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金松/文 42歲的杜國旺和15歲的占海特有一個共同的夢想——能夠參加異地高考。杜國旺是內蒙人，在北京工作，他的兒子正在讀高三，明年即將參加高考；占海特的戶籍在江西，4歲時候隨父母到上海生活，讀完初三后，就輟學在家。
2013年的北京、2015年的上海，在異地高考這個問題上，杜國旺和占海特都面臨同樣的不確定性。杜國旺希望他的兒子能有機會參加明年北京的高考；占海特則希望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自學也能達到和上高中一樣的學習效果，甚至遠遠超過。
2020年，八年之后，不管是杜國旺的兒子還是占海特自己，都已過了高考的節點，他們的未來可以有N個方向。但在對異地高考的期望上，杜國旺和占海特都希望自己是最后一個受困擾的人，杜國旺說，“即使我的孩子成功不了，能夠幫助別人成功，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占海特則希望她5歲的妹妹不再經受和她同樣的煩惱。
堅冰漸破
1999年，杜國旺從內蒙古來到北京追求夢想，在大學教過物理和計算機，后來到私企工作。和眾多“北漂”相比，杜國旺是幸運的，他在來北京的第三年就獲得了北京工作居住證（俗稱“北京綠卡”）。這讓他幾乎可以享受和北京市民一樣的福利待遇，除高考以外。
也就是這一年，杜國旺把兒子從內蒙接到了北京。同樣是在這一年，北京申奧成功，申奧成功的當天晚上10點，他和朋友一起馱著兒子隨著人群沿長安街慶祝。前幾天，他還特意把這張記錄了珍貴的記憶的照片翻出來，貼到了微博上。
占海特則在4歲的時候隨父母去了上海，從幼兒園、小學、初中，盡管因為戶籍問題在上學問題上費了一番周折，但還是一路讀了下來。初中之后，因不能參加中考，她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學業，在家自學。
杜國旺和占海特的經歷是目前轉型期的中國，大多數流動人口在教育問題上面臨的共同難題。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截至2010年，中國有2.2億余人離開戶籍地遷居異地工作或生活。在北京，非戶籍常住居民達704.5萬，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5.9%，上海、深圳的非戶籍人口比重更高。
這些數量龐大的非戶籍人口，其事業、家庭、不動產、交際圈均已扎根于所生活城市，絕大部分人不會再返回原籍。但根據中國當前的高招制度，大多數考生只能在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只有黑龍江等少數省份從今年開始允許非戶籍學生參加當地高考。
由于全國教材和高考試卷不統一，這迫使大量城市非戶籍人口不得不把孩子送回戶籍地讀書，大量孩子即使隨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讀到初中最終也要回到戶籍地讀高中和參加高考，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留守兒童”現象，并可能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異地高考的障礙已成為制約人口流動、影響社會和諧的一項隱患。今年兩會前夕，來自全國各地的9萬多名隨遷子女家長，發布了致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呼吁信，要求關注教育公平，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允許隨遷子女就地高考。
2012年8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了《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下稱“《意見》”），并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原則上應于2012年年底前出臺。
目前已有十多個省份公布了各自的異地高考方案或方案出臺時間表，最早公布異地高考方案的山東規定，從2014年起，凡在山東省高中階段有完整學習經歷的非戶籍考生均可就地報名參加高考，并與山東考生享受同等的錄取政策。最近公布的黑龍江及湖南版異地高考方案，進一步放低了門檻，以盡可能地方便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根據湖南的方案，隨遷子女僅憑學籍證明和其父母居住證即可在湖南報名參加2013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不需提供其父母的工作證明、住所證明和社保證明等繁雜手續。錯過今年報名的隨遷子女還可以進行補報。
推進異地高考，解決隨遷子女升學考試難題已是大勢所趨。但人口流入最為集中的京滬粵目前尚未出臺方案，杜國旺和占海特還需要繼續等待。
難題待解
在教育部等四部委出臺《意見》前，杜國旺和一些家長每個月都去教育部，咨詢孩子的異地高考問題如何解決。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意見》各地拿出方案后，杜國旺和非京籍的家長們則開始到北京市教委咨詢，什么時候出方案、高三的學生今年能不能報考、方案出臺后是否可以補報。
不管是去教育部還是教委，他們大多數時候得到的都是“正在研究”、“正在緊鑼密鼓研究”、“領導對這個事也很著急”……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堅持。截至2012年10月份，這些隨遷子女家長共計走訪教育部40次，北京市教委24次，發放宣傳單頁無以計數，征集簽名迄今已經超過10萬人次。
2012年10月11日，隨遷子女家長代表和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員終于有了一次深度溝通。當天，根據教委工作人員的要求，只能是五個代表列席，兩個代表陳述，其他家長被擋在接待室外。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年輕的郭老師，杜國旺拿出準備好的材料，一條條陳述隨遷子女家長們提出的建議，并且呼吁北京市教委能夠盡快出臺相關政策。另一方面，郭老師則詳細談了北京的城市規劃、承載能力，城市功能定位，對于家長們最關心的北京市異地高考政策問題，回答依然是“正在研究”。
和杜國旺的經歷相類似，占海特為了能參加上海的中考也曾多次向當地教委、政府部門反映訴求。一次占海特和老爸到上海市政府信訪辦上訪，信訪辦的人讓父女倆去教委，上海市教委一位負責接待他們的工作人員不緊不慢地對她說，去讀中職校吧，不愿意就回老家。去上訪的次數越多，占海特越感到絕望。每次去得到的答復都一樣，后來還曾給上海市領導寫信，轉到教委后，得到的同樣是冷冰冰的格式化的答復。
最終，占海特成了全班唯一一個沒有資格參加上海中考的學生。絕望的占海特在今年5月份提前回家，成了一名輟學少年。
實行異地高考可能對本地學生升學造成的沖擊以及可能帶來的人口增加對城市承載能力的考驗，是京滬最為擔憂的因素，兩個因素中尤以后者為重。
占海特所在的上海，對非本地戶籍學生的中考、高考并非鐵板一塊，對持《上海市居住證》（A證）人員的子女、在滬定居并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的外國僑民、考生父母雙方或一方是在滬高校、科研機構博士后流動站在站人員等10類非上海戶籍學生可在上海參加高考。為了能在上海參加高考，一些不符合以上10類條件的隨遷子女甚至不得不改變國籍，花幾萬元錢隨便把國籍改成某個不知名的島國，搖身一變就成了在滬“僑民”。
北京到目前為止則是以戶籍為唯一的通行證。像杜國旺一樣拿到了工作證的非戶籍人員也被擋在了門外。
一位參與了《意見》制定的專家表示，“要是什么都不放，社會有意見；要是沒有條件，就亂了。”在這位專家看來，地方要把基本情況進一步調研，才知道條件怎么設置，像上海正在搞積分制，就是根據城市需要多少人來設置條件，用積分的辦法來認定，“當然，城市需要的不僅是高端人才。也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人，各種技能型人才，社會服務性人才來。”該專家說。
為戶籍松綁
京滬等地之所以將異地高考看作可能導致人口暴增的誘因，是因其戶籍紅利。目前高校的錄取依據行政區劃劃分錄取名額，京滬因名校聚集等因素而能獲得較多錄取名額，在同一批次的錄取比例上往往能較其他省份高出數倍。
從目前推行的異地高考方案看，雖然黑龍江、湖南等對異地高考都設置了較低的門檻，但人口流入集中的京滬，更可能采取“有限準入”的方式。不管是上海的積分制還是根據北京方案設置的門檻，能夠享受異地高考便利的只是少數隨遷子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規劃研究部主任文輝表示，在異地高考上實行有限準入，雖然讓一部分隨遷子女享受了異地高考的便利，但實際上是進一步強化了附著在戶籍上的教育福利。這不符合未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真正的改革方向應該是逐漸淡化戶籍在教育中的影響，從而為戶籍改革“松綁”。
長期呼吁教育公平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認為，應該取消目前的分省命題和錄取制度，在對少數民族、老少邊窮等落后地區進行適當照顧的基礎上，實行全國統一試卷、統一錄取分數線，以學籍作為高考報名的條件，既從根本上實現了教育公平，也在消除了京滬等地擔心的放開異地高考后的人口激增的隱憂。
也有觀點認為，應進一步擴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權，直至完全實現高校自主招生，從而實現報考同一學校的所有學生，均采用同一標準錄取。
8年之后的2020年，占海特的妹妹也到了讀初中的年紀，占海特希望妹妹可以不再為戶籍而擔心，可以不再為了能在上海參加中考而成為又一個“小訪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