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明
我生在五十年代初，與新中國共命運，見證了風風雨雨，也經歷了“老三屆”，“老知青”，“老工人”，“老記者”四個人生階段，體驗了苦辣甜酸。
抱著孩子上大學
1977年，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下班的鈴聲終于響了，我將穿了一周的油膩的、帶補丁的工作服用報紙包好，放在自行車后架上，拖著疲憊的身子，緩緩地蹬車回家。到家后，我把工作服泡在大盆里，點上一根煙準備歇會兒，無意中朝包工作服的舊報紙瞥了一眼，這無意中的一瞥，竟使我后來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報紙上有“恢復高考，大學招生”的字樣，我的眼光頓時發亮，心也急劇地跳了起來……趕快報名參加高考，逃離無休止的體力勞動，歇一歇，喘口氣，換一種活法，這十幾年我實在太疲憊了，這就是我考大學的真實想法。此時離考試日期只有二十幾天。
緊張的戰斗開始了——我左兜裝著地理書，右兜裝著歷史書，上衣口袋里是數學書，只要工作稍有間歇，我立刻在車間的水泥地上用粉筆畫開了——廠房里，食堂里的水泥地上到處是我畫的方程解題、中國地圖、數學公式……
終于，考試的日子到了?？紙鰶]有歡迎的橫幅，沒有革命的標語，更沒有家長的陪伴接送，只有簡陋的教室、破舊的桌椅和一群求知若渴的青年。監考老師發下來三尺多長的考卷，中斷了十二年的高考就這樣恢復了，我們在悄無聲息中開始了生命的搏擊。
我于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二分校新聞系。與眾同學不同的是，此時的我，已成婚育女。我每天早晨6點多即起，把小女兒從睡夢中喚醒，洗好臉，穿好衣，將女兒放在自行車大梁上特制的小椅子上，后坐架夾好我的書包，然后兩眼四處觀察，一路緊蹬，生怕被警察抓住——當時是不準騎車帶孩子的。將孩子送到幼兒園后，再飛似的朝學校騎去，天天如此。抱著孩子上大學，雖苦雖累，心里卻充實得很。
十年浩劫，剛剛恢復的大學，沒有正規的教科書，多是油印的提綱，甚至沒有老師。我們剛進校時，英語教師在閉路電視里，哲學老師在廣播喇叭中，我們上課聽廣播、看電視，這就是當時真實的情況。盡管如此，同學們認真極了，沒有交頭接耳的，沒有走神睡覺的，手中的筆在迅速地記著、記著。大家滿懷求知的欲望，把被耽誤的時間補回來。四年大學那段如歌歲月，我們終生都難以忘記。
傳播大膽直言的聲音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國新聞社，開始了新聞人的生涯。八十年代，一個激情碰撞的年代，一個色彩斑斕的時代，一個真正改革的年代，一個令人們永遠懷念的時代。
中國從噩夢中醒來，沖破禁區，清左務實，高揚起改革開放的大旗，拉開了經濟改革的序幕，改革的鼓呼一波接一波。那時官員敢作敢為，民眾敢想敢干，新銳的思潮，敢言的學者，改革的探路者風起云涌。中央經常有新戰略，新舉措，新思路，新方案推出，令記者應接不暇。那是當記者最開心的時代，你總有采不完的新鮮事，你總有寫不完的好新聞，而且還很少有人打招呼發禁令。
新聞界迎來了一段難得的“小陽春”，“重大的決策讓群眾參與，重要的事情讓人民知道”是當時的流行語。在寬松、寬容、寬厚的“三寬”氛圍下，新聞界大膽發聲，直言敢諫，輿論監督，針砭時弊。報紙以突發事件報道為突破口，深入開掘，深度報道，產生了一大批佳作：工人日報的“渤海二號沉船事故”報道石破天驚，石油部長宋振明被拉下了馬，主管副總理康世恩受記過處分；中國青年報大興安嶺火災“三色報道”橫空出世，林業部長楊中被免職，眾多瀆職官員下臺；鐵路安全事故頻發，媒體大量報道，窮追不舍，強大的輿論壓力下，鐵道部長丁關根被迫辭職了。那時輿論監督的威力之大可見一斑。
九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遭遇“倒春寒”，極左思想回潮，市場經濟改革即將功虧一簣。關鍵時刻，鄧小平再度南巡，一路講話振聾發聵，“鄧旋風”瞬間席卷全國。
春江水暖鴨先知，中國經濟理論界最有影響的一大批經濟學家——童大林、蔣一葦、徐雪寒、吳敬璉、杜潤生、吳象、高尚全等近百人，即刻聚會在《改革》雜志編輯部，品鄧公講話，議改革大計，吐肺腑之言。反“左”呼聲四起，熱烈掌聲不斷。
老資格的經濟界權威人士徐雪寒抱病參加了會議，他顫抖著說，我等鄧小平這個講話等了3年了！童大林用“夢寐以求”四個字形容自己聽到鄧小平講話后的心情。經濟學家吳敬璉直言：當前“左”的思想影響相當嚴重，一些“左”派理論家在思想戰線上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必須進行清理。與會的經濟學家最后達成共識：不徹底清除“左”的障礙，改革難以深入進行。我立即將此次座談會的新聞發出，在海外以醒目的標題，顯著的位置予以刊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寫入報告，“左”的障礙一個個被清除，姓“資”姓“社”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此后，中國經濟理論界進入了空前的活躍期，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倡導成立了“世界觀察研究所”，該所每季度召開一次改革分析研討會，一批為中國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的知名人物：于光遠、朱厚澤、杜潤生、項南、李慎之、吳敬璉、高尚全、周瑞金、戴園晨、王玨等常在會上暢所欲言，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鼓呼。
每次研討會前，童大林總要通知我參加，這位曾在中宣部當過秘書長的“老宣傳”深知，那些主流大媒體是不會報道的，中新社對外可以報道。那時，這些大膽直言的聲音大都是通過中新社向海外傳播的。
目擊“九八”長江世紀洪水
親臨長江，目擊1998年世紀大洪水，是我終身難忘的一次采訪。8月13日傍晚，我們一行8人駕兩輛車疾馳出了京城，乘暮色千里奔襲，日夜兼程，終于在第二天抵達武昌城下。我們將“中新社長江抗洪救災報道組”的紅色標牌放在車窗前，車過高速路時，收費員不但不收費，還舉手敬禮，并將礦泉水硬塞進我們的車里。與最近大水淹京城時，高速路依然一絲不茍地收費相比，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慨。
兩輛采訪車就是我們的辦公室，題目的策劃、路線的制定和稿件的寫作大都在車里完成，一點擊就將文字圖片通過網絡發至總社了。采訪車也是我們的餐廳和臥室，餓了就泡方便面，累了就倒頭睡會兒，采訪車一路狂奔，武漢、荊州、公安、石首、洪湖、嘉魚、咸寧、岳陽，12天中轉戰湘鄂兩省。
我們所到之處大受感動，災區非常歡迎三種人：白衣天使，綠衣戰士和無冕之王。我們看到當地張貼的告示寫道：“熱烈歡迎各地記者到災區采訪，采訪期間吃住全部免費，并提供車輛向導協助采訪。”
8月16日，第六次洪峰洶涌襲來，沙市水位創下了百年來最高紀錄——45.22米。已突破國家規定的分洪極限——45米水位，湖北省已發出當晚炸壩分洪的命令，只待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親臨第一線指揮實施。
我們迅速跨上最險要的荊州大堤，采訪車憑特殊通行證在沙市渡口上了渡船，急奔對岸的公安縣，荊江炸壩分洪區即在那里。掌燈時分，我們進入了公安縣，一進縣城，我們愣住了——廣播在吼，警車在叫，軍車來來往往，縣城里亂作一團。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命令分洪區人員盡快撤離，一隊隊穿救生衣的戰士扛著鐵锨向大堤險區快步疾跑，牽豬拉牛的農民、拖兒攜女的民眾，爭相向安全的高崗地區奔去。
我們當即決定，留下有豐富抗洪經驗的湖北分社長章敦華、安徽分社長顧立軍在炸壩分洪現場采訪，其余人和車輛迅速向五十公里外的石首市轉移，以免分洪后車輛被淹泡在水里。后來，溫家寶副總理冷靜沉著指揮，讓大家等一等，再等一等，到深夜兩點多，洪峰終于退了，沒有炸壩行洪，避免了一次淹良田毀民房的大損失。
老記者的幾點思考
三十年的記者生涯里，我參加過無數次會議：兩會、黨代會、中央經濟會……經歷過無數次難忘的場面：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上海APEC峰會、北京奧運盛典……采訪過無數的名人、凡人、官人、軍人……看到的，聽到的，寫到的，還有不讓寫到的，色彩繽紛，無奇不有。我踩著稿紙一路寫來，從小記者寫到老記者，從小編輯干到副總編輯。我常告誡自己：寫白話不寫套話，說人話不說官話，有時寧可不說話，不要說假話。“老三屆”曾被譽為跨世紀的“橋梁”，社會的“脊梁”，現在新世紀已過了十幾年了，“橋梁”早已完成了使命，“脊梁”老矣，已不堪重負。“老三屆”一代，除了極少數人還在政壇上奮力拼搏外，絕大部分都已退出江湖，告老還鄉。
鳥隱弓閑，風定人靜之時，多喜回憶與思考，將所思所想說出來，也是一件快事。
思考一：為什么講真話越來越難
新聞講真話，記者講真話，官員講真話，本不該成為問題，但時下卻成了一個大問題。講真話為什么越來越難，成了一些有識之士經常感嘆的話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彭德懷在廬山沖天一怒，萬言上書，講了真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直言“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講了真話。數百萬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真心真意給黨提意見，講了真話，他們的境遇和下場如何，眾所周知。“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的后遺癥之一，就是人們不敢講真話了。真話少了，“假大空”必然大行其道。大躍進時期，浮夸風盛行，報紙上天天“放衛星”，人民日報居然放出了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13萬斤的特大“衛星”，令黨報蒙羞。“文革”時期，報紙顛倒黑白，講假話更是登峰造極。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胡績偉一句話入木三分：“這份報紙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他沒什么真的。”人民對自己的報紙不屑一顧，棄之如敝履，也就不足為怪了。
報紙不講真話，這個“老毛病”一直延續到現在，例如近期媒體出現的新詞匯——“周老虎”、“躲貓貓”、“王立軍休假式治療”、“古建筑保護式拆除”、“橋梁超重式側翻”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程已完成62%”等等，均引起民眾強烈質疑，媒體的公信力在假話謊言之中漸漸流失。
講真話為什么這么難呢？確有其深層次的緣由：現在假的東西已滲透到各個領域——假煙假酒，假藥假幣，演藝場有假唱，足球場有假摔，拍賣場有假畫，博士有假論文，官員有假學歷，診所有假大夫，寺廟有假和尚。神州已無凈土，新聞界怎能獨善其身？
再者，上面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容不得批評監督，聽不進逆耳之言。下面則投其所好，吹牛拍馬，報喜不報憂。講真話越來越難，純系黨風腐敗，官德不正的必然結果。
溫家寶總理曾反復告誡：要創造條件讓人們講真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于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是啊，不說事實，不講真話，罔顧歷史，掩蓋真相，不還歷史以真面目，不還黨史以真面目，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又怎能進步呢。
思考二：為什么“新黨八股”泛濫成災
縱觀時下官方主流大報，連篇累牘的重要講話隨處可見，任意拔高的歌頌文章，充斥水分的典型報道為數不少。官話、套話、廢話、大話、空話、假話充斥其中，能讓百姓聽得懂的真話、實話、大白話，少之又少。“新黨八股”泛濫成災。
沒有開幕不隆重的，沒有講話不重要的，沒有鼓掌不熱烈的，沒有團結不緊密的，沒有勝利不偉大的，沒有閉幕不圓滿的。一些模棱兩可，看得見摸不著的副詞、虛詞屢屢出現：深刻領會、正確引導、積極探索、妥善處理、大力推進、加快發展……字字無可挑剔，句句空空如也。“新黨八股”大肆蔓延，敗壞了黨風文風，敗壞了社會風氣，使官員形象大打折扣，使政府威信流失殆盡。新“黨八股”侵蝕著人們的肌體，腐蝕著人們的靈魂，這是一種軟腐敗，有時比硬腐敗更可怕，治理起何其難也。
思考三：如何樹立政府形象
這些年，突發事件特別多，天災人禍不斷：地震、礦難、臺風、泥石流時有發生。腐敗大案，政治丑聞，官商勾結，塌橋垮樓的豆腐渣工程此起彼伏。民眾示威的群體事件也一波接一波。突發事件的發生，對政府形象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考驗著政府的應對能力和處置技巧。
一些地方政府習慣采取捂、蓋、遮、拖的手法，不愿將事實真相公之于眾，怕影響社會穩定，怕引發民心不穩，怕政府形象受損，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固有思維下，不及時發布真實信息，拱手將輿論陣地讓與他人，造成流言謠言滿天飛。有的地方政府遇事就將警方推向第一線，動用催淚彈、震爆彈，甚至荷槍實彈，釀成警民流血沖突。政府自設迷局、造成亂局、自陷困局，再收拾殘局，折騰了一圈，最后“賠了夫人又折兵”。在“高成本零效益”的維穩過程中，恰恰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了最大的傷害。近年發生的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云南“孟連事件”，近期發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等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信息發達的網絡時代，沒有什么能夠遮蓋得住的了。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應在第一時間公布真相，學會與謠言賽；有話快說，實話實說。做錯了你就道歉，說錯了你就收回。該問責誰問責誰，誰該下臺誰就下臺。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民眾的諒解，才能樹立起自信、民主、開放的良好形象。
新疆“七五事件”發生之后，政府吸取了一年前西藏3·14事件的教訓，國新辦主動請境外記者頭班飛機飛抵烏魯木齊，想拍什么拍什么，想報什么報什么，采訪完全沒有限制。我們的媒體迅速出擊，將事實真相及時發布，境外記者紛紛發表評論，國際輿論一致對政府此次開明開放的做法大家贊賞。相比之下，新疆“七五事件”比西藏3·14事件性質復雜得多，死傷人員嚴重得多，由于新疆“七五事件”新聞發布全方位放開，反而為政府的形象加了分。
突發事件發生后，媒體怎樣做，才能真正樹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呢？北京7·21大雨過后，北京的媒體大篇幅報道英雄救災，干部捐款，領導視察，災后重建等新聞，但鮮見災后反思的文章，且真實的死亡數字也沒能及時滾動公布，引來網絡和境外輿論的強烈質疑和指責。
人民日報7·26發表評論指出：“北京暴雨傷亡人數不該是敏感話題”，顯然對北京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該評論指出：“相對于‘負面消息’，人們更關注的是政府對待‘負面消息’的態度。勇于面對，才能努力解決，努力解決，才能贏得民心。”在輿論的壓力下，北京終于公布了死亡79人的數字。
思考四：網絡時代誰是主流媒體
進入新世紀，進入了網絡時代。5億網民，8億手機，人人擁有麥克風，個個都是傳播者。多少重大新聞和突發事件，首發文字者是網絡，首發圖片者是微博，全新媒體后來居上。
網絡時代的來臨，是一次歷史性大變革，網絡改變了輿論的生態環境，對傳統媒體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網絡輿論先鋒，意見領袖大批生成。
網絡是擴音器：它可以號召市民散步，廈門人這樣做了，大連人這樣做了，倒逼政府將污染的PX項目停建。網絡是照妖鏡：它使貪官現形，身陷囹圄，周久耕因一盒“天價煙”，楊達才因一塊“天價表”，經網絡“人肉”，歪打正著，使貪官的丑行暴露無遺，網絡反腐彰顯威力。事實證明，網絡不是洪水猛獸，網絡不會將政權搞垮，網絡只會將貪官搞垮。
網絡是個好東西，網絡改變了世界，網絡改變了中國，網絡是公民社會日漸成熟的標志，網絡是時代進步的里程碑。網絡時代的沖擊，使中國新聞改革之門漸漸打開，并將會越開越大，最終會敞開大門，融入世界。
掩卷遐思，感慨良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誠如是也。
三十年，中國從封閉走向了開放；三十年，中國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三十年，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三十年，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但，改革尚未成功，民眾仍需努力。（作者系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