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組/朱凌

小時候，伯伯在小鎮上開了一家照相館，小鎮上人不多，消費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每逢趕集日，總是會有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來拍照留戀?？粗情L著長長鼻子的相機把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和打了脂粉的臉頰框進精心構圖的相片里，孩子們臉上笑開了花，這是他們每次過生日的小小禮物。工作罷了，伯伯會輕輕取出那盒珍貴的膠卷，躲進暗房，在黑不透光的屋子里沖洗底片，紅燈下，相紙被浸在顯影液中，影像便由無到有地浮現出來。我驚奇地看著這一切，仿佛在目睹一場神圣的宗教儀式。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我15歲，那年我懷著無比激動地心情升入省級重點高中，而伯伯的照相館卻關了門，原因很簡單，前來照相的孩子們越來越少了，或者說，擁有相機的人越來越多了。

事實確實如此?？窗?，商場里，各式各樣的數碼相機琳瑯滿目，不帶相機的出游仿佛因為缺少了見證而不完整；新一代的手機已悉數配備幾百萬像素的攝像頭，咔嚓一聲，眼前的景象都可以被定格、轉換成數據，你可以將它保存到虛擬的世界，也可以直接用打印機轉換成實物。攝影似乎完全平民化了，這種平民化對專業的照相館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不少像我伯伯那樣的人放下心愛的照相機，另謀生路。

這種狀況，正如攝影發明之初對于畫家的沖擊。1827年，當尼普斯拍出第一張照片“日光版畫”時，他萬萬也不會想到攝影技術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柯達極富前瞻性的廣告詞“你只要按下快門，其他的事由我們來做”到相機與暗室的完美結合體拍立得，再到如今數碼相機的全面普及，攝影技術在一個又一個里程碑的見證下走向成熟，不少發燒友爭先恐后地為自己的相機更新換代，生怕自己被甩在前沿科技的潮流之后。的確，攝影技術的進步讓專業與非專業的差距越縮越小，相機可以幫你自動對焦，自動調節光圈，你要做的只是將相機固定，輕輕按下快門，如果再加上一點特效，一張“佳作”就出爐了。然而，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為什么要用這么多的藝術手法來定格影像？攝影的終極追求難道就是模仿繪畫嗎？作為一個業余攝影愛好者，我無法對這個“終極追求”給出完整的答案，但透過那些名垂青史的攝影記者，我對“終極追求”的理解是：以人文為焦點，以社會為依歸，攝影記者的鏡頭應該對準社會的各個角落，表達自己對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

何為人文？臺灣著名小說家黃春明與著名攝影家阮義忠談話時說道：“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是以人為中心，這就是人文。以此為理念，攝影家就應該把鏡頭指向人——并不是畫面里有人存在就好，沒有人物就不對，我們應該努力地去表現人與人的關心，人與社會、與自然、與環境、與生活的關系。”這一席話，將攝影的精神內核以及操作理念完美地結合起來，我想，如果大家都懷揣著這樣一種心態去擺弄自己的相機，那么，這個社會該有多美。

作為一名小說家，黃春明也從來沒忘記用相機來實踐自己的人文理想，他的作品“花生農收成回家途中”，不止是一幅農村的風情畫，而是通過牛車、農民、田野等的組合表達了中國人在土地上生、老、病、死的輪回以及中國人在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的傳遞中，被時代的車輪碾壓而過的傷痕，正如他在小說中想要表達的。而阮義忠在他的作品“八尺門”系列中所展現出來的山胞的生存窘態更是打動了無數冷漠的心。

縱觀新聞史和攝影史，像阮義忠、黃春明這樣的人還有很多。

卡帕的攝影生涯就如同賭命一樣，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各個戰區——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北亞戰爭、意大利戰爭、諾曼第登陸戰、法國解放戰的槍林彈雨中，用血肉之軀去換取萊卡相機里的一格格底片，

他想借影像來喚醒人們的良知，希望彼此不再殺戮?？此恼掌路鹂梢月牭阶訌椉诧w、炮彈隆隆的聲響，每一幀都是人類愚蠢行為的明證；寇德卡將人文的焦點對準流浪的民族——吉普賽人，他曾走遍捷克境內的吉普賽人社區，并將拍攝范圍擴大到整個歐洲大陸，包括羅馬尼亞、英國、愛爾蘭 威爾斯、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比利時。他所拍的街頭人生，就象舞臺上的戲劇一般，每個人物在一剎那間將一生的火花點亮；蘭姬則把人文關懷送到金融危機下苦難的民眾，透過那張名為“領取救濟金隊伍”的照片，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大蕭條時期就業的窘迫以及民眾的無奈。

是的，這些大師們紛紛將焦點對準了社會，將自己的人文理想定格在那一幅幅相片中，定格在歷史的涂鴉墻上，他們為當代攝影記者的成長提供了榜樣。然而，不少記者在追隨大師腳步的過程中也走入了某些誤區，比如過度把自己的主觀意識強加到對象上，甚至通過有選擇地按下快門來混淆視聽，這些行為都與人文精神漸行漸遠。那么，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攝影記者們應該怎樣處理好創作者、作品、欣賞著之間的關系呢？臺灣著名攝影家陳傳興的觀點或許可以拿來借鑒。他認為，創作者、作品、欣賞著之間的關系，是在很像是住在同一間屋子里的成員，每一位成員在“家”里，不但要擁有“私人空間”，也一定要擁有“共同空間”才行，成員中的任何一位，如果他把“私人空間”太過擴充，或太過萎縮都會有損“家”的成立的。舉例來說，如果創作者的表現欲念太過彰顯，作品就會十分形式化，這樣就會使欣賞者完全處于被動的情態下。

據此說來，攝影記者在貫徹自己人文理想的過程中千萬不能陷入過度主觀的誤區，相反，他們更應該站在與拍攝對象平等的位置上，透過相機去傾聽他們的故事。

卡帕說：“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我們是否可以把他的“靠近”理解為，對社會現象的深入體察，對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或許把這一理想定義為攝影的“終極理想”為時過早，但無可爭辯的是，只有以人文為焦點，以社會為依歸的照片才能真正引起人們的共鳴，才能完成攝影記者之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

                                       湖南師范大學 朱凌/B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