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殷宴/文 “對我來說，北京就像一個舊情人，”瑪莎說，“年輕時的愛總是美好的，哪怕愛人已經改變了容貌。”

瑪莎與北京的戀情始于三十年前。1983年，她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執教于一所外語類重點高校。她的學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們對知識的狂熱令她震驚：“我從未見過那么聰明、那么勤奮的學生，他們讓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義的。”當時國內的英語教育界處于資源極度匱乏的狀態，使用的教材早已過時，學習者缺乏語言環境，對國外學術界的發展狀況更是一無所知。對于渴望接觸西方最新文化的中國學生而言，瑪莎這樣的外國學者正是一個寶貴的窗口。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沒有酒吧、夜店，連電影院也屈指可數；瑪莎與學生們一起將所有的精力獻給了學術研究，幾乎每一個夜晚都在大量的閱讀與激烈的討論中度過。談起那段時光，她的眼睛閃閃發光：“我們過著純粹的精神生活，每一天都極其充實。我們相信我們所做的努力會改變中國的未來。”那幾年間她教過的學生大都進入了學術界，許多人如今已是英語文學研究的權威。

瑪莎的中國同事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僅工作勤奮，而且待人真誠：“我們相處的很愉快，整個英語系充滿了友好的氣氛，周末大家常常聚餐。”大學教師的生活很清苦，他們上不起飯店，就輪流在各人家中開伙，從剛剛畢業的年輕老師到當時的系主任、英國文學大家王佐良教授，個個挽起袖子親自下廚。“我就是在那個時期學會了包餃子。”瑪莎笑著回憶道。她和許多同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直到今天仍未褪色。

當時的大多數“外國專家”都住在西三環的友誼賓館。據瑪莎回憶，外國人可以自由進出賓館，但他們的中國朋友來訪卻要受到諸多限制?，斏膶W者身份給她帶來了更多的自由，瑪莎利用每一個假期盡可能地探訪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走的越遠，她的金發碧眼就越顯眼，許多偏僻地區的居民還是頭一回見到活生生的“老外”。但瑪莎在旅途中從未遇到過懷疑或敵意：“人們對我充滿了好奇，盡管我的中文很差，他們仍然樂于跟我聊天、向我打聽西方的事情。”

1986年，瑪莎離開了北京，但她知道自己和這座城市的緣分遠遠未盡。二十多年后，她終于重返中國，眼前的北京卻令她大吃一驚：記憶中的小胡同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寫字樓與立交橋；物美價廉的小飯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德基和麥當勞；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堵車，噪音和廢氣讓她幾乎想立刻買機票回倫敦。“假如這是我第一次來北京，我或許不會愛上這座城市。”她搖著頭說。

改變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外貌，城市的生活也和她記憶中大不相同。老外在北京居民眼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鮮景象，后海、三里屯、鼓樓大街上的外國人比中國人還多。大把中國年輕人說著一口漂亮英文，每周追看《絕望主婦》的最新劇集；地鐵上經常能看到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手捧IPAD，埋頭閱讀原版《華爾街日報》。這座城市里有地道的美式披薩、日式壽司、韓國烤肉和法國牛排，也有LV、Gucci、Chanel和Armani。除了空氣質量，這里和東京或紐約有什么分別？

“北京和國際接軌是件好事，”瑪莎說，“至少我們有足夠的英文教材了。”學生們不再圍著她打聽國外學術界的動向，他們只需登錄圖書館的數據庫就可以瀏覽國際一流學術期刊。他們也不再好奇國外大學的授課方式，出國留學的機會多得是。然而，在這個知識唾手可得的時代，學生們對學習的熱情卻似乎下降了，許多人更關心畢業后如何獲得高薪。“當然，努力學習的學生還是有的，不是所有人都‘向錢看’。”瑪莎的語氣中有寬慰，也有遺憾。

如今，她的生活和在倫敦差不多。工作之余她會去國家大劇院看歌劇，去中山音樂堂聽音樂會，去“書蟲”讀原版書報，去后海喝咖啡。她和新同事們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但沒有深入的接觸：“大家都太忙了，沒有時間交往。”她也很少出遠門，盡管政策上的限制已經取消，交通也比八十年代發達，但席卷全國的“旅行熱”實在讓她望而生畏。“到哪兒都是人，太敗興了！”她做了個夸張的手勢，滿臉痛苦。

北京變了，中國變了。這種變化讓瑪莎不無傷感。畢竟，這里曾經寄托了她的青春與夢想。但她仍然選擇留在這座城市：“過去的北京是美妙的，今天的北京也有它的可愛之處。我愿意去適應新的北京，因為我仍然鐘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