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堅地

七七、七八級經歷了中國的巨變，在我們人生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個巨大的轉折，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搭了歷史的車，從另外一些方面來說，我們又像在趕歷史的車，我們被時代造就，又像從沒趕上時代的潮流。

1977年開始，無數參加高考的人，命運都因其而改變。其中變化最劇烈的無疑是第一批大學生。我1978年作為地道的應屆生考入大學，當時只有15歲，我們這群人似乎總是在不斷感慨時代造就了人。確實如此，對我而言，“金77、銀78”，這句流傳甚廣的話不僅是指求學機會的珍貴，更成為個人命運的一種暗示。

一個農民家出身的孩子，要走上求學的路，過去遠比現在更艱難。我的家庭并無大富，在幾十年前的福建，只能說糧食是夠吃的，最開始上學，我父母其實并未對我抱什么期望，就是憑著一種試試看的心態，“要是跟得上，你就去上”。就這樣一句話，我1969年上了學，沒想到真的自此一路讀了下去，1971年林彪倒臺前，說要將小學改成4年制，后來又變成5年半，于是我春季入學，秋季畢業，1978年，4年的初中生涯結束，我正好以應屆生的身份參加高考。那時候上大學的最大好處是什么？大家都是為了改變現狀，于當時的我來說，好處其實是轉戶口。這也是我父親最在乎的一點，上大學可以解決城市戶口問題，如今的城市戶口雖然不值錢，但在過去，農民的勞動被換算成工分，而城市戶口卻幾乎直接等同于工資。

在我當時那樣的年紀，又處在那樣的時代，很多決定的做出并沒有后來人想得那么復雜，更多的時候，甚至根本沒有自己決定的權利。我的學校和專業選擇就是如此。1978年，高考剛剛恢復，別說是學生，就連老師也說不上哪所大學好，除了清華、北大，我們只聽說過就近的廈大和福大，于是我們學校的尖子生都把志愿押在了廈門大學上，我們班更是好幾個同學都報了廈大的物理系，老師看到如此雷同的志愿表，說你們不是自己擠自己嘛，大筆一揮，就直接替我們改了志愿?？尚Φ氖?，我直到拿到錄取通知書才知道錄取自己的不是廈門大學，而是被改到了華東工程學院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也就是現在的南京理工大學。這是老師給改了，為了避免許多同學同報一個學校。其實老師心中還有另一個備選——南京大學，但最后還是覺得華東工程學院更好，為什么？就因為覺得華東肯定比南京大嘛！

我在人生的前半段，可以說一直沒抓住過自己命運的風箏線，在國內的求學生涯里，一直處于被選擇，而不是選擇，但這種典型性病癥實則無解也無奈。被華東工程學院錄取后，我一上來又面臨轉專業的問題，因為高考物理滿分，我被學校要求轉去物理師資班。當時還覺得，不是成績不好的學生才去師資班嘛，就非?？咕?，但最后經不住老師和同鄉的規勸，校方說學校要擴展，需要大量的老師，并承諾我們畢業后可以留校任教，我最后只得同意，卻沒想到四年后等著我的竟是一張空頭支票。

我們這群師資班的“銀78”，到了畢業時也就是一枚枚銅釘了，國家把我們釘到哪里算哪里。1982年，我本科畢業，77級的學生畢業時，還沒有編制問題，但輪到78級，就發現舊的不去，新的也就沒地兒來了，我們面臨著非常尷尬的境地——大學根本沒有編制來留下這么多剛畢業的師資班學生。我當時感到非常惱火，甚至找當初承諾我的人理論，當然未果，不過現在想起來，曾經覺得無比嚴重的事兒，也都不值一提了。人的一生非常短暫，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去學校報到的時候，下了火車一直尋找南京路，我曾在宣傳畫上看到過的迷人的南京路，一直覺得就在南京，其實那是上海的路。所以說，一切失望都是無法預知的，而在當時，連抱怨也都是無力的，何去何從才是大問題，后來有時會想，沒有選擇權究竟是一種幸還是不幸？

但那時，我真的不想離開學校，一心只想留在學校念研究生，學習核理論。77、78級大學生和后來的大學生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這一代的學生是非常恪守本分的，能踏下心來做些學術上的事情，而83級之后的大學生，則更多最后選擇了經商，更具有商業頭腦。不過我最后還是未能如愿，我報考的是當時中國核物理學界有名的教授周孝謙的研究生，但因為電動力學沒考好，最后失之交臂，沒能進入面試。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全國核物理研討會上遇到過周孝謙先生，我們恰巧也在同一個工作組，老先生念著我的名字說：“你這名字我怎么覺得這么耳熟??？”我就與他打趣，“是啊，我當年報考過你的研究生，你沒要我?！崩舷壬f，“我當時怎么會沒要你呢？”事后想來也頗有趣。

沒有人可以預知，假如周老當年收了我這個學生，我會走向怎樣的命運，大概也是不會偏離學術的。但現實是，我考試失利，最終被分配回福建老家，到一個造過山炮的三線廠。其實過山炮早就過時，這個三線廠也在很久之前就停止生產了，廠里的領導想讓我去學校教書，教生物和物理，我的生物只在高中學過，可廠里的領導分不出生物和物理的區別，總之，都帶了一個“物”字，“差不多的”。

這個想當然的“差不多”，最終會讓他人的命運差很多，我并不想去教什么生物，就很不想去報到，后來我送一個老鄉去廈大，在公交車上丟了我所有重要的行李——畢業證書、錄用書、錢包甚至南京工廠的托運單！命運真是不給人一點喘息之機，我一怒之下不去了，直接回了家。因為已經轉過戶口，我父親對我回來也沒什么異議，在家耽誤的一個月里，教書的職位給了別人，我這個待業青年也不好一直當下去，還是去了工廠報到，這次我被分到了技術科理化室，專門做材料和力學的測試。真是把我高興壞了，這樣我可以有時間準備考研，已是大幸。

我有時會感慨，人的記憶真是奇特的東西，你在忘記昨天發生了些什么的同時，會想起多年前的某件小事，又或者在忘記事件的經過后，憶起某個最不起眼的小細節。我還清楚地記得在1982年8月的盛夏，自己第一次走進那所工廠時的情景：當我走進工廠大院，發現辦公大樓的整整五層，每個窗口都有幾雙眼睛在好奇地望著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自己鬧笑話了，來廠里的路上，我走錯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零七廠，在零七廠附近的招待所挨過一個晚上，早上才總算搭上總工的車趕來這偏僻的山旮旯報到?；蛟S對這所建在深山老林中的兵工廠而言，發生在這片小天地的事兒，沒被“關心”的很少，值得“鬧心”的不多，可以被當作趣聞的，就更屈指可數，因此當聽說一個剛過19歲，不滿20歲的大學生要來這里工作時，人們站在陽臺上，這么多人都在看著我——那一年最后來報到的大學生。

就是在這個三線廠，我被當作稀罕物一樣圍觀過，這里的人們也確實很照顧我，我卻一直沒有斷了飛出去的心。我不想把學術的路就此斷送，一心要再考一次研究生。當時廠里的領導找到我，說你執意要考，可以，但是只能考一次，如果考不上，就必須留下來。

這個時候，猶豫只是象征性的，我參加了次年一月的研究生考試，也是距離當時最近的一次。所以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復習，期間生過一場大病，廠里的醫院沒辦法，我就請假去地區上的醫院。走的時候，不僅病弱，還很瘦小，但我還是背上一百來斤的書，其實書一直都是我心中最重的行李，帶上書，就表示我已經不打算再回來了。

1983年，我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在中科大念了一年基礎物理后，進了研究所做理論物理，1986年畢業后到了上海交大做老師。能夠再度接續起求學的生涯，人的欲求也更加單純，我一門心思想要好好在物理研究上走下去。

在上海交大教了三年書后，1989年，我當時感到如果繼續留在國內，自己將很難在學術上取得進展，借著當時美國簽證辦理容易的大風向，我看準了新的道路——出國留學。在那樣一個出國的高峰時期，我沒能及時拿到護照，耽誤了申請獎學金的時間。雖然這個決定使一切都變得倉促和窘迫，但我還是堅定地要出去看看。

決心不能當飯吃，問題還是要解決的，我父親一個自幼一起長大的好友，在馬來西亞做了“資本家”，父親對我說，“你聯系他看看吧，能不能幫到你?！蹦且呀浭俏ㄒ坏某雎?。雖然沒有十成的把握，我還是花了一個月的工資，發了一封電報到馬來西亞。又花了400多塊，用整整5個月的工資打國際長途到美國聯系學校。

事隔多年想起那段日子，還是覺得十分艱苦，好在苦盡有甘來，馬來西亞的“資本家”不僅答應為我做擔保，還寄了一張匯票過來。對一個自費留學生來說，學費是一筆無法抹平的巨大開銷，到了美國學校后，我找到研究生院，用夾生且殘破的英語試圖向對方說明自己的情況，“我沒有拿到獎學金是因為申請晚了，但我是值得得到的?！睕]想到美國研究生院的人異常痛快就給我免除了學費，我后來還得到了勤工儉學的機會——在學校的自助餐廳打工，4到5美元一小時。有了工資，我頓時覺得自己像個富翁，到了第二學期，我發表了文章，得到了資助，也不再需要打工了。馬來西亞“資本家”給的錢一分沒動，很快還了回去，不過我們的聯系并沒有斷，直到現在，他都還在資助家鄉的貧困學生。

在國內時，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理論物理，出國之后卻轉變了方向，開始研究實驗物理，尤其是凝聚態物理。在美國學習理論物理，需要非常好的天賦，雖然中國人的數學很好，但美國也有很多人是非常厲害的，從理論轉向試驗，需要一定的理論基礎，理論比較好了，又能有一定的動手能力，那是最理想的。除此之外，現實的因素也是考量的對象，之前做理論，比較不容易找到工作，并且那時候也想不到國內的變化會這么大，覺著既然出去了，說不定就會留在外面。

所謂的凝聚態物理，其應用領域遠不似外行人聽來的冷僻，凝聚態物理與材料直接相關，比如超導體和磁性材料。陶瓷一直被認為是絕緣材料，但如果摻雜進一些別的成分，改變它的結構，就會變成非常好的導電材料，物理雖然聽起來很神乎其神，其實還是很基礎的東西?，F在的材料越發豐富，也越來越趨向復雜化，新興的材料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讓人們在應用時進行調節，而留給物理學家最大的困難，其實是如何去理解材料的結構。調制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從材料的角度來看是應用，從物理的角度來看就是相互作用，各種成分之間如何作用，又是發生了怎樣的關系。如今蘋果手機的識別能力，其實就是應用了一個80年代發現的人工材料。大多數材料的應用都需要經過漫長的40到50年，這款材料20年就被使用，是近些年來最快應用到市場上的一次。

做物理其實非?？?，在錫拉丘茲大學讀博士時，有一段時間做光電子譜，要到同步輻射加速器里面去做實驗，開車過去要開1300公里，做實驗有時候是24個小時，有時候是16個小時，只有兩個人替換時，干脆一個人做白天，一個人做晚上，一干就是一兩個月。結束回來之后，連白天和黑夜都分不清，那時候就是拼了老命，想怎么打造自己。這一代的學生，無論是念大學時還是畢業后，都有著一股沖勁兒，對知識的如饑似渴成為了一種最自然的常態。我讀博士時的導師就非常喜歡中國學生，因為對科研工作而言，動力和聰明缺一不可，而這兩點也許是77、78級學生的共性。

1994年，我博士畢業，1995年3月做了一段時間博士后之后，到了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戰的原子彈研究中心之一。之后等到1998年，又到佛州去做教授，也就是這一時期，我發現國內的物理學發展越來越快，當初必須依靠出國才能繼續研究，現在已悄然迎頭趕上。不僅僅是科研領域，這中間，我也曾數次回國，每次都會感慨于國家的變化之快，那種感覺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雖然我之前就和物理所有聯系，但是真正開始與它合作是在2000年之后了，有時候科學研究也像做生意，當雙方的條件可以互補時，合作就開始了。物理所有一個很好的研究中心，特別是凝聚態物理方面，比如說，在以鐵為基本元素的鐵基超導上做得非常好，這個領域并不是中國最先發現的，但現在卻走在領先地位。物理所邀請許多在國外的學者去做報告，合作研究，我也幾乎每年暑假到物理所，經常是發現在國內電梯上遇到的熟人同行比在美國時還多?，F在不少在美國的教授，要么全職過去，要么半職過去，或者像我一樣，在暑假期間過去，這既是一種觀念上的互補，也是一種設備和資金上的互補。應該說，國內能夠如此迅猛的發展，離不開資金和資源集中的絕對優勢。

科技的發展，有諸多矛盾之處，效率和公平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平衡點，美國把本就有限的資金分散出去，中國則把大量的資金支持投在少數幾個籃子里。中國目前的國力，已經足夠去找尋我們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把錢投給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人，這無可厚非，然而在科學領域，誰能最終取得成果卻很難判斷，因為做科研不像做產品，做產品是只要你給我，我就能知道我能做到什么，但是做科學，尤其是發現性科學，你無法預料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沒有人可以問心無愧地做出承諾。畢業三十年后，當初的同班同學再聚首，避不開的話題就是大學生活。我剛參加了我們同學的三十聚會，真的很是激動和開心。所有人都記得，當時知道可以讀書，都特別高興。早上起來練嗓，背單詞背得死去活來。沒有哪代人更好的想法，但卻不由得再次感慨時代與人的關系。我們真的并不比后來的人更聰明，只是不同的時代里，最聰明的那批人，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77、78級的學生，有相當一部分都堅持了學術研究，而后來的也許更多去經商。但這樣的選擇無所謂對錯，都只是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已。

我真的覺得很難想象，到底是時代造就了我，還是我為時代也做出了一點點貢獻，我想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就像滾雪球，雪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隨著雪越來越多，雪球也就越滾越大。我這個“銀78”的異鄉路并不好走，勝在堅持而已。這一生是從沒有選擇到有選擇——選擇研究方向，選擇工作，選擇學?！徊讲阶哌^，我未曾逃避也未曾缺席。前半段頗多曲折，后半段終上正軌，彈指三十年，三十年長，三十年短，三十年記憶，又三十年忘記。能研究自己鐘情的學科，我以此為幸，個人隱于學術之下，我的人生渴望的不是故事，而是知識。

（作者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凝聚態物理學教授。本報記者侯思銘對該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