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
從1982年到2012年，整整30年，如白駒過隙，往昔之事歷歷在目。
1982年的重要性在于，“文革”結束，大學重新招生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在這一年畢業，在科技文化斷層、百廢待興的局面下，這批人中許多獲得發揮的機會，其中不少后來起到了社會中堅的作用。
現在，這些人中有的已經退休，有的即將退休，不管怎么說，他們的求學經歷與工作、生活經歷多半與前人、后人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非常特殊。
30年中經歷的事太多，這里只能揀幾件說說。
一代奇特的大學生
我也是七七屆大學生。略有區別的是，為了節省時間，彌補因為“文革”造成的耽誤，我入校不久就報考了研究生，1982年夏，我與大學同窗同時畢業，但得到的學位不是學士而是碩士。
記憶中，我們那一代大學生生活相當艱苦，但學習非?？炭?。我的七七屆本科同學中，很多人入學時已經30來歲，成了家，需供養孩子。雖然每月開銷只需10多元生活費，但一些人毫無經濟來源，靠變賣家具或親友借貸支撐，眼巴巴地盼著畢業、開工資，還清債務，過得輕松一些。學習上，大家都鉚著勁要把“文革”十年荒廢的時間找補回來，起早貪黑，顧不上休息娛樂。
我的本科同學中學習競爭相當激烈，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是從百里挑一的高考中篩選而來，許多人原來在本單位是領導、骨干，好強慣了，入學后發現周圍全是強手，而且強中還有強手，動力和壓力倍增；二是以前10年各人境遇不同，入校后水平懸殊，有的人先前當教師，有學習進修條件，基礎相當好，更有人通過刻苦自學，在專業或外語方面超過了我們的老師，4年本科基本上就是自己繼續鉆研，只等畢業取得大學生身份。
我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我所在大學考上研究生的全是提前報考的七七屆學生，所有參考的老師都鎩羽而歸。
學習是刻苦的，生活是艱苦和枯燥的，但好處是不憂分配。畢業生的工作國家全包下了，比起現今大學生最后一年全花在求職奔波上，應該說是幸福異常。缺點是雖有保障，但自由的選擇和流動空間不大。研究生則不同，中國10年荒廢，高層人才奇缺，所以頭一兩屆研究生往往處于待價而沽的有利地位。社科院的研究生，學業好、有學術抱負的首選是本單位，有政治抱負的去中央機關或要害部門，急需解決生活困難的去部隊，與招工人員談判級別、住房、家屬戶口等問題。
與1982年畢業的大學生相比，現在的大學生更幸運嗎？不見得。后輩一定比前輩幸福嗎？不一定。
中央講師團
1985年，我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往河南省的中央講師團的一員。
起因大致是這樣的：中央發現，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中小學教育狀況不佳，重要原因之一是師資缺乏或素質不高；于是中央決定從在京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中抽出一定比例職工，組成中央講師團，分片包干，分赴各地擔任中小學教師，以期教師和教育水平得以提高。
可以想見，在北京工作的人對于離別家庭與本行業務到外地工作一年，沒有多少人持積極態度，被動員者以種種理由不去講師團，主要的理由是家庭需要照顧的實際困難。
但我所在單位的動員卻極其順利，原因是一位所領導想出了一個絕招。他提出，本所凡是已經獲得公派出國、預定將要出國以及辦理自費出國需要單位批準支持的人員，一律先去講師團，從講師團回來之后再出國。這一招真夠絕的：你說家庭需要照顧，那你出國家庭問題怎么解決的呢？總之，不管是無言以對還是迫于壓力，我們乖乖地進了講師團。
沒有任何教育或授課方面的培訓，我們去了河南省。當地不能提供宿舍，于是大多數人被安頓在地區中心的招待所，而且在那里一住到底。對此我們十分不安，因為我們知道地方上教育經費相當拮據，讓一大幫人住招待所，將使本來就有燃眉之急的教育經費問題雪上加霜。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這里根本不缺教師，原來的教師工作量就不飽滿，但不得不勻一些給中央派來的人。我每周分到兩節課，輕松倒是輕松，但心中非常不安：這么高的成本，這么低的產出，而且本來是不必要的！一些同事完全無課可上，相當于休養——真是休養，當地領導為了表示熱烈響應中央決定，對我們特別熱情，周圍地區的名勝古跡都游遍了，看望、禮品不斷，宴請也不少。我腦海里經常出現的字眼是：勞民傷財。
我上英語課，這是自己挑選的，是為即將出國保持熱身狀態。我引用了一些新的教學方法，比如講課全程不用中文，全用英語，又如不時用TOFEL試題進行測試，讓同學們了解自己的整體水平。我教的是師專，學生以前是教師，畢業后還要回去當教師，這些新穎的方法頗受歡迎。有一天，有學生把他們前任英語老師的錄音交給我聽，聽了之后我感到汗顏，那發音之純正，與我這個四川口音未改的英語自學者的發音天差地別。我的學生們說英語帶濃重的河南口音，我這個老師教英語帶濃重的四川口音，他們再去教河南的農村孩子，教出來的不是鳥語獸語才怪！這位老師前不久被政府部門挖走了，去外事辦當工作人員。其實，完全不要我們這些中央講師團，當地政府只要真正重視教育，不從教育界挖人，情況就會好得多。離別時，我勉勵同學，回去后一心一意繼續當教師，不要往政府部門調。
我們這批住地區招待所，無所事事的中央講師們，多數打發日子的方式是聊天、做飯、跳舞，打牌至深更半夜甚至通宵達旦。書也懶心無腸地多少看一些，好談時政，多半是停留在發牢騷的水平。我曾直言：沒有想到，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科研人員，狀況竟至于此！
結束講師團工作后，從報上看到即將派第二批講師團的消息，我致信《人民日報》，請求將意見轉達中央。我說派講師團的作法是不妥當的，其前提是認為，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就一定比地方高明，他們不需要教育方面的學習培訓就可以勝任教師工作，這樣的假定本身就是不尊重教育的表現；另外，常年派人支教，要么影響中央機關工作，要么使機關人浮于事的狀況得不到改進。我的意見沒有得到回復，講師團照派，但似乎沒有持續幾年。
留學牛津
1986年9月下旬，我飛赴英國，在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
我被安排在烏爾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這是著名政治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創建并擔任首任院長的學院。給我指定的導師是達梅特（Micheal Dummett），世界著名的語言哲學家。
牛津的導師制獨具一格、世界聞名。達梅特與我約定，我們每周見面一次，每次一個下午，詳細討論我按照他給出題目寫的作業（pa-per）。每次見面他給我指定幾本參考書，或其中的某些章節，我完成作業后提前一天將打印好的文稿送到他所在學院的郵箱，他仔細閱讀后第二天和我討論。
第一次見面前收到他一封短信，告訴我怎么去他的辦公室，我驚訝于他的說明是如此簡潔，只有幾行，以牛津某個容易識別的地方為原點，每一個拐彎或進門處都有交代，按圖索驥，再笨的人都不會走錯。我天生喜歡這種預先準備、準確、清晰的風格，自以為是個中高手，達梅特的短信讓我見識了更勝一籌的高人，并加強了我的這種傾向。
他的評論和指導也是這種風格，簡略、清晰、抓住要點，不講時代背景，不講歷史脈絡，不按人頭或流派，組織題目按問題的內在邏輯，談話內容偏重分歧、爭論、新見解，不太注重論點論據的重述。和他討論我感到很累，看得出來他也比較疲倦。牛津的教師多次對我說，這種導師制對學生大有好處，但對于教師來說則負擔太重。需要指出，這種討論是一對一的。
后來，我指導自己的研究生時也嘗試使用了牛津導師制，我感到效果不錯，優點明顯。撰寫本文時，我正在日本北海道大學執教，為研究生開研討班，其教學方式與國內大不一樣，與牛津的教學法有共同之處，學生說，不論從知識還是方法上，都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以為，比起國內那種照本宣科、一講到底的方法，國外的教學方法值得學習。
不過，我在牛津第一次聽的課卻是柯亨（G.A.Cohen）教授主持的討論班，題目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重建。雖然當時牛津最有名的哲學家應該是斯特勞森（P.F.Strawson），然后是達梅特，但是到柯亨講堂的人明顯要多得多，來的人有各種膚色和裝束，顯然具有不同的種族、宗教背景。我想，人們的積極性來自課程內容涉及社會發展和平等等話題，比語義分析，“指稱與涵義”之類的更吸引人。
似乎有點遺憾的是，我在達梅特指導下進修兩年，去他家參加過聚會，有時與他談得還很投機，但沒有想到過請求與他合影留念，直到今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才感到這或許是個遺憾。記得2001年發生有關哈貝馬斯訪華的爭論時，雙方的爭執發展成為人身攻擊，有人說我在達梅特指導下進修過的經歷是偽造的，因為多年后被人問起，他記不起有我這個學生。我知道這個流言是誰炮制的，我也不后悔沒有留一張合影，以資作為證據。我與這位盡心指導我的大哲學家相處兩年，得益是終生的。
編委會
1988年夏從英國返回，立即投入到熱火朝天的、以“編委會”為中心的社會性文化活動中。這時正值史稱“八十年代文化熱”的鼎盛期，出叢書、辦講習班、開研討會，各路人馬忙得不亦樂乎。我和同道們3天一小會，5天一大會，風風火火、煞有介事，與北京和各地的出版社（包括港臺出版社）談判翻譯、出版、辦刊等事宜，一副規劃中國未來思想文化的架勢。
我所在的編委會叫做“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主干人員為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學者，其中又以剛畢業的，專業為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生為核心。這個編委會是1986年秋季成立的，在此之前已經有“《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以引介由科學發展帶來的新方法論和歷史觀為特色）、“中國文化書院”（以復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己任）等同類民間文化團體。我們編委會的主打項目是翻譯引入20世紀西方人文主義思潮，以介紹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思想而引人注目。
在我的記憶中，商量成立編委會，確定其成員、宗旨、發展方針的會是在我家開的，一間破屋，幾乎裝不下來客，中午該吃飯了，我在蜂窩煤爐火上分五六次給大家下面（我從英國歸來時情況就大不一樣，“鳥槍換炮”了，動不動就進飯館）。我一度以為這就是編委會正式成立的會議，但有人說不是，我想，在此后不久，當我在牛津時，應該還有一個更正式的，規模更大的成立大會。那天在我家的會上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當我們未來的主編躊躇滿志地暢談本編委會獨樹一幟、引領潮流的前景時，他的大師兄冷冷地表示不想入伙，并說要警惕以編委會的形式在中國謀求學術文化的霸權，對于主編來說，這不啻迎面澆了一盆冷水。不過，這種警告的深意，我要過很久才能領會。
我們的編委會與幾家知名出版社合作，同時實施4項工程。第一是《學術文庫》，20世紀最重要的人文哲學著作；第二是《新知文庫》，分量輕一些，但也是重要的思想性、知識性著作；第三是《文化：中國與世界》，以書代刊的雜志；四是《人文研究叢書》，體現本編委會學術思想傾向的研究性專著。各項工作都進展順利，編委會的聲望越來越高，手中掌握的經費越來越多，請求加入的個人和出版社應接不暇，但是，走向輝煌的前夕，1989年中期震撼中國和世界的事件使一切戛然而止。
一般外部人士以為，和其他文化團體一樣，《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由于外部事變而消解的。其實不然，在我回國后半年左右，我們內部就產生了嚴重的分裂。作為編委會的所謂“核心成員”，我對事情的起因、進展、結局一清二楚，但我不想在此以文字加以說明。因為其間心理上的折磨，那種人性深處的渺小、自私，那種高尚、美麗言辭和內心剖白掩飾之下的家天下、小圈子作風，那些熱衷于拉幫結派、分化瓦解的手法，實在不能見諸筆墨。我從此對于群體性活動分外警惕，哪怕是由思想高超、學識廣博的人士操弄的。
總之，編委會的工作在1989年春季就因為內部分裂而陷于停頓，但原因決非主編所說一撥人干活，一撥人玩樂，他大概是因為面子，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宣稱，他把我們幾個重要成員開除出了編委會，其口氣就像某個書記把幾個不聽話的人清除出黨一樣。這完全不是事實，如果不信，我立馬可以講一個翔實、生動的故事。
“文革”研究
1992至1993年，我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作訪問研究，課題是純粹哲學方面的，但進行到一半時，我把心思完全轉到了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看哲學書累人，我偶爾翻一翻其他輕松的書。有天看到一句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中國之外”，這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全力以赴閱讀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論著，很快發現，那句令人不快的話是真的。由于“文革”研究一直是禁區，中國人的成就基本上等于零，而西方學者從1966年秋季開始，對“文革”作了全方位的跟蹤和系統研究，由于他們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方面掌握理論框架的優勢，西方學者眼界開闊、思路新穎。兩相對照，說“文革”學在西方，一點不過分。我唯一能做的，不是抱怨西方目中無人，而是改變我們可憐的現狀。
我放下哲學書，貪婪地閱讀西方學術界關于文革的論著。在那時，相比于國內，英國的圖書館條件相當優越，我享受大學教師待遇，可以在計算機上敲出我需要的任何書籍信息，布里斯托爾大學可以通過英國圖書館聯網系統在幾天之內把書調借到我的案頭。這么好的條件，不充分利用才傻呢！我從1965年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的分析看起，《中國季刊》、《共產主義問題》等雜志則是逐份閱讀。記得1992年的圣誕節，房東太太去外地過節，我閂上門一步不出讀了10天，天昏地黑、反胃不止。把西方學者的路數和家底弄清楚之后，我感到可以出手了。
一般以為，中國人經歷了文革，因此言說“文革”是我們的專利，而親身經歷使我們談論文革總是涕淚交加、情感失控。我的路子完全不同，是純粹學術的。我認為，研究“文革”與任何課題的研究一樣，要從掌握已有成果開始，要熟知前人的研究歷程，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補充、發展。所以，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其實是一篇讀書報告或文獻綜述，題目是“西方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中國人喜歡坐而論道，有人研究“文革”，從孔夫子談起，把三千年傳統思想文化一網打盡；有人從宗教心理學出發，憑一兩個概念演繹出煌煌巨著。我以為，“文革”是歷史事件，是經驗事實，以思想文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只是空談。我的研究包含對于全國各地區、各派別，不同家庭出身和年齡段人群的訪談，包含收集閱讀文革中的文件、講話記錄、群眾組織小報，等等。我的長處在于親身參加過“文革”，熟悉情況，與文革參與者交流心理上沒有隔閡，一說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從1996年起，我的文革論著陸續發表，“文革”研究成了我的第二專業，我認為，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是我所有著作中最有價值的專著。過了幾年，我正式宣稱，“文革學不在中國”的說法可以結束了。我說這話指的是，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一批旅美中國學者的努力，有關“文革”材料的系統收集整理工作已告完成，一系列有關“文革”的論著不斷面世，研究“文革”的主力隊伍已經由中國學者構成。當然我也明白，一切條件，從資金投入、自由的交流和討論、出版發行等等，都不是中國本土提供的。我的說法也許是阿Q式的，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種自我鼓勵。
學術轉向和走向公共話語
我在學術生涯的前半段專心致志研究西方分析哲學、語言哲學，這種情況在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了改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知識界對社會弊病根源認識的對立，使得我不能不關心現實問題，我認識到，每個知識分子都有責任表明立場、發出聲音、揚善隱惡，我還認識到，要使社會關切有價值，僅僅有道義感和良知還不夠，最好是在社會批評背后有堅實的理論支撐。我決定從研究語言哲學轉為研究政治哲學。
作出這樣的決定并不容易，這意味著我以前的積累和成績都得放棄，一切從頭開始。我義無反顧地這么做了，理由除了社會關切的驅使還有三條。第一，我不可能一下子轉到經濟、法律等實證性的學問上，那樣轉彎太猛；第二，90年代初的社會問題不全是具體的“問題”，還有“主義”之爭，往往是原則性的，具有價值觀性質，這樣，比純粹哲學具體，比經濟學抽象的政治哲學是合適的；第三，我知道，從上世紀70年代起，以羅爾斯的《正義論》為標志，政治哲學成為各門學科中最大熱門，社會關切能與學術興趣相結合，是再好不過的。
大約從1995年起，我開始活躍于公共話語空間，我的言說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批評不顧國情地把西方后現代主義運用于中國；二，分析隨著社會轉型而發生的思想文化轉型，上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話語范式的異同；三，重提自由主義話語，就社會不公的根源、中國現階段國情、市場經濟的作用等問題與新左派思潮論戰。
1993年，第一波“國學熱”在中國興起，我對此發表了批評和質疑的意見，這種立場為各種人所注意。從1996年起，我與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兩位標志性學者發生了關聯。與顧準的關系是純粹思想上、精神上的，我寫了一些紀念他、研究他的文章，參與了一些紀念他的會議與活動。我感到，寫文章和發言都思如泉涌，我對顧準是那么敬佩，讀他的遺著感到心心相印。與李慎之的交往既是個人性的，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他當社科院副院長是時自稱“學官”，我也只當他是學官，與他的交往是在他丟官之后，我沒有怎么發現他有當官的做派與遺風，只感到他的書生氣和真性情。我們從不談論實際事務，聚會都談類似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經常打來電話，每次開頭總是“徐友漁同志，對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比李慎之話少，但同樣親切的是何家棟，他不像李慎之那么狂放、才氣橫溢，但思路清晰、縝密，與之交往他不像長輩而像兄長。他們都是吃過大苦的黨內老同志，但他們的率真和理想一點沒有泯滅。他們離去得早了一些，我和一些朋友立志要當他們的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