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杜遠 說起成為“城里人”后生活的變化，重慶市綦江區居民李長輝看著記者足足有半分鐘，終究還是沒能給出明確的回答；而重慶奉節的高建華則清楚地告訴記者，因為繳納了城鎮醫保，最近他女兒2000多元的醫療費用報銷了600多元。

從2010年8月重慶啟動“史上最大規模戶改”至今，兩年時間總共有300余萬農村居民在重慶成為市民，超過該市約2900萬常住人口總數的10%。下一個階段，戶改的工作重心將是完善制度，推動農民工轉化常態化、法制化。“重慶戶改的制度體系還在進一步完善，因為這是個探索，沒有先例可循。”重慶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市戶改辦副主任徐強9月12日對本報記者說。

轉戶常態化

2010年8月，重慶啟動地方政府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戶籍改革計劃，計劃用10年時間使當地1000萬農村居民轉為城市戶口，這也是2007年底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重慶在統籌城鄉領域最大的改革動作。

到2012年1月，322萬農民轉戶進城，重慶官方宣布完成戶籍改革第一階段的任務。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當月的戶改工作總結會上表示，2012年開始，重慶戶籍改革的工作重心是落實政策，堅持并完善相關制度，逐步推動農民工戶籍管理制度法制化。

重慶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強表示，完成這幾百萬人的轉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即為農民工打通一個進城的制度通道。

他指著一本厚達300頁的《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文件匯編》告訴記者，這本一年前編輯的文件集里的一些內容已經過時了，這上面有35個文件，實際上目前相關的文件已經有40多個，有些文件的內容也有所調整。

“農民進城務工后，具備了一定條件、愿意轉戶就可以轉，這在之前是做不到的。但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農民工將會永遠游離在制度之外，我們要把這個通道打通。這40多個文件就是我們關于轉戶的制度探索。”徐強說。

轉戶進入常態化，還反映在轉戶人數上。在經歷了一年半300余萬人疾風暴雨式的轉戶后，今年截至目前，重慶轉戶人數僅為30余萬人；此前，重慶官方預計大規模轉戶完成后，每年完成約50萬人的轉戶量，從數字上看，這一預期與實際情況也是基本吻合的。同時，轉戶農民工中，處于勞動年齡段的農民工占總數接近70%，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的補充。

徐強告訴記者，戶改進入常態化后，專為戶改而設的協調機構重慶市戶改辦仍將持續運轉一年。

戶改辦一方面將進一步完善戶改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兌現政策”，包括農民該保留的農村權益、進城農民的待遇落地。據稱，目前當地轉戶農民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退”地的周期有點長。

關于戶改的資金問題，《財經國家周刊》曾報道，今年四五月間，國家發改委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有代表性省份的調研顯示，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學者認為戶改所需的巨大投資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操盤”戶改的重慶市長黃奇帆也計算過戶改的成本，他曾公開表示，重慶戶改大概所需4000億元改革成本。

但他同時表示，這個成本大體上是企業、政府、社會三方面各承擔1/3，另外，大部分改革成本并不需要一次性支付，而是15年至20年的周期里逐步到位的過程，這樣一算賬，成本是受得了、消化得了的。

針對重慶戶改的成本，徐強表示，戶改和重慶的公租房是一回事，很多地方也認為公租房投不出錢，但實際上只要把成本的長周期和多元化分析清楚了，其實沒有那么大的壓力。比如養老金的支付，這是一個15年至20年的過程，再比如農民工轉戶后多繳納的社保，這些應該由他所在的企業來承擔。

徐強認為，東部一些城市不太愿意農民到它的城市里，有一定的排斥心理，重慶直轄才10多年，城市化的動力還很強勁，重慶提出主城區要達到1000萬人的規模，不管人是從哪兒來的，學校、醫院，這些都是城市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只是說戶籍改革加速了城鎮化的進程。“有次開新聞發布會，有個記者問黃市長，最近菜價上漲和你們戶改有沒有關系。這些人不可能以前不吃菜啊，本來就要吃的。”徐強說。

進城之后

為了讓整體文化水平不高的轉戶農民了解戶改政策，重慶戶改辦編輯出版了一本《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指南》的小冊子，“指南”中第70條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農民工轉戶進城后，因單位不景氣或其他問題失業了，農村的土地退出了，該怎么辦？

這個問題，似乎是當下不少官員和學者針對戶改討論得最多的問題，然而，對一些“進城”的農民工而言，這個問題并不是他們最關心的。

李長輝是重慶力帆集團的一名工人，今年45歲的他老家在重慶綦江區（原綦江縣）。2010年轉戶前，李長輝在重慶主城打工10多年，他告訴記者，家里只有一畝三分地，不到外面來打工，在家里種地也不夠生活。做過電工、泥水工的李長輝對失業并不太擔憂，他覺得城里總是不缺活干的，怎么都強過在農村。

但李長輝在城里的生活，也絕不輕松。

他說，2010年重慶啟動戶改時，自家在綦江農村的地“被征了”，政府補償了15萬多元，補償的錢轉手就買了社保和老家鎮上的房子，還貼補了一部分儲蓄。李長輝自己也說不清楚老家的耕地和宅基地到底是被“征地”，還是轉戶后“退地”。按照重慶的政策，轉戶農民退出宅基地，如果能夠復墾產生地票并交易，農民可以得到地票價款（扣除成本）的85%，而目前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成交均價約為20萬元每畝。

除了搞不清自家的宅基地是否得到了應有的補償，李長輝對重慶公租房的“高價”也有些吃不消，李長輝每月平均收入約2000元，而他工廠附近的公租房月租金約10元/平方米，如果兩個人租50多平的公租房，加上水電物管費得600多元，李長輝說，公租房環境確實好，但住不起。目前他租住在工廠附近的一個單間，每月租金200元。李長輝一再問記者，怎么查家里土地的補償款有沒有給完，同時，他也很關心之前自己交的農村養老保險現在能不能退。

盡管李長輝自己“感覺不到轉戶的好處”，但對雇傭農民工的企業而言，農民工轉戶后的福利要比之前好。比如說，根據規定，企業要按照工資基數20%的比例給“進城”農民繳納養老保險，而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對應的比率只有12%。力帆集團提供給本報記者的數據顯示，該公司每月要為轉戶的農民工多支付200元-500元的社保。

重慶官方在規劃戶籍改革時曾預計，3年內300多萬農民工“進城”可增加300多億元消費，與此相關，重慶保留了轉戶農民獲得摩托車下鄉、家電下鄉的補貼的資格。

轉戶農民到底有多大的消費潛力目前仍有待觀察。重慶大學教授、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透露，其參與的一項實地調查研究顯示，農民“進城”對消費的拉動目前并未達到預想的水平，相當一部分農民因為“進城”后生活基本開銷大大增加，反而減少了對工業產品的消費。

不過，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徐強對此并不完全認同，他對本報記者表示，他看過不少租住公租房的轉戶農民，他們的房間大都家具電器齊備，公租房5年后可以買，不少農民工都把公租房當成自己的家購置物品，而且，一旦退出農村的宅基地后，農民肯定會減少在老家蓋房的消費，這樣就會在城里花更多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