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80年10月23日，耀邦同志和云南同志合影的一幀照片。照片中有十三個人，請找一找哪個人雙腿的褲腳是挽起來的？改革之初，大家的服裝十分簡樸，黨政干部穿中山裝，軍隊官兵著綠軍服，但誰會在正式場合挽起褲腳照相呢？這張照片里就有這樣一個人，這人就是云南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同志。

楊善洲同志出身農家，熱愛農村，年輕時他就學會了全部農活。10月23日下午，耀邦同志在云南省委書記安平生、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铚秀等人的陪同下，乘坐直升機，飛到保山視察工作。事前省委通知保山地委的楊善洲等同志在保山見面，匯報工作。當時楊善洲正在龍陵縣做基層調研，接通知后，連夜趕到保山賓館。第二天下午，即23日下午，楊善洲在等耀邦同志到來時，看到承包地的農民正在水田干活，學到的農技在身上不由得隱隱發癢。他索性挽起褲腿，下田幫忙干起農活來。突然機關干部跑來告訴他，耀邦馬上就到，他才洗腳上田，跑回賓館，挽起的褲腳還未完全放下。合影時，楊善洲閃在一旁，耀邦同志一把拉他到身邊說：“這才是你的位置。”感謝攝影師為后人留下這一幀生動、樸實的照片。

視察行程和座談會上，大家議到的幾個實踐和理論問題至今仍有意義，值得提及。

制定五年經濟發展規劃

“文革”期間，曾大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其實保山市的板橋鎮才是最早的名符其實的“三家村”。東漢明帝時，現板橋鎮只有三戶人家，故名“三家村”。三國時，相傳諸葛亮南征，大軍架木為橋，面鋪木板，因而更名“板橋”。

解放初，板橋鎮665戶人家，就有258戶人家從事工商業、服務業、食品業；農商兼營戶287家，純農戶120家。那時，“馬家的銀子”、“趙家的牌子”、“戈家的餅子”、“董家的包子”都是滇西南的名牌。集市之興旺、繁榮為一方之冠。但工商專營戶人員仍未超過解放前的總人口比例。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工商業逐漸凋零，“文革”期間走到極致，以糧為綱，形成一種“工農兵學商，大家來栽秧”的荒唐局面。

耀邦同志一行未在賓館休息，而是匆忙驅車，由楊善洲陪同前往板橋鎮，從街頭走到街尾。耀邦對集鎮的整體印象欠佳，說過這樣的話：“凄凄涼涼，破爛不堪，房上長草。”高興處不多。當他看到農民李克昌自辦了一個樂器店，出售小提琴、板胡等樂器時，才露出笑容，夸獎了一句“不錯”。視察參觀后，他隨即和大家座談，參加會議的人還有公社、生產大隊的部分干部，有楊宗林、陳世芳、高文先、董美蘭等同志。座談會開了約一小時。晚飯后，耀邦同志在行署賓館開始聽取地委、行署楊善洲、蘇國相、敖道旺等人的匯報。

楊善洲首先做了自我批評，認為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慢了一些。為了工作更有預見性，地委、行署作了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經濟發展規劃。這是一個發展農業、發展農林牧副漁、發展多種經營的規劃。除了傳統的糧、豬、茶產品之外，又加上了咖啡、糖的生產量，人均收入可由70元增加到250元至300元。70元翻一番為140元，再翻一番為280元。保山的規劃可謂地區的國民收入倍增規劃了。耀邦同志聽后十分高興，他說：“不錯，搞到十萬噸糖就有出路，收入要達到每人300元以上我才感興趣。”

在座談會上，他鼓勵保山地區要開拓眼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政策，利用現有人力、資源，力爭完成地委的五年規劃，他說：“你們（地區）不算小，將近二萬平方公里，比科威特還大。但它比你們富得多；你們人口比外蒙還多一點。你們等于一個國家。不要小看自己。”

專區的規劃，不叫計劃，人們的思維無形中已起著變化。地區的規劃也不是空談，1984年6月13日，板橋鎮總支書記萬為民在全市會議上發言，說了這么一組數字：1983年人均產糧895斤；集體農業收入，人均155元；各類工商、自營種植、養殖業收入人均225元；集體和自營收入，人均375.5元。三年的時間內，板橋鎮的人均收入就是300元的2.5倍。這時人們的收入已逐漸拉開，工商業收入、各類專業戶的收入明顯拉高。

甚為可喜的還有1983年全鎮產糧370萬斤，比1978年增長19.3%，平均單產1663斤，人均產糧895斤，向國家交售55.5萬斤。農戶承包的土地已開始流轉。那時的名稱叫“土地轉包”，地委號召農民“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把土地逐步集中在耕田能手中去”。

自帶口糧進市場

計劃經濟維護、強化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大法寶，就是嚴格劃分社會公民的口糧問題。城市人口憑糧票、可吃商品糧，農村人口無糧票，只能吃自種自產的糧食。這種糧食政策，把幾億農民牢牢束縛在農業、農村之中，過去的政策說得尖銳一點就是“工之子恒為工，農之子恒為農”。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勞動力、生產力是不能流動的。

楊善洲同志長期在基層的工作體驗，深知我國經濟體制中的這一弊病。他在座談會上向耀邦同志提出：“全區的小集鎮，原來屬于非農業人口搞商業的有3000多人。這些人現在成了農業人口，能不能現在就恢復吃商品糧，讓他們專門經營商業？”為何有此問題呢？保山壩區由于推行了農業生產責任制，勞力大有剩余，農田人均半畝，現在勞力1.5萬人，農忙時還有9000人在外搞建筑業，農活并未受影響。

耀邦同志有個算賬的習慣，他當即和身邊的秘書粗略算了全國的一筆賬，結果是驚人的：全國集鎮中要恢復吃商品糧的農業人口，要有三四千萬人！舊體制的力量強大，但堤壩必須沖破！耀邦同志過去對這一問題有過思考，這時他緩緩回答道：“不能全部恢復。吃農村糧，搞商業，逐步恢復的辦法好。”最后，他對云南省委的領導說：“對于集鎮，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由公社來管，發展手工業、服務業等；一個是吃糧在生產隊，作為生產隊搞多種經營的農工商的一部分，用經濟辦法來搞。”我認為這就是農民自帶口糧經商務工進市場的濫觴。浙江的義烏、農港都是農民自帶口糧搞起來的新城區。

農民中的能工巧匠吃糧自理，不吃商品糧，是否農村經濟就發展不了呢？運用萬為民書記1983年報告中的數字為例，只要政策一放開，農民或吃糧在生產隊，或自理，農村經濟照樣有廣闊前途。經過三年努力：專營和兼營工商戶已從零星小店發展到394戶，占總戶數的41.7%，其中還有一定規模的種植業大戶9戶，養殖業大戶7戶，建林大戶1戶。全鎮還出現了各種形式聯合體11家。農村供銷社的業務量成倍增長。鎮上出現了“個體勞協”組織，帶頭勤勞致富的共產黨員也出現了。昔日凄涼的邊疆小鎮迅速舊貌換新顏。

這使我想到厲有為同志給我講的湖北十堰二汽一段往事。上世紀80年代初，二汽有1.5萬名復轉軍人進廠，他們大多數人的配偶子女在農村；從上海、長春支援二汽的，很多老工人的家屬也在農村，十堰市一些職工家屬有不少也是農村戶口的。有些復轉軍人的家屬來到十堰，就在山邊、草地搭建窩棚住下，讓人見之心酸。為此市委領導王清貴、厲有為給耀邦同志寫信，希望中央重視這個事，并提出建議。不到十天中辦就有了消息，耀邦作了批示：

我們的戶口政策必須接照新的情況加以改變，過去的戶口政策嚴格限制農村人口轉入城鎮，是按照過去的糧食情況制定的。

我們現在要放手讓一部分有專長的農村能工巧匠和城鎮職工的農村家屬進入城鎮來就業，從而一方面發展城鎮各種生產和服務事業，一方面騰出一部分耕地，從而使農村富裕得更快，這是一個各方面都皆大歡喜的政策。（《厲有為文集》下P13）

細讀這段文字，不由讓人想起耀邦同志在云南保山對吃商品糧問題的意見。

怎么解決吃糧問題呢？這是調整國家、地方、企業、職工個人幾方利益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對舊體制進行改革。而改革就是對利益各方進行調節，進的一方必須有所付出，退的一方也必須得到補償。耀邦同志的意見是：“問題是一個吃糧補貼問題，即如果將這些人完全轉為城鎮人口，國家要拿出一筆錢補貼這些人的吃糧。因此，要說明這批人的口糧只能是由國家供應的議價糧。”（同上）

十堰市貫徹這一指示，解決了14415人的城市戶口問題，最后檢查驗收時，竟無一例違紀事件。

人民城鎮人民建

我對小集鎮的認識理解有限。我認為小集鎮是農村、城鄉商品交易的中心，從而也是縣以下行政中心。中國有一些著名的小集鎮在商品交易的旺季，往往可以吸引幾個省的農民前來進行商品交易，有的小集鎮在中國近代史上還發展成為工商名城。面對著地圖上的石家莊、棗莊、周村、辛集，我常做如是想。

耀邦同志到保山地區，他的一個調查題目就是考察中國小集鎮的現況與發展。在板橋公社的座談中，耀邦說了這樣一些觀點：“集鎮繁榮要靠商業，不發展商業，農村經濟不會繁榮。我們過去有些政策不太正確。”

當公社匯報說板橋公社大小春糧平均畝產達到1700多斤，人均收入170多元時。耀邦同志接過話說：“糧食產量是算高了，但各項工副業的收入不多。”

耀邦同志在座談會結束時又講：“多年來，用農村領導城鎮，搞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手工業發展不起來，小城鎮發展不起來。……幾十年了，現在的縣城，除了幾個全民所有制單位外，什么東西也沒有，破爛不堪，形不成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居民的收入也很低。”

耀邦同志當天回到保山后，晚上又聽取了地委的匯報，第二天上午繼續聽取地委的匯報。他看到的情況，是他親眼看到的情況，聽到的匯報，是最基層的匯報。由于農村生產責任制得到億萬群眾的擁護，在耀邦同志看來農村的形勢要好于城市形勢。他在匯報會上對安平生、張铚秀和保山的同志講：“現在困難很多，你們工作還是搞得好的。大中城市的困難比你們大得多，住房問題、物價問題、工資問題，我們還有外交問題，許多國家對我們希望很大。”

最后，耀邦同志希望保山地委的同志團結，并告誡大家：“你們介紹得不錯，很清楚。你們工作做得不錯，當然也不要驕傲。”

保山地委的同志沒有驕傲，他們還以更高的覺悟，投入了更多精力，把建設保山地區小城鎮的工作擺到黨委、政府、群眾生活的面前。到1984年，保山市對建設小城鎮做出總結，并發了文件。我認為有幾條總結得非常好。

第一條，要有一個鎮人大審議通過的小集鎮建設的總體規劃。為此必須培訓干部，市城建局辦了一個小城鎮規劃培訓班，培訓班強調三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第二條，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就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抓好物質文明建設；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把精神文明落實到村、鎮、廠和學校。強調培訓新型農民、環境衛生、環境綠化工作。

第三條，市財政拿錢，不是政府辦企業，而是支持農業、工商專業戶、鄉鎮企業發展，發揮低息周轉金的作用。小城鎮的建設發展，必須要有符合小城鎮自然條件、歷史情況的經濟。強調“人民城鎮人民建”的城建思想。

第四條，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要為小城鎮建設“松綁”。規定各區上報的報告，一個月內不做批復就視為同意。

當時的中國，改革伊始，經濟發展的任務很重，群眾各方面的要求期待又高，當時的政府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沒有市場經濟的依靠，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器，缺少資金。因此“人民城鎮人民建”的思想就是一種主動、積極、創造性的嶄新理念。要把握住的關鍵之點是受托的政府、官員、群眾代表不能腐敗。在此理念下，按照鎮人大通過的總體規劃，采取多方籌資的方法，板橋鎮建設了三層樓以上的新房，有醫院、區公所、合作商店、地質隊大樓、電影院，修了兩座小電站，安裝了自來水管線。又以民辦公助的方式，新建道路，修整街道，修葺文化古跡，籌建綜合服務大樓，擴建街頭廣場，架設街燈，治理污水，疏通下水道，處理垃圾等等，還就勢開展整治臟亂差等衛生環保行動。

1980年后，保山地區的領導就開始宣傳“離土不離鄉”的理念。鎮、社、生產隊自主地把土地投入到城鎮、集市的建設用地上來。經營性的設施，土地是作價的，如興建“板橋聯營綜合服務大樓”。公益性的設施土地則是劃撥的，如板橋的“教學大樓”。板橋居民對這些措施無不稱快，大得人心，建設速度很快。這里對違章建筑也有強行拆除的事例，奇怪的是，由于廣大群眾支持，形成的強大輿論態勢，最后都能合理解決。沒有今天那種暴力相持的情況。

提倡小城鎮建設

根據保山地委當時的記錄，有段情節應該一提。

24日上午九時許，耀邦同志去思茅。當天是縣城街子天，耀邦同志乘坐面包車出縣城南門時，“趕街的人很擁擠，木柴、蔬菜、水果和各種農副產品擺了很多，手扶拖拉機、手推車、自行車、牛、馬一時阻塞了行車通道，指揮交通的同志要群眾讓路，耀邦同志對駕駛員說：‘開慢些，慢些，不要趕群眾，擠是好現象，東西多。’耀邦同志乘車到機場進口，老百姓照常在候機室樓后面的場地上曬谷子，沒有因車隊而受到驚動。”

耀邦回京以后，于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自治區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講話。在講話中，他又提到云南保山的板橋鎮：“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城鎮，破爛不堪。云南的保山縣有一個板橋公社，糧食單產高，畝產一1700百斤，確實是個好公社。……現在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小城鎮不恢復是不行的。”

同年12月，《紅旗》雜志刊出評論員文章，開篇就以板橋鎮的落后狀況為例，提倡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小城鎮建設。

耀邦同志在保山談商業，談商業小鎮，談商品流通，他還不知道，他所在的保山在西漢就叫“不韋”縣。秦國的呂不韋，或他的子孫就被遷徙于此。保山往西翻過高黎貢山就到云南邊鎮騰沖。這一路段就是南方絲綢之路中國境內的最南段，應該說，張騫在中亞看到的蜀錦筇杖就是從這里外運的。去年有幸，我也踏足過高黎貢山絲綢之路的石板山路。呂不韋是中國最有名的商人，他的商業活動無處不入，最后竟成為秦國的權相。很難想象他及他的家族后代會對身邊的絲綢之路，沒有技癢涉足的癮頭。這一切都是古時的商業輝煌，衷心祝愿今天我國的商業活動、商業名城能營造出更高的商業文化、商業文明。

我國現在的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進程已和城鄉居民的生活、生產呼吸相通，血肉相連了，其規模也更大了。這項世紀工程有成績，也有矛盾，更有困難?；仡櫲嗄昵氨Ｉ叫〕擎偨ㄔO的故事，還是極有教益的。今天黨中央號召全國黨員學習楊善洲同志，本文發表的這幀照片就是一份珍貴的教材，他和耀邦同志這段交往也是一段感人的歷史。中國要改革，我們不但要解決為什么要改革的問題，也要解決怎樣改革的問題。怎樣改革呢？首先需要一大批忠于人民，敢為黨的事業奉獻自己一生的人，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為民履責，率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