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春平 鄭海波撥動鼠標，電腦上密密麻麻地顯示出各種數據。“就像股票一樣，整個區域流動人口的信息實時更新，只要被采集過，就能隨時查詢到他的個人資料、工作就業和住址遷移等信息，還能對信息做各種分類查詢。”

這張標注著流動人口數量和變化情況的信息平臺，是鄭海波作為北京市海淀區一個街道辦事處下轄的流管辦（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負責人，五年來最得意的工作成果。不過很快，這個平臺就要被移交給公安系統的派出所來管理了。

今年10月北京市政府下發的文件規定，北京市將實行實有人口管理，包括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內，要求流管辦和派出所做人員、物資和信息平臺的移交。鄭海波記得，移交之前，流管辦和派出所是兩條線。流動人口的詳細信息比如租住房屋、就業變動甚至住所煤氣安全，都是流管辦在做；派出所主要通過辦理和檢查暫住證，來防范違法犯罪行為。“交接前，派出所是無法接入我們這個系統的，現在信息平臺對公安系統開放了。”鄭海波說。

這樣一來，對管理流動人口一線來說，暫住證沒有很大的必要，有一張身份證就足夠了。“我們每天有人采集信息，核銷的、更新的、除名的每天都有，這個平臺全北京是聯網的，比如在海淀登記了信息，人又搬到豐臺區去了，只要輸入身份證號，信息就全部遷移過去了。”鄭海波說。

今年7月的北京市黨代會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表示，全市實有人口的全覆蓋調查，是為居住證制度推出奠定基礎。數據顯示，從去年11月啟動實有人口服務管理全覆蓋體系，到今年6月北京人房關聯信息輸入已完成近90%。

鄭海波覺得，一旦北京完成所有流動人口的人房關聯信息，暫住證這個富有歷史特色的名詞，或許將永遠退出舞臺。

變遷

來北京14年，一路走來，打工、開美容店、服裝店，到現在做教育輔導，偌大的北京留下侯云不少打拼的身影，但她卻從未覺得自己能被這個大都市所接納，而不接納的一個標志就是——她必須得辦暫住證。

侯云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她見過的北京市最后一次大規模查暫住證。出于奧運安保原因，北京市加強了對外來流動人口檢查力度。“那會兒辦證都排好長隊。”嚴查的那幾個月，總是讓侯云想起自己剛來北京的遭遇。

侯云現在還能清楚地記得1998年剛來北京時，那時北京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50年國慶，“一輛帶囚籠的警車停在店門前，一群警察沖進來，拿著警棍，讓我們排隊站好，挨個查有沒有暫住證。”

這段經歷，至今仍不時地出現在侯云的夢里。

侯云感受到的變化，始于奧運會后的2009年。作為外來流動人口在京必須隨身攜帶的證件，北京市將暫住證由強制辦理改為自愿辦理，暫住證開始成為公安機關對流動人口統計數字和基礎資料備案的工具。

沒有了強制辦證，侯云不需和民警打過多的交道，流動人口信息采集員成了她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人，她的所有基本信息開始出現在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綜合信息平臺內。

權限

在北京市海淀區西三旗街道辦事處的機房內，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綜合信息平臺實時顯示著這個街道的流動人口數量及其詳細情況。

和派出所依靠暫住證掌握流動人口信息不同，鄭海波管理的這個信息平臺，只需要一張流動人口的身份證，在《來京人員信息登記表》上，流管辦信息采集員則會詳細填上被采集人的基本信息、居住信息和就業信息。

鄭海波負責的流管辦，2007年剛成立時是掛靠在街道的綜合治理辦公室下辦公，連編制都沒有，從2007年至今，社區流管站的建立、信息平臺的采集建立，都是流管辦做的工作。今年9月，為了落實流動人口管理，街道辦將流管辦從街道綜合治理辦公室分離出來，單獨運作。

但鄭海波在流管辦獨立運作后的第一項工作，卻是根據北京市10月初下達的文件，將流管辦的人員、信息平臺、辦公用品移交轄區派出所。“派出所現在對這塊工作還不熟悉，而流管辦和社區已經沒有了管理的權限，所以現在這項工作比較混亂。”鄭海波說，其實流動人口最需要的是服務，他們反映得最多的就是提供公租房、廉租房，解決住房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房主合同還沒到期，就要趕承租者走，每年都要漲價，把流動人口漲得受不了。

在鄭海波看來，這些問題，流管辦可以了解到，派出所卻未必。在北京流動人口聚集最多的昌平、朝陽一帶，由于小區面積巨大，最小的管片民警也得管五六個小區，小區流動人口多的可能要上萬。

按照職責劃分，流管辦是負責貫徹落實上級流管委和街道辦事處關于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與服務工作的決策和部署，但現實處境卻讓身為負責人的鄭海波頗為尷尬。

未來如果暫住證改為居住證，鄭海波覺得信息平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公共服務和能享受的權益是跟隨著個人信息走的。

未來

“過去在90年代，流動人口必須辦暫住證，沒有暫住證要給你罰款或者遣返，現在是協管員追在你后面要求你辦，沒有強制要求，這個東西它就是管理的需要而不是控制的需要了。”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遷移研究中心主任張展新說。

張展新認為，真正叫居住證還是暫住證意義都不大，說到底還是權益有多少。他提到北京市曾經做過一項調研，結果顯示，有北京戶口和沒有北京戶口在待遇上有80多項不同，比如說60歲以上老年免費乘車、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高考和保障房。

2003年，北京市開始實行《工作居住證》政策，這被戲稱為北京市“綠卡”的工作居住證，成為不少想成為北京人的外來人口的期盼，但學士學位、在京固定住所、納稅額等門檻，讓只有職高文憑的侯云對“進入”北京市開始心灰意冷。

2007年北京市傳出“暫改居”開始調研的新聞，聽說申請門檻將降低，侯云又燃起了“進入”這座生活快十年的城市的希望。此后，官方每年都會傳出北京“暫改居”調研或即將出臺的消息，但都不了了之，帶給侯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今年的形勢似乎悄然發生了變化，在戶籍改革、“暫改居”的輿論聲下，目前已有上海、天津、重慶、廣東、浙江、江蘇、吉林、山東、湖南等19省市開始推行居住證制度，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也開始邁出了自己的步子。

但張展新認為戶籍真正的問題，是在一線城市能給流動人口多大的權益。“在北京、上海、廣州，外來流動人口的比重都在37%—38%，一年財政就這么大，如果把流動人口納入，低保、保障房很難萬全覆蓋。”

他表示，流動人口參保，法律層面解決了，政策層面解決了，但現實層面流動人口的參保率只有26%，這個數據還是按最寬的口徑統計的。轉移不好轉，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對地方政府來說，轉出的樂意，轉入的不愿意，因為按照規定，繳納養老統籌金的轉移只能轉移一部分，但接受的地方要承擔流動人口全部的參保費用。

“改革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財政獨立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張展新說。

（本報記者陳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