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寒

批評和質疑總會吸引大量觀眾，受眾追捧的“質疑”一方面是對社會公平的訴求，另一方面則為了滿足獵奇心。這個世界需要批評和質疑的聲音，除去某些帶有作秀意味的“質疑”，這本是件好事兒?？蓡栴}嚴重在，很多時候人們盲目的追求質疑，卻沒有自己獨立的觀點，為了批評而質疑，所言均是網絡上散布的觀點，而我國網絡管理又極不規范，雖不乏有“思想者”，而對真理造成傷害的是那些拷貝的大多數。

比如說韓方之爭，已然成為媒體賺錢、網蟲吸引訪問量的話題，每個人都會選擇閱讀自己偏好的言論，大量重復信息的接收導致自認為這一偏好的觀點越來越正確，可是事實真相是怎樣的？當事人尚處在對吵階段，就已經有太多毫無實證精神的旁觀者做出了惡毒的論斷。其中有多少人親自地，一點一滴地去思考、證實？有的教授連當事人的作品都沒有讀過就在課堂上根據自己偏好下定論，可是為人師表的老師怎會知道自己對學生們的影響有多大。老師和學生的關系如同媒體人和受眾的關系，“有社會責任感的新聞人會出具全面的材料讓觀眾自己下結論”教我們這一點的老師卻忘了做到。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這沒錯，可公眾人物在公眾場合應背負更沉重的社會責任，這就像老師不能再課堂上宣傳FLG一樣。

面對爭議，需要更多獨立的思考而不是病毒似的傳播，面對造假需要更多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惡毒的抨擊，因為有資格做出裁決的既不是法庭，也不是傳媒人，更不是大眾，而是時間。

傳播者下的結論如果對了那還好，如果錯了，對學生、受眾和當事人所造成的傷害不僅巨大而且不可逆。就如文革，傳播者的錯誤結論對知識分子和廣大平民百姓身體上、精神上的戕害已不是秘密，這是對民族的大傷害。那么對個人的小傷害呢？比如之前海巖被曝找人代筆，在海巖展出原稿后事情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意味著聲譽的恢復。給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女明星都是被捧紅，食品都是有毒的，作家都是代筆的……當然，揭露當中有一部分確有其事，但揭露絕不能成風，這不再是興盛批斗作風的舊時代了。有些人在打假的過程中一次打對了，兩次打對了，但不乏會有狗血的打假，完全為了打假、追求打假而打假。

關于質疑精神，我認為應該遵從政法大學某位教授提出的“善意推定”原則，即沒有確鑿證據之前，不給人下罪錯推論。確定一個人有錯，即使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至少得有事實根據，而不是推論性邏輯根據。如果只是在文學批評范疇內的爭論無須用法來解決，如果只是對某人的思想和立場進行評論或批判，無須找法官。如果是公開稱對方的文章是抄襲或他人代筆，則是事實陳述和構陷，需要用到法律。言論自由是有限度的，不然民法上不會有名譽侵權責任，刑法上也不會有誹謗罪。質疑精神本身絕對沒有錯，可是如果對某人的圍攻超出了自由言論的邊界，如果不加引導和規范在合適時機下很有可能導致另一種文革。 

每個媒體都有權力挖掘出盡可能的全面的事實，以此展開分析。但在一片迷霧的情況下每個媒體都有錯的可能，老師也有錯的可能，如果這種“可能”對部分人造成不可逆的傷害，我倒覺得沒有下結論的必要，畢竟人的成長、發展都得不到保證的話更別提什么社會公平。法律中的名譽權、著作權不是白白設立的，時間暫時沒解決的問題目前只能由法律說的算，媒體人可以做社會的監督者，但是不能代替法律進行裁決，監督的意思不是指手畫腳，萬一指錯了方向，不僅對不起那些賦予他輿論引導權力的人們，更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媒介審判”的例子并不少見。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另外一種可能……每個作者、學者都將陷于“韓寒困境”：證人、手稿，“什么都沒用，我就是懷疑你”。像我這種喜歡用電腦寫作的家伙就難以自清了，不過幸好我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沒人在乎我的真假。當然，在輪到我之前，中國的文人和學者早已淪陷。

令人傷心的不是為什么有些東西是假的，而是為什么人們已經一丁點兒都不愿意再相信。媒體人要有質疑的精神，更要有相信的能力，這樣才能提高自己和人民的幸福感。這不是鼓動制造假象，事實是，相比于過去我們言論自由的程度已經達到歷史巔峰，正義的陽光正灑向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此時我只想提醒那些輕率之人， 沒有人會永遠正確、明察秋毫，也沒有人是奸詐設套、十惡不赦，媒體人不應帶頭讓自己心里的惡魔跑出來撕咬他人，因為那個被撕咬的對象總有一天會變成我們自己，這絕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在你的筆下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最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