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

一

1982年春，我從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一晃已經三十年了。當時才30歲出頭，現在已經年逾花甲。我這三十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在太原，后一段在北京?；叵朐谏轿鞔髮W念書的時候，江地教授介紹他治學的經驗是黃花魚溜邊，找一個別人不關注的空白而有所開拓。他在山西大學歷史系教師里，算是學術成就很高的了，別人影響多不如他。系里還有一位閻宗臨教授，我入學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兒子閻守誠曾經和我同事。后來閻守誠將他父親的史學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閻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歐洲史和中西交通史達到一流水準，因為熱愛家鄉，謝絕北京、廣州一些名牌大學的邀請，回到山西大學任教。饒宗頤在序言中說他“回山西故里，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

在山西的學術部門供職，領導人總是強調，掙山西的錢，就要為地方服務。在這種導向支配下，學術往往成為地方利益的敲門磚，自然難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識界人士談問題開口就是中國如何，世界如何。周圍想大事的人多，無形中就起到一種拓展思維的鞭策作用。唐達成先生看了我寫的文章，很感興趣，說，可惜發在地方刊物上，沒有影響。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說過類似的意思。

90年代初，我從錢理群的《周作人傳》面讀到一段話，印象很深：“歷史低潮時期，遠離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對薄弱的政治條件，進行歷史的深思，積累力量；而到了歷史高潮時期，則必須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時代潮流的旋渦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種思潮、力量的巨大撞擊中，個人的才華、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開，盡性的發揮，人的生命也就獲得了光輝燦爛的閃現?！钡拇_，魯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時代來到北京，而是留在紹興，他們個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對中國文化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我的才智無法與大師相比，再遠離文化中心，就更難做成什么事了。1993年，我已經年過四旬，隨妻子漂到北京。1998年，從單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戶口轉回北京定居。北京是中國的思想文化中心，置身其中和置身其外大不一樣，我對此感觸特別深。

二

到北京，我參與的第一件值得一說的事，是對顧準研究的推動。顧準這個名字我在80年代就聽說過，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間思想以后。當時，從香港刊物上讀到顧準的《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眼睛為之一亮。大約1995年2月，我路過朝內大街人民出版社讀者服務部，看到門口有“《顧準文集》已到”的廣告，于是趕快買了一冊。讀過之后，便把當時的想法寫入《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缺環》一文。兩月后在《讀書》上刊出。不久，和《中華讀書報》家園版的編輯蕭夏林談起顧準，他又約我寫一篇短文《愧對顧準》。接著，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了《顧準文集》討論會。

轉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是顧準的弟弟陳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見見面。我趕到陳先生下榻的上海駐京辦事處，和他談起顧準是否還留下了一些未曾發表過的文字？聽說留有一些日記，不知情況怎樣？陳敏之先生告訴我，顧準留下的日記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應當爭取讓顧準日記與讀者見面。

兩個月后，我見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審黃德志女士。她正經營著一家書店，問我有什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的書稿？我當時便談到《顧準日記》。她對顧準十分欽佩，于是說定，由我找陳敏之先生聯系書稿，由她聯系出版發行事宜。陳先生很快就把日記的復印件寄給了我。我一看，價值果然很高。顧準生前有寫日記的習慣。陳先生寄來的一本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監督勞動時的日記；一本是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縣學部五七干校的日記；還有一本是1972年10月13日到1974年10月15日在北京讀書和生活的簡單記錄。日記到此戛然中止，從此顧準臥床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凌晨與世長辭。

這三本日記，雖然只是顧準生命長河中三個片斷的記錄，但對于研究顧準思想和生平卻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它從多方面提供了顧準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記錄了饑餓的威脅、疾病的折磨、失去親人的悲痛、被迫檢查交代、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沒有讀書寫作條件的苦惱。然而，就是在物質匱乏和精神折磨的雙重壓力之下，他經常關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運、人類的前途。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從工業，到農業；從物價，到財政；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從國內問題，到國際問題，他都有執著的思考和獨立的見解。最后一本記錄了他生命最后兩年的讀書生活，能夠從中了解《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兩部杰作產生的文化背景。

我拿到了稿子，黃德志女士聯系出版卻不順利。一家出版社的主編同意出，社長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顧準文集》的后遺癥成了他們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最后經周實介紹，我認識了報告文學家譚合成，他找到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社長初志英拍板，給這本書開了綠燈。與聯系出版的艱難相比，編輯過程一路順風。李慎之先生中風住院，我到協和醫院病房，問他可否作序。他當即同意。又閱讀，又摘錄，為這篇幾千字的序忙了十幾天。我請王元化先生題寫書名，他欣然命筆，并建議把顧準女兒的文章收入書中，還建議對駱耕漠先生做一次專訪。駱耕漠先生當時89歲，雙目失明多年，還是接受了我妻子邢小群一個上午的采訪。吳敬璉先生是個大忙人，每天都忙到半夜一點以后，他不但抽出半天接受邢小群的采訪，還自己用電腦把訪談稿修改了兩遍。陳敏之先生當時已經77歲了，身患胃癌，所幸沒有擴散，他和我捧著清樣，連著校了四天。所有這些，都讓我感受到老一代知識分子對顧準精神的珍視?！额櫆嗜沼洝烦霭婧?，我又和陳敏之先生合作，編成《顧準尋思錄》。為此我采訪了和顧準有過直接交往的陳易、陳丹晨、趙人偉、林里夫、石雪書等，并請陳敏之回憶顧準的家世。最后，在作家出版社唐曉渡和民間投資人董懷明的支持下，把這第一本匯萃中國知識界回應顧準精神的書籍推向了社會。

以后，我牽線搭橋，促成了陳敏之與顧準的兒子高粱合作，編成《顧準文存》四卷，由李丕光主持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樣，顧準留下的文獻，基本就都“出土”了。顧準研究再次成為思想界的熱點。

三

編輯有關顧準的書，使我得到北京知識界更多朋友的認可。于是，常有人找我策劃出版方面的事情。

1998年夏天，光明日報出版社的徐曉和我商量有意義的選題，我建議整理出版另一位當代思想家遇羅克的遺著，她十分認同，并邀請徐友漁合作。在宋永毅、楊健、李恒久等朋友的支持下，我們三人不到一個月就把這本《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編出來了。徐曉原計劃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社領導提出要送審，于是，又轉到中國文聯出版社。在中國，五六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家庭出身意味著什么。在毛澤東時代，如果家庭出身不好，不但升學、招工、當兵、提干沒份，隨時還要受到人格上的污辱。青年工人遇羅克寫了一篇《出身論》，發出了人與人生而平等的吶喊，為數以千萬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說出了心里話，得到了無數讀者的共鳴。然而，他不能見容于統治者，1970年春天，一顆子彈奪去了他年僅二十七歲的生命。在缺少英雄的年代里，他無疑是夠格的英雄。

在編書過程中，我們一直設法與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聯系，找了許多線索都中斷了。直到開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題為《遇羅克是誰》的短文，卻意外地接到了遇羅文的一個傳真。他看了報，通過編輯問到我的電話。聯系上的時候，那本書已經出了軟片，開印在即。只好請他寫了一個簡短的《跋》補在書末，來不及讓他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本書出版以后，遇羅文、遇羅勉和當年《中學文革報》的骨干郝治、王建復等人和我們聚會，心情十分激動。他們對三位編者表示感謝。我說，應當感謝的不是我們，而是遇羅克和他們。如果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有了些許進步，也是他們為此坐牢、受刑，甚至犧牲生命換來的。

和遇羅文相識以后，我感到他是一個頭腦清醒、閱歷豐富、充滿了社會關懷、對歷史有獨特思考的人。在很長的時間里，他沒有發言的機會。其實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話要說，他的經歷本身就蘊藏了一頁珍貴的歷史。他年齡比我稍長。他和家人所承擔的苦難，遠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議遇羅文寫一本回憶錄，記錄他的經歷和全家的命運。遇羅文接受了建議。他雖然多年從事工程技術，一經動筆，卻表現了很高的駕馭能力。他寫一部分，就給我看一部分。他的文筆準確而洗練，記憶力極好，豐富的歷史細節從他的筆下從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廣闊深沉的歷史畫卷。

他從1999年初動筆，秋天就完成了這本書。書名《我家》，樸素而意味深長。遇羅文詳細記載了《中學文革報》誕生、發展、夭折的始末。這份報紙雖然只是當時數以千種的小報之一，只出了7期，活動不到半年，是一群沒有辦報經驗的年輕人倉促地辦起來的，但他們代表著良知和正義。它因聲張人權思想而誕生，又因人權思想為當時所不容而夭折。它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個特殊的坐標。在整個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新聞報刊史上，都堪稱最輝煌的一筆。遇羅文在陜北和東北當了多年的知青，兩度入獄，他和他的家人、愛人、親戚、朋友、難友在那個年代所經歷的各種磨難，都是我們民族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史學的傳統是重宮廷活動的記錄，輕底層活動的記載。這種畸輕畸重的格局到現在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高層人物在“文革”或其他運動中經歷的冤屈，被各種傳媒反反復復地講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難，則缺少忠實的文字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家》又是一份難得的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社會底層的政治、經濟、人際關系和社會心理檔案。經編輯郭沂紋的努力，2002年這本書終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我還想推動另外兩位思想烈士的遺著在大陸出版，都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鳳合編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編的《陸蘭秀獄中遺文》，只好拿到海外問世。

孫越生也是一位“文革”中堅持獨立思考的人。他1997年11月29日悄然去世。臨終前一年自費出版了在河南息縣五七干校期間創作的詩與畫《干校心蹤》，只印了600冊。此書記錄了許多前瞻性的思想命題，礙于詩的體裁，未能展開。孫越生在1980年代撰寫的《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沒了的奇書。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官僚政治問題的是他的老師王亞南。孫越生沒有止步于老師的結論，也沒有匍匐在老師所宗奉的經典作家腳下，照搬現成的結論。他直接面對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別是當代社會的官民對立。官僚主義在他的筆下，不只是官員的作風問題，也不是什么思想影響的產物，而是和人類自身歷史同樣悠久的痼疾，是對人類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對官僚政治現象進行概括，而是深入到人類的起源、國家的職能、國家的消亡、剝削的性質等一系列根本性問題，質疑成說，另辟蹊徑。他提出的新說，邏輯之嚴密、理論之徹底，視野之開闊，讓人心智大開。這本專著雖然沒有完成，但我的感覺是：已經構成了一個獨創性的理論體系。對于中國實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憲政，有深刻的啟示。

我沒有見過孫先生，只是在他彌留之際，寫過一篇《有眼不識孫越生》，成為見諸傳媒的第一篇悼文。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輝都覺得應當推出他的文集，讓他的遺作問世，讓思想薪火相傳。但嘗試了多次，都功虧一簣。2008年，朋友謝泳趁著紀念廈門大學老校長王亞南的機會，寫了一篇長文《從王亞南到孫越生》，在《新京報》發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編輯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從我處拿到孫越生遺稿的電子文本，我又介紹她與孫越生的女兒取得聯系，終于讓《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與公眾見面。袁偉時先生讀到這本書，感慨孫越生是又一個顧準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學者讀后也擊節稱贊。申張民權，限制官權，已成今日中國政治的當務之急。孫越生的遺著破土而出，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四

除了發掘先哲的思想遺產，推動身邊朋友的好書問世，也是人生一大樂趣。

趙誠是我太原認識的老朋友，比我小一歲，經歷很坎坷。他好學深思，卻很少動筆。偶爾寫點文章，頗見深度。1997年初查出肺癌，做了切除手術，當時才四十幾歲。我認為，人的體質健康和精神狀態有密切關系。人有抱負，不得施展，也會積郁成心病。200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馮克力、張杰來北京組稿，和我商量選題。我說在網上看到戴晴介紹黃萬里的文章，感觸很深。馮克力提議和黃萬里聯系，在《老照片》上介紹一下他的故事。經李銳老幫助，我們得到黃老電話。和黃老約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見面。當時趙誠正好在我旁邊，愿與我們同行，于是一起來到清華大學黃萬里家。

黃老當時已經89歲，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進入正題，與我們談起他的水利思想。他從黃河的特征談起，他說，人們因黃河挾帶泥沙而認為它是害河，其實，黃河是一條好河，正是這些泥沙沖擊成了黃河三角洲平原，成為中國最大的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這片大平原，養育著幾億中國人口?！包S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規律，是荒唐的。過去知道三門峽工程是新中國建設史上最大的敗筆之一，但黃老對黃河的分析仍然讓我眼界大開。黃老興致勃勃，侃侃而談，兩個多小時仍然意猶未盡。馮克力、張杰忙著翻拍照片。只有趙誠臨時作了一些筆記。

告別黃老以后，四人商量，這個專題怎么做？趙誠自告奮勇，文章由他執筆，寫成《但教莫絕廣陵散》和黃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輯上。文章發表后，社會反響十分強烈。黃老本人也頗為滿意。當時，我曾向趙誠建議，你的文章發表后，黃老對你很信任，你不妨與黃老商量，找他錄音訪問，幫他做口述史。趙誠征求了黃老的意見。黃老說，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寫回憶錄！然而沒過多久，黃老前列腺癌發作，身體狀況急轉直下。2001年8月26日與世長辭。馮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組織一本《黃萬里傳》。我提議請趙誠撰寫。趙誠向黃老的家屬表達立傳的愿望，得到支持。他們把黃老的日記、詩詞、書信、一些未曾發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給趙誠參考。趙誠十分慎重，用兩年多時間，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尋訪黃萬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學生，盡可能地搜尋第一手資料，使傳記的內容更加豐滿。

書寫成了，出版卻并不順利。山東畫報出版社和他簽了合同，領導不敢履約。又找了幾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劉碩良來北京辦文化公司，問我有什么選題。我介紹了趙誠這部稿子。正好劉先生對黃萬里的價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趙誠的書稿，經過精心打磨設計，2004年7月，此書以《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窞槊?，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并舉行了隆重的新書發布會，輿論界好評如潮。趙誠由此為全國公共領域所關注。

接著，劉碩良先生又問我還有什么好稿，我向他推薦了王芝琛的《一代報人王蕓生》。王芝琛是王蕓生的哲嗣。1961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指揮儀專業，一直從事國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親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邊陪侍，向他追憶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個大地行將復蘇的早春季節，王蕓老雖然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但畢竟是有過大閱歷的一流報人，他預感到，國人對20世紀的歷史評價，將會出現重大的變化。于是，向兒子說出了郁悶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話，談到一生經歷的很多重大歷史問題，比如中蘇關系、西安事變、《大公報》和國共雙方的關系等等。他一邊說，王芝琛一邊錄音。王蕓老體力已經很差，有些問題只是點到為止，語焉不詳，王芝琛當時不能完全理解，但畢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線索和鑰匙。父親臨終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歲，決定提前退休，專門從事與《大公報》相關的歷史研究。

王芝琛從小就喜歡文史。退休后如蛟龍歸海，很快發表了很多重評《大公報》的文章。他選擇的細節，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凈利索，快人快語，沒有一句廢話。2000年夏天，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王建勛找我策劃《學燈文叢》。我建議將王芝琛的文章結集成書列入，王芝琛很高興。2001年9月26日，是王蕓生百年誕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報》百年紀念。這本名為《百年滄?！返奈募瘑柺乐?，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響。香港《大公報》舉行了隆重的百年慶祝，王芝琛的觀點幾乎成為輿論的共識和紀念的基調。潑在《大公報》身上的污水蕩滌一清。以文人論政，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特色的《大公報》，重新得到學術界、思想界和新聞界高度評價。王芝琛不以新聞史研究為業，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貢獻，卻遠遠高于許多專業人士。

沈陽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也來向王先生約稿，請他寫《王蕓生傳》。為父親立傳是王芝琛的宿愿。無論講資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傳的最佳人選。2002年新年春節期間，他廢寢忘食地趕寫此書，按時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將書稿交給領導審閱。領導卻說，這本書既不能得大獎，又不能賺大錢，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絕履約，而且不作任何補償。王芝琛失望之余，只有長嘆。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一封，告訴我查出癌癥，病得不輕，希望想想辦法，讓他有生之年看到傳記問世。我吃了一驚。他那年才67歲，和他多次來往，覺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間遇到這樣的災難？于是，我把王芝琛的書稿推薦給劉碩良先生，請他盡快出版。他痛快地答應，三個月內一定讓這本書印出來。

2004年9月初，《一代報人王蕓生》問世，接著被《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聯合主辦的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評為2004年度歷史傳記類圖書獎。鳳凰衛視《口述歷史》欄目也采訪了王芝琛，播出了題為“一代報人王蕓生”的專題節目。更感人的是，一批80多歲的老大公報人，湊了幾萬元，要捐給王芝琛治病，向他表達為《大公報》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沒有接受這筆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后，王芝琛與世長辭。

限于篇幅，故事只能就此打住?；厥滓酝?，總算未虛度光陰；展望未來，仍然愿上下求索。

(丁東，學者，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