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

作為一個78級的大學畢業生，嚴格講，是沒有擇業這回事的，當時畢業還是統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無論跟你所學的專業有關還是無關，都是革命工作，沒有多少還價的余地。當年畢業時流行一個不夠革命的順口溜：“我是黨的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放在大廈不驕傲，擱在茅廁不悲觀。”盡管不可能真的不驕傲和悲觀，但實際上就是那么回事，個人的選擇余地，實在很小。1982年夏天，作為一個地處北大荒，文革時全國唯一一個“不見鬼”的農業大學（文革時，毛澤東有過這樣的指示：農業大學辦在城里不是見鬼嗎？）農業機械專業的畢業生，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個農場做機務技術員，只有個別人才能去機關、農業機械廠和農機學校。我原本就是從農場出來的，當然清楚農場的農機技術員是怎么回事，只比拖拉機手地位稍高點，一樣也得在農田里摸爬滾打，嚴格講，還是修地球。

雖說在1982年的時候，中國大學畢業生并不多，幾萬人里都未必有一個，但是，當年的分配政策還是過去那一套——面向基層，面向第一線，知識分子還是需要經受鍛煉，向工農兵學習。所以，我們學校那屆的畢業生，70%左右都直接分到了農場的基層連隊。四年大學，結果卻是這個樣子，同學們心都涼了，連散伙飯都沒心思吃。但是大吵大鬧，大哭大叫的也沒有。寫到這里，需要介紹一下我本科的學校。這所大學，是文革前農墾部在黑龍江墾區辦的一所農業學院，名曰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黑龍江墾區，是1958年大批專業官兵過來開荒，才形成規模的。墾區的大發展，到底是大躍進的產物，還僅僅是時間的巧合，我說不清楚。但這所大學，恰巧也是墾區大發展的一個副產品。我們知道，1958年的全面躍進，高校大躍進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涌現出了無數的大學。1958年辦的大學，后來幾乎都垮了。惟獨這所大學卻活了下來。由于接受了一大批北京各高校的右派，創辦之后，居然辦得有模有樣。這所大學當初創辦的時候，利用的是當年關東軍的一機械化師團的營地，所以直到我們進校，好些房舍還是鬼子兵營的模樣。這樣的兵營，有的農場是直接用來養牛的，但我們學校卻用來做教室。當年的兵營位于黑龍江密山縣的裴德鎮，原來的裴德公社旁邊的一個山洼里，在老鄉的印象中，像是裴德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記得剛入學的時候，有畜牧系的同學家長給兒子寫信，地址寫的是，密山縣裴德公社八一大隊牲口系，某某收，信居然還就是收到了。這所大學，周圍不是山就是農田，的確符合毛澤東對農業大學的設想。想要種地，十分方便，但就是留不住人。我們入學之后，隨著右派的逐步平反，一個又一個像點樣的教師離開了學校，給我們講課的老師，檔次越來越低，可是我們的課業負擔卻沒有因此而減輕——老師不好，反而負擔更重，越是講不明白的老師，留的作業就越是多。好在這樣的大學也有好處，就是學生雖然有地方談戀愛，甚至放肆做愛都不用到賓館開房，但的確沒有什么地方去玩，即使有錢，也沒地方花。那年月，談戀愛還是被學校禁止的，地下運動當然可以，但如果談得過了火，只要有人懷孕，一開除，就是一對兒。因此，還真是沒有多少人敢于冒險一試。尤其我所在的農機系，課業負擔奇重，同學們什么都顧不上了。其實要想出去玩，也還是有地方可去，也能玩出點別致來。記得大學期間，我們宿舍的人唯一的一次出去野餐，同學們真的釣到了野生的魚，當場用臉盆煮了，再到田里弄好些毛豆燒了吃，那個美味，迄今想起來都饞得慌。這樣名副其實的野餐，這輩子再也沒有過。只可惜，那時大家都沒有時間，只餐了那么一次。

當年77、78級的大學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年齡參差不齊，特別是78級，年紀大的30多歲，年紀小的才十五六歲，所有人都經過文革，而且都是文革中多少有點喜歡看書想事的年輕人。作為改革開放頭兩屆的大學生，當年的我們，的確有天之驕子的自我感覺。好大學的學生，驕子的感覺等級高些；像我們這種在別人眼里畢業于爛大學的學生，驕子的等級低些，但也沾上一個“驕”字，都是驕子?？床黄鹨话闳?，更看不起比我們年長些的工農兵學員，記得剛入學的時候，工農兵學員的師兄們來看我們，進了宿舍噓寒問暖，我們根本就不搭理人家。師兄們給我們介紹學習經驗，我們嘴上不說，每個人鼻子里都暗中哼著氣，臉上寫著不屑。只有那些沒經過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才讓我們肅然起敬?？上?，在我們那個大學，這樣的高人一個也沒有。

當年的農機專業，基本上按照普通工科的規模來安排課程的，課業重得嚇人。每天8節課，晚上還有制圖和實驗課。每兩節課下來，都是一堆的作業，幾十道題。聰明一點或者程度好的學生，還能把當天作業做完，差一點的，一天拖一天。在我的印象里，同學們似乎沒有半夜12點之前睡覺的。那時候的大學生，政治覺悟都很高，憋著勁兒，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十年文革給搶回來，學習極其賣力。整個年級，只有我和一個北京老知青是個另類，不大用功。我是因為根本不喜歡這個專業，1977年原本是考文科的，因為政審不合格，被刷了下來，白考。1978年誤聽人言，改考理科，又沒有時間復習——其實有時間也沒有用，因為連課本都沒有。像我們這種小學就趕上文革的人，數理化基本上就是“白薯”。之所以第二年還要考，是覺得怎么也得從農場出來。加上剛剛遭遇一場戀愛失敗，感覺周圍的景物，哪兒都不對勁?？家幌?，志愿報低點，自我覺得還是有希望的。當時我正在做獸醫，就報個畜牧獸醫專業，自己感覺，也算是專業對口。結果，考完之后，憑著語文和政治分比較高，居然成績還不錯?？墒?，第一志愿東北農學院（今天的東北農業大學）突然不招生了，第二志愿的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又只招一個農機專業，于是，我就不得不學農機了。我從小就不喜歡冷冰冰的機械，不然的話，在農場的時候早就開拖拉機了。所以，一上手，心里就煩。但是，煩也得學，我們那一代人，很少有勇氣做自己的選擇。當時規定，如果考上了大學不去上以后就不許再考了，情勢逼得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學。硬著頭皮學，成績就好不了，幸好不久就讓我發現了一個規律，雖然每次課都留幾十道作業，但其實只要做其中的一兩道題，本節所學的內容，也就掌握了。好在，那個時代，會舞文弄墨的人走到哪里都占便宜。由于我經常出板報，而且還給學校宣傳隊寫東西，老師不知怎地，都會高看我一眼，別人作業不做完，是要扣平時作業分的，我就沒事。英語課，不管是平時的小考，還是期末的大考，老師都放我一馬，單詞錯誤，不扣分。這也使我的英語等于沒學過。害得我后來要考研的時候，補習班的老師，每次上課都很鄙視地看著我。逼得我奮發圖強，加倍玩命，最后竟然考上了，嚇了他好大一跳。

總之，當年的我很幸運，上課投機取巧，每門課都能混過去，有的時候，成績還不賴。而跟我同樣混的北京知青，很快就退學了——掛科太多。在別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時候，我還能抽出點時間看看小說，看點其他感興趣的書。一部中華版的《資治通鑒》，就是那時候看完的，還記了一大本的筆記——就是把里面我感覺好玩的內容，用白話寫下來。臨畢業前一年，上頭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要求大學生學近代史，而且要學生自己講。我們那個學校雖然也有個文科系，農業經濟專業，但論起來，還就是我這個在中學就讀過范文瀾編的《中國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知道的多些，較量的結果，學校宣傳部選了我這個農機專業的人在全校各個系宣講近代史。稀里糊涂講了一輪之后，就該畢業了。其實，當時我的口才很可疑，發揮時好時壞，有領導聽課的時候，肯定一塌糊涂，磕磕巴巴；沒有領導在，則一定超常發揮，講得眉飛色舞，聽眾反應也不錯。

大學四年，很少有人想到畢業會怎樣，那時候，社會上還沒有改革后的大學生，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即使學校不怎么樣，畢業出路肯定也壞不了。當時的社會輿論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學生，就是天之驕子，不捧殺不罷休。但是，臨到畢業時，困擾就來了。各種跡象表明，我們的出路很糟，絕大多數人是要下基層的。當年我們系的同學，大部分來自農村，一小部分來自農場，還有一些則來自小城市和縣城。嚴格地說，這些人沒有一個樂意去農場做技術員的，即使是農村來的同學也十二分不樂意。讓他們干這個，雖然名曰技術人員，但戶口依舊是農村的，而且當時的農場大多都在邊境，那時還有邊防證，出來進去都不方便。這樣的分配，對于多數非農場出身的同學來說，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對于我而言，雖然來自農場，但也不大想回去，當初參加高考，就是想脫離農場，現在回去，不等于螞蟻搬家——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當時畢業，基本上按成績分配，我的成績，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這樣的成績，最大可能，是去一個農機學校教書，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農場做農機技術員了。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跟那一堆堆冷冰冰的鐵塊打交道，都離不開農場，真是想起來就煩。幸虧，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留校教黨史。也不知是我上黨史課（當年的三門政治課之一）的時候，太喜歡發言了，經常把老師的氣勢都壓下去了，還是我講近代史的時候，觸動了誰的神經。反正，我們學校的馬列教研室已經發話，要求留我了。為此，他們還把我讀《資治通鑒》的筆記找去，研究了半晌。在我還差半年畢業，正在做畢業設計的時候，他們就要求把我留下，提前畢業。

可是，當年的黨史，屬于政治課。在我畢業的時候，政治是種臭大街的買賣，經過了30年過度政治化的歷史，中國人集體患了“政治討厭癥”，如果誰要是教政治、講政治，在親朋好友中都抬不起頭來。我雖然在黨史課上比較活躍，那是因為當時老師講的偏于歷史，而恰巧我肚子里的歷史知識還比較多，其實心里一樣討厭政治，不喜歡沾政治的邊。不僅如此，我所在的農機系老師，幾乎個個都討厭政治，對政治課的老師沒有好感。開始的時候，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一下子就被頂了回去。管教學的系副主任，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不能同意讓我提前畢業。這樣的氛圍，也讓我感到有壓力。一邊是我不喜歡，也不熟悉的農機事業，一邊是我同樣不喜歡的政治課老師的職業。選起來好難。

按道理說，我們這代大學生，民族國家概念，是相當強的。多年的集體主義灌輸，決不能說毫無作用。盡管經過文革，經過所謂的理想破滅，但過去的那套政治說教，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得人心。我們學校地處北大荒的山溝里，消息閉塞。雖然這四年外面的世界風云變幻，人們思想變得很快，但我們卻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外面大城市里大學生鬧的那些個熱鬧，辦的那些刊物，我們一無所知。在上學期間，中青報發起的潘曉討論，我們學校幾乎沒有人參與，唯一的例外是我，寫了一封長信給報社，但其實我寫了那么多的字，也沒有說清楚到底人生應該為自己活呢，還是為國家。多少年后，我先后見到了當年的一男一女兩個潘曉的原型，想笑都笑不出來了。但是，盡管如此，人面臨就業抉擇的時候，想得最多的，還是自己。馬列教研室講的學校的大局（那些年文科生太少，我們學校根本分不清好賴學生）打動不了我，系里老師講的國家利益，墾區的利益，我也無動于衷。滿腦子，都是自己。

考慮再三，覺得回農場無疑是絕不可行的，如果像農機系老師期待的那樣，不改行，只能去技校教書，但真要是做了農機這行，我已經糊弄了四年學的玩意，恐怕都得露陷，絕對沒辦法講給學生聽，想要干好，非重新回爐不可。這樣的話，還得受兩次苦，遭二茬罪。想想都累，算了，還是找個方便省事的職業吧。于是，我同意留校。從此，這個地球上多了一個不靠譜的馬列教師，少了一個同樣不靠譜的助理工程師（當時我們畢業后的職稱）。

其實，直到留校之日，我當初的職業設計，一直還是作家。也就是說，養過豬，當過獸醫，又學了農業機械的我，居然還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樹下的作家夢。當初能接受學不喜歡的農機，說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反正要當作家的，多一種生活體驗，豈不是更好？現在說服自己的理由，依舊如此，多一種生活體驗，接著當作家?，F在看來，所謂當作家，不過是我自己給自己找的借口。因為，在此后的生活中，我并沒有開始寫作。但實實在在地說，作家夢一直都沒有完全破滅，真正不再想當作家，是考上研究生，進了北京，發現歷史也可以做學問之后。

畢業留校之后，一點都沒有想過要繼續深造，考研，是我想都沒想過的事?？墒?，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留校之后，同事們都看不起我這個學農機的。形勢逼得我只有一條路可走——考個研究生，證實自己的實力。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腳，考！查了一下目錄，只有中國人民大學才招黨史專業的研究生，就胡亂報了人大。其實，當時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個什么東西。但是這一賭氣，最終把我的作家夢給賭沒了。從此，踏上了一條所謂學術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