中之一，當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東歐的共產黨在自由競爭中或者說在不同層次的政治認同競爭中并不具有壓倒性多數。東歐的左翼傳統上一直都是以社會黨為主，共產黨的根基本來就淺，絕大多數共產黨都是在第三國際的扶植下建立的。二戰期間，由于一些東歐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到莫斯科躲避法西斯的迫害，導致國內威信下降、組織渙散，認同程度遠不如那些在國內堅持斗爭的政黨。1945年戰爭結束時東歐各國都是“反法西斯民主聯合政府”。

二戰末期隨著蘇聯坦克的推進和撐腰，東歐親莫斯科的共產黨勢力后來者居上，很快做大，成為所在國家的主導力量，但是選民基礎依然薄弱。1947年波蘭關于是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全民公決只有7%的人投了贊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進行議會選舉之前，民間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共產黨的擁護者約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選舉中共產黨得到17%的選票。顯然通過公平的自由選舉共產黨是不可能馬上就能上臺執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報》在1990年4月4日所說的，蘇聯把“一個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新的社會制度強加給我們”，“1945年是一個悲劇時代的結束，又是另一個悲劇時代的開始。

1947年冷戰爆發，斯大林結束了在東歐實行的“人民民主”政策，命令共產黨快速掌權，重拳出擊資產階級黨派，限制除共產黨外的一切政黨活動（即便仍有一些民主黨派茍活下來，也都成為裝飾點綴性的“花瓶黨”），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會民主黨，使所有的競爭者迅速化為烏有，同時還成立共產黨情報局全盤領導、充當后盾。這樣東歐共產黨就以權力壟斷、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為唯一黨派或第一大黨。這個過程在捷克被稱作“布拉格政變”，在匈牙利叫做“輝煌三年的”結束，在波蘭被看作是“民主制度的終結”。從這些稱呼中就可以看出人們對短暫的“民主試驗期”的懷念之情。

這些共產黨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要加強警察系統的控制和震懾力量，以公權力的擴張、以政治正確的強迫性迫使其他人認同。1948年捷克共產黨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共產黨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統，引起社會黨、人民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12名部長集體辭職以示抗議。于是共產黨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為了保持自己的壟斷地位，不能做“開放體系下的被選擇者”，必須使“黨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在共產黨出于少數以及缺乏民眾基礎的情況萬萬不能搞民主，只能搞專政，因為只要允許選擇，就會出現無法預料的局面，共產黨就可能下臺。

這樣，堅持理想和保住權力變成為一對矛盾。最后，對強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國家調配和計劃改造世界的自負占了上風，很快理想主義便蛻化成特殊的專制主義，所以國家的專政機器的重要性在奪取政權以后主要就體現在它對權力的維護和對異己力量的鎮壓，強迫人們在沒有選擇的選擇中屈服，于是畸形的無限膨脹專政機器，努力把它的觸角伸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靠制造恐懼來維持其正統性，并用反復灌輸、教化和宣傳的方法讓人放棄經過自身判斷得來的信仰。

此種模式的創造者認為，人的本能是趨利避害，在沒有比較維度的情況下對強權的依附便會成為一種常態，久而久之人類自由的天性便會萎縮。于是我們在這類國家看到了與馬克思“去國家化”相反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專政機器極其發達的“管制社會”，專政機構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統治者自身的權力。

這種體制由于合法性不足，缺乏應有的平常心，自身的緊張感和過度防范心理，在馬克思主義的詞藻下和內心虛弱的實質下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困境：在維持公共領域一致性的表象下，實際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敵”。同時它又需要不斷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證明專政部門必要性和至高無上的地位。東德的一位新聞工作者說，“這是一個設計出來的只會制造焦慮的體制”，它對獨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動都會高度敏感，可見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穩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這種雙重困擾的思路下，控制社會就變成為重中之重。他們對無法掌控、不可預見性的事情充滿了惡意想象。

東歐劇變之后，東德的政治局委員沙波夫斯基承認，“我們只有通過隱瞞以下的事實，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許是大多數是反對我們的，我們才能繼續存在下去”。為了不給對抗留下任何空間，黨的意識形態要占有壟斷性的超越一切的敘事空間。它通過心理操縱、教化宣傳、行為掌控和專政手段來保持其穩定性，所以我們需要強化壓制分歧的體系，以此來鎮壓異見分子、震懾社會，把任何不友善的觀點消滅在萌芽中。我們要讓民眾知道，權力的聲音就是真理的聲音，喪失自我是最好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家的“穩定”。

內務機構的無限膨脹

外部戰場沒有了，但是內部的較量并沒有停止，靠蘇聯撐腰的東歐統治者，借用斯大林的階級斗爭理論來為內部鎮壓尋找借口。他們說，“階級敵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險，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強懲治系統的懲罰措施”。“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不是通過階級斗爭熄滅的方式而是通過階級斗爭加強的方式得以實現的”，因此必須加大懲罰力度。蘇聯提出的口號是“既然進行階級斗爭，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階級斗爭會加劇，恐怖自然也會加劇，一天不搞恐怖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就會滅亡”。

暴力鎮壓和言論鉗制是這類國家最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后來雅科夫列夫所說的，國家把“大量的資金花費在與不同政見的斗爭上，花費在一場對付本國人民、特別是對付知識分子的秘密戰場上”。因為誰都心知肚明，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舉行裝潢門面的選舉，而它們無一例外的“缺乏準確性的司法保證”。共產黨是作為反對派上臺的，所以它最不能容忍反對派的出現。蘇聯曾提出過，每個黨員都應該成為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的簡稱，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員，每個公民都應該是契卡的工作人員。契卡對招募的告密人員說，讓你們當情報員是黨對你們的信任，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曾經有一個時期蘇聯對告密行為實行株連政策，凡是未能報告親人批評政府的行為都被視為犯罪。

此后公權力的不斷擴張，它不斷的擠壓、蠶食侵入個人的私生活，要使對政權的質疑沒有任何空間，以至于最后形成國家的安全是建立在個人不安全的基礎之上這樣一種事實。于是掌控秘密警察的國家內務部便開始從其它部委中脫穎而出，一家獨大，它甚至超過國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這些機構的總和。它成為一個自成體系的特權王國，其成員經過密集的意識形態洗腦、嚴格的職業訓練，所有的人員都變成沒有情感的像結晶體一般的“強硬性”和具有聽命于上級機關的“服從性”。

斯大林常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沒有情感的，它只會執行命令，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只會根據指令轉動，國家最需要的是沒有自己頭腦、只會執行命令的工具。布哈林曾經這樣評論共產黨的內務部：“這些神奇的機關”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齏粉，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這個機關也會立刻找到證據。人們私下議論說，這哪里是“國家安全部”，分明是“黨衛軍”，它維護的不是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穩定，而只不過是在假借國家安全口號下保護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已。于是乎它變成為奧維爾《1984》中的一種諷刺：本來革命是為了打碎和取締極權的，而現在卻變成了“進行革命是為了引進極權”。

為了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就要把自己神圣化，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來割斷封閉社會與外交的交流。國安部門不斷向民眾灌輸這樣一種思想，西方是一個“自由的怪物”，自由是成為下流之人的可悲的自由，自由世界采用流氓的方法誘導人們背叛他們的祖國。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有什么消極的東西阻擋它的前進步伐呢？首先是各種個人主義的表現，對領袖和政府的不信任，對國家政策的抱怨。在沒有過濾的各種聲音的喧囂中，群眾是沒有辨別能力的，所以服從性、組織性就尤為重要，向國家告發“危害政府”、“背叛祖國”的行為，做政府的“線人”是忠于黨、忠于祖國的表現。

1961年柏林墻建成以后，東德政府普遍采取的方式是讓父母和孩子一起發誓，不再接觸西方的媒體，在校學生有時也被鼓勵討論他們在家看到的節目內容，以此來幫助情報部門收集信息，用來作為他們反對父母的手段。但是即便如此，據統計只有7%-18%東德觀眾觀看國內新聞。而且東德的國安甚至招募前納粹人員為其服務。

東德的國安——斯塔西——的告密網絡遠比納粹時期嚴密，東德成年人約有2%同斯塔西有某種關系，那些樂意告發鄰居的人形成的網絡得到很大的發展，東德內務部花40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用來對付異見人士的完善體系，使那些敢于和統治集團作對的人會面臨孤立、盯梢、職業歧視、政治迫害、監禁、被驅趕等精心設計的復雜困境。所有表現出對政府任何質疑和不友好觀點跡象的人都會受到堅決的處理。秘密警察系統的內務部畸形發展，使它看起來像國家肌體上的“癌癥病變”，它在不斷吞噬正常的社會細胞。

東歐反對“蘇式社會主義”的動力

集權政治的錯誤判斷在于，它總是低估人類的自然天性，低估人類追求自由和真誠信念的精神。在斯大林時代完全封閉的政治高壓下，這種體制尚可以運轉，后斯大林時代東歐國家馬上就有強烈的反彈，都被鎮壓下去。1960年代東歐的經濟增速與福利水平都明顯落后于他們的西邊的鄰居，而且東歐集團的政治利益共同性和社會文化的一致性也難以為繼，體制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匈牙利人解釋什么是共產主義時說：“共產主義就是坦克太多，土豆太少；吹牛太多，實效太少；黑箱操作太多，光明正大太少。所謂人民的自主權就是不能批評黨政領導和警察機關。”

人們發出質問，這種制度的設計者早年間也都是崇尚個人自由和憲政民主的，為什么一群心懷救贖的人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為什么以反抗暴力、強制的人又走向了暴力、強制，為什么“無產階級專政”在鎮壓了對手和敵人之后就開始不斷地自我鎮壓了呢？為什么那些理想主義者最后都會落到極權和紅色專制呢？這種社會主義是誰的國家大家心中一清二楚，正如哈維爾所說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領導人的特權、壓制和腐化成為人所共知、人所共厭的東西，而曾經喚起知識分子熱情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缺乏說服力”，最后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從反對白色專制走向了建立紅色專制。

人們看到這套制度最大的問題是虛偽性下的言行不一?！恫ㄌm政治周刊》說，“共產黨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黨的干部千方百計回避一個重要問題，對別人講的是共產主義道德，對自己實行的是腐化享樂，盡最大可能地維護既得利益。意識形態的“空心化”和言行不一的虛偽化是顯而易見的。波蘭的《論壇報》說，“共產黨的合法領導肯定談不上，他們從來沒有得到全民的自愿授權，歷史紀錄準確的說明，為建立壟斷一切的權力，共產黨無論對其本身的成員還是普通公民都采取了恐怖和不人道的行動”。之所以要建立這么龐大的國家機器，就是因為合法性失缺，害怕與其它政黨競爭，害怕來自民間的不同聲音。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吶喊，“公民的基本權利并不歸功于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

捷克人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權力機構政治化是權貴們特權的有效保障，一個特權集團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占據了軍隊、警察、法院、傳媒機構以及政府機關中所有的領導職務，他們把這種領導職務變成了個人撈取物質利益、社會地位和優越性的工具，并利用聯合統治的力量壟斷了整個國家的一切活動乃至公民的思維。”

1989年掙脫了蘇聯桎梏的東歐又回到了1947年以前的軌道上來。1989-90年在東歐各國的自由選舉中，共產黨紛紛敗北。波蘭統一社會黨在允許競爭的議席中第一輪創下零的紀錄，匈牙利社會黨只獲得8.55%的選票，雖進入議會，但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愿與其組閣。捷克的議會大選中，捷摩共獲得13.7%的選票，民社黨獲得了16.33%的選票，社民黨稍高一點，獲得21.84%，基民盟獲得40.91%，成為第一大黨。在東歐，人們尤其對秘密警察的行徑感到憤怒。以東德為例，1990年1月開始各地舉行游行示威，要求盡快解除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職能。1月23日，民社黨執委會大樓上5米高的黨徽被憤怒的群眾拆除，不久東德的克格勃——國安——總部被接管。10月21日，德蘇達成協議，到1994年底蘇聯在東德的38萬駐軍包括家屬60萬人全部撤離德國。一個時代結束了。

（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