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文

入學

1980年，我趕了一個末班車，在“恢復高考”的第四個年頭，以“同等學力”直接報考了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所的碩士研究生。在我的錄取問題上，曾出現過一點波折，當時還成了一個見了報的新聞。我先收到的是“不擬錄取”的一紙通知，理由雖未說明，但我知道是由于政審出了問題：“文革”期間我曾因反革命案坐過幾年牢。我斗膽上京去討個說法，沒想到竟贏得多方支持，而校領導也居然就同意“重新考慮”，并終于推翻了不錄取的決定。在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中，我真切地感覺到，史稱“八十年代”的那個時代正破土而出。

我不是不想考本科，而是報考無門。當時我屬于無業人員，沒有“單位”，而按規定須由各單位統一為本單位考生報名。后來我打聽到，考研究生倒可以由考生自己持單位證明到招生辦報名，而且無單位者持街道辦事處的證明亦可。于是才有了那場改寫人生的考試。我報考的專業是現代外國哲學，專業方向是黑格爾哲學與新黑格爾主義，導師是張世英。選擇這樣一個專業方向，只是因為目錄中所開參考書有一本《小邏輯》。我曾用力啃過這本書，并且自信像我這樣啃過的人不會太多。

當年我是有些偏愛哲學，這大概和我有些好玄思的個人氣質有關。但是，我之所以啃《小邏輯》，卻主要是因為列寧的一句話。那句話的大概意思是：不讀懂黑格爾的邏輯學，就沒法讀懂馬克思的《資本論》，尤其是其第一章。與我的許多同代人一樣，我當時是下決心要讀懂《資本論》的。原因在今天聽來也許有點不靠譜，我們都想要從理論上弄清楚“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按我們當年抱定的成見，如果不讀《資本論》，則根本不可能取得那個“理論高度”（當年常用語）。“中國向何處去”是楊小凱先生當年所寫的一篇著名文章的標題，我常借它來概括我們當年的一種關懷。那顯然是一種政治關懷。我有時會自嘲，稱那種政治關懷為“大關懷”。在自己的權利被剝奪殆盡之際，卻相信自己的使命乃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還在受苦受難的人民”。——此種關懷是顯得大了點。

不過我以為，“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雖大卻不空，是一個我們從切身感受出發提出的真問題，與響應“關心國家大事”的“偉大號召”已無太大關系。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像是卷入了一個巨大的絞肉機，明顯地失去了正當性。最切身的感受莫過于人的尊嚴備受踐踏，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人權備受踐踏，只不過那時候人權二字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詞典。因此，當我們追問“中國向何處去”時，無疑是在表明對現實政治的懷疑與批判態度。同時也是在從根本上追問：什么樣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什么樣的社會才是好的社會？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這當然關涉到我們現今常說到的“價值”二字。問題之所以會這樣被提出來，說明我們原先被灌輸的價值已在我們心目中被顛覆。北島曾喊出一句引起強烈共鳴的“我不相信”，表達了在一代人心目中發生的這種顛覆。顛覆之后的價值重估，則變成了一場“理論突圍”（我姑妄稱之）。我們從小就都生活在某種理論的籠罩之下，是非善惡不能由自己直接做出判斷，而須根據既定理論進行推論?？梢哉J為，理論已經接管了我們的良知。為了讓我們的良知掙脫理論，重新獨立地做出善惡判斷，我們委實費了不少心力與理論糾纏。按我自己在糾纏中的體會，籠罩著我們的理論之中心概念是“歷史”，接管良知就是以歷史的名義進行的。我們的“理論突圍”或許也可簡單概括為，力圖擺脫“歷史的偶像崇拜”（借用雷蒙·阿隆的說法）。

“理論突圍”當然主要靠讀書。我的視野有限，所看到的突圍路徑大致有三。一是讀馬列經典，并上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是所謂“正本清源”。讀黑格爾可算在其中。二是從馬克思的早期作品發掘其人道主義出發點，最常被說起的書是《經濟學-哲學手稿》。三是借助“文化形態”說或“世界歷史的文化形態學觀”（斯賓格勒語），突破歷史階段論的模式（其簡化版是蘇聯式《社會發展簡史》），從中西文明的沖突與比較去重新認識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在這方面，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節寫本）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影響較大。再有就是一套“資料匯編”——《外國資產階級論中國近代史》。這三種書當時都是“內部讀物”，但流傳也甚廣?；蛟S還該說到的一點是，在1970年代后期，存在主義的概念開始引起注意。依我看它最能打動我們的地方，是高調倡言人的自由。還有它“擯棄了對歷史的總體性的信仰”（再次借用雷蒙·阿?。?，對我們而言這意味著“歷史必然性”的消解。

入學之后，發覺來自天南地北的同氣相求者還不在少數。一代人經歷太相似，訴求也就很容易一致。同樣的“大關懷”，同樣的理論困擾與同樣的“理論突圍”，我當時的感嘆是：連嘆口氣都是相通的！有比我視野寬的，更早地接觸了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理論等等，在“理論突圍”上興許比我走得更遠。這些學說在1980年代的中國一度成為“顯學”，并帶動了一種西學譯介的熱潮。當然，那其實大多只是一種“惡補”。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的“惡補”多少具有一種囫圇吞棗的性質，關注的焦點還是多在一個人字。至少在1980年代初，人字一度成為關鍵詞。我后來回顧時也曾寫道：“人字在1980年代被幾代文化人高舉起來，成為全社會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發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懷的字眼。”“人的理論”、“人學”，一時間差不多成了時尚話題。人的價值（至少在文字上）被高揚，顯然是對其曾經（在現實生活中）被嚴重貶抑的一種反動，應該不難理解。

還有一種“突圍”的路徑卻是我入學之前不曾注意到的，用一個學科術語來說就是“分析哲學”。這是一種從認識論入手，在思想方法上尋求突破口的路徑，用釜底抽薪的方式來使理論對我們的籠罩瓦解崩塌，其實很值得重視。我注意到，循此路徑突圍的人在關懷上與我們也并無二致，但他們的思想往往卻更為透徹和清晰。1981年在北大的人民代表競選活動中，那種透徹和清晰就有所表現。自由的概念一度被清晰提出，值得一說的是，那是闊別已久的自由主義的自由概念，而非（我們很多人囫圇抱持著的）浪漫主義的自由概念。我在這里借用了伯林所做的一種區分（或可參看伯林《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

這里當然不是討論自由概念的地方。但我還是想借著這種區分來說一點我的個人感想。我們在“文革”時期最痛切的感受，是一個個具體存在著的人沒有得到最起碼的尊重，而不是被浪漫主義地高揚了的人的概念（例如“人，詩意的棲居”）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當我們主張人的價值時，應該是在主張現實生活中（按理論標準）有著這樣那樣毛病的普通人就有價值，而不是主張人就其被假定應有的完美本質或“本真存在”而言才有價值?；蛘哒f直白一點，我們的主張是：人有權有一己之私，人有權有低級趣味，人有權過不那么高尚的尋常日子……如此等等，都應受到尊重。干嘛要逼著人“狠斗私字一閃念”？干嗎要逼著“六億神州盡舜堯”？聽上去這好像是憤激之詞，其實卻是“文革”經歷中廣泛形成的一種共識。想想1980年代早期春晚的相聲《如此照相》是用什么贏得觀眾會心大笑的？李文華：你說一句好話……。姜昆（附耳）：我給您送工資來了！這曾讓我想起“文革”時期的另一個笑話。買賣雙方言語間起了爭執。賣魚人：你說一句好話我就把這條魚送給你。買魚人：這是你說的？毛主席萬歲！沒有人敢阻攔他把魚拿走。

我是有些感慨。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明白了的事理，為什么后來在知識界卻又變得云遮霧罩歧義多多？一些當年的“知識青年”在完成了“華麗大轉身”變成“知識分子”之后，似乎真又“好了傷疤忘了疼”？浪漫化的人的概念逐漸變成一種審美意象，“最壯觀和最受到深刻贊賞的景觀是一個孤獨的未得到支持的人。”（借伯林語）這個景觀或許得自存在主義（想想西西弗斯的形象），但好像也很能滿足中國文人的孤高自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一次被視為一種沉淪。于是，對強有力人格本身的崇拜終于又死灰復燃，自由的概念又被詮釋成如下模樣：“作為自由人的唯一證明是激情地奉獻給國家或種族或歷史或為了權力而‘力本論’地去追求權力。”（伯林語）我在這里說的是我觀察到的一種心智現象，當然有些過于簡化。

收起感慨，回頭說說我的北大生涯。入學前我學哲學，是“帶著問題學的”，沒有想過有朝一日它會成為我的職業（搞哲學）。我甚至還有一個更為偏激的想法，認為哲學就不應該成為一種行業。但入學即入行，我意識到從今往后哲學大概就變成了我的飯碗，書就變成了“資料”。對此我一度心存抵觸，因為這顯然有違我的初衷。不過，三年間雖然有過一些糾結，但我畢竟還是接受了學術ABC的訓練，學會了尊重學術。漸漸也覺得，我最初的想法可能有失偏頗，以學術為業未必就會放棄始于初衷的關懷。而必要的系統學習和研究，其實有助于充實思想，使那種關懷不至于枯竭，變成一種僵滯的情感。我后來反省我們早年那種關懷時，曾有過如下結論：“我對我們當年那種思想貧乏的關懷評價并不高。但我也意識到，需要做的是改變那種貧乏，而非放棄那份關懷。”至于哲學是否應該成為一種專業和職業，這個問題在我1984年讀到波普爾的一段話后終獲解決。波普爾說：“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哲學家。如果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有哲學問題，他們至少具有哲學上的偏見。這些偏見大部分都是一些未經考察就接受下來的理論，他們所吸取的這些理論來自周圍的思想環境和傳統。……需要有人對這些流傳很廣和有影響的理論做出批判性的考察，這就是專業哲學存在的理由。”可以說，以上所引的每一句話我都同意。由此我還得出一個自己的推論：專業“搞哲學”的應該多做減法，簡單說就是多澄清少堆砌。

辦刊

1990年秋，我在德國漢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期滿。打點行裝準備回國之際，我的那位87歲的德國房東老太太問我：“你回去后會做些什么？”我回答說：“我想辦一個雜志。”她又問：“能掙很多錢？”我又答：“不是為了錢。”老太太沉吟片刻，卻說了一句讓我沉吟至今的話：“哦，什么也不為。”這句話的德語是 Fuer　Nichts,　完全可以譯作“為了虛無”或“為了無”。

我之所以在德國起意要回國辦刊，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我的那種“大關懷”又在發酵?；貒髤s發現同道者不乏其人，說明當時同步“發酵”者也不在少數。時值東歐劇變，此前不久“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又一次被明確提出，“發酵”現象自不難理解。不過，我兩手空空地回來了，要辦刊并無任何“資源”（那時候對這個詞我也并無任何概念）。但回國后運氣似乎不錯，沒多久就發現了辦刊的機會。其實是當時有很多有“資源”的人都在謀劃辦刊之事，所以才讓我這個沒頭蒼蠅也撞了個正著。后來回想起來，我曾引用一句名言（誰說的卻記不準了）來形容當時的情景：“是時候了，許多不同的人在許多不同的地方，想起了同一件事。”

先是撞上了三聯書店想要“恢復”當年鄒韜奮先生創辦的《生活周刊》，時間大約是在1992年。不過，如我后來所言，我只是參與了“《三聯生活周刊》史前史”中的一小段。三聯當初從香港帶來了香港資本和市場運作的模式，無疑是具有開創性的嘗試。記得當時有從事報業工作的朋友就曾議論說：“盯住老朱參與的那攤事。”但我不久就被辭退了。在那種運作模式中，我的遭遇就不過是“還沒開工就被炒了魷魚”（我自己如是說）。雖然這與我的自我期許落差不小，我卻覺“無怨無悔”（借用一個時下常用語）。與香港投資方的接觸，讓我獲益匪淺，好比上了一大課。單是“賣點”這么一個詞，對我造成的沖擊就非同小可。先是語塞，后是思深，這才明白自己原不過是個紙上談兵的書生。舉著雙手呼喚市場經濟，進入市場卻兩眼一抹黑，還端著個非賣品的架子。那種身段當然十分可笑。好在我當時還有點反省能力，沒有急急忙忙地就想縮回“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心理老巢。

在三聯的挫敗讓我心有不甘，索性在當時我供職的湖北大學告了長假，舉家到京守株待兔。大有此生不辦一回刊死不還鄉的架勢。運氣也可謂好得出奇，沒過幾個月就還真讓我等著那只兔子了！那就是《東方》雜志?！稏|方》雜志是一份雙月刊，于1993年10月出創刊號，兼有試刊的意思。1994年元月正式出第一期，到1996年11月出當年的最后一期后被叫停，歷時共三年。我從籌辦1994年第一期開始介入，到1996年4月因個人原因退出，在該雜志社供職約兩年半時間。雖也有過不少不快經歷，但終究是在做著自己愿意做的事。說白了，總算是過了一把辦刊癮。

《東方》雜志的辦刊理念比較傳統，大概就是一個“言論陣地”的意思，不像《三聯生活周刊》決意以市場為主導的理念那樣先進。但是，《東方》雜志也自有其領風氣之先的地方，那就在于它基本上是民辦的性質。主辦方是一個松散的民間組織，不太可能對雜志提供很實際的支持。于是，“資金自籌”就基本靠的是“化緣”，“編輯部自組”后也就基本自主。當然，后來也發覺，錢絕不是一個小問題。

我們把《東方》定位為“文化評論雜志”，在提法上無疑是受到興起于80年代的“文化熱”的影響。不過，我們當時都傾向于把文化作最廣義的理解，并且在辦刊理念上更偏重于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分析與判斷。這里說的“我們”，是指《東方》編輯部的同人。人員不多，不難達成共識。我說過，文化這個概念曾經是我當年做“理論突圍”時窺見的一點亮光、一個可能的突破口。想當初我就曾背著一本《西方的沒落》流落故鄉（“倒流”回城），一心想著要解透中國“文化的宿命”（斯賓格勒的概念）。然而，在北大重讀斯賓格勒，對他那種“文化”概念已覺很難茍同。1980年代“文化討論”中出現的“文化”概念當然也讓我滿心狐疑。我對1980年代文化討論比較具體的批評意見有兩點：一是缺少對“文化形態”說或“世界歷史的文化形態學觀”（斯賓格勒語）的基礎理論部分進行批判性考察；二是有意無意地回避了談論現代中國。用我的話說就是，上下五千年都談了，可就是不談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四十年。我不是不理解這種回避，但我擔心回避成習會產生一種錯覺，有人直接對現實生活下判斷時，我們反而會覺得人家太不“深刻”。后來我在回顧80年代的一篇文字中也曾寫道：“沒有直接對現實進行的判斷作為基礎，理論爭論就往往會變成從概念到概念的推論。‘文化討論’有時候會讓人覺得，中國當代這幾十年的歷史，反而被有意無意地遺漏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性’這兩個龐大概念的夾縫之間了。”可以說，我參與辦《東方》時曾有一種自覺，想盡可能不要步“文化討論”的后塵。

從《東方》退出后我還是心有不甘，想再找機會續上前緣，重辦一個雜志。為了賴在北京，我開始給央視打工，參與了《讀書時間》欄目的工作。我的說法是：且找個棲身之地。沒想到這一棲，就是整整十年時間，直至2005年《讀書時間》停辦。十年間也曾有過一些貌似機會的人事接觸，與各種投資者商量辦刊事宜，卻無一例外地都只有極為短暫的“史前史”?？磥砦乙咽呛眠\不再。我也曾想，“不是為了錢”很可能真的已等同于“為了虛無”？但轉念間又不禁莞爾：不要如此自戀，現如今網上“不是為了錢”的辦刊人還少嗎？

（作者系知名學者及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