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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不惑
    導語:像蔡女士、林阿姨這樣外出務工的中年人,因著農村土地流轉,變得越來越多。在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中,40歲以上外出務工者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他們,是家庭的頂梁柱,是他們父母的兒女,也是他們兒女的父母,他們承擔著養老撫幼的重責。

    B組/李春平

    四十不惑,養老有惑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中年,應是成熟穩重、家庭完整、事業有所成。但中年之期,肩上的擔子卻更重。上有老人要贍養,下有兒女需照顧,《經濟學家》旗下的EIU把遭遇如此困境的中年人稱為“三明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讓“三明治一代”的積蓄變少,他們不得不更加發奮工作,卻發現自己正逐步從中年邁向老年。此外,中國急速向老齡化社會轉型的現實,讓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尷尬的現狀———父母和祖輩相比,明顯更加長壽了。

    四十不惑,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的城市中年白領,開始為自身養老計劃著。但有這么一群中年人,他們同樣上有老下有小,但不同的是他們接受的教育有限,沒有國家、企業繳納養老保險,靠著自己已走向老邁的身體,在社會底層掙取微薄的收入。對于日后養老,他們一片迷茫。他們,是四十不惑的外來務工人員。

    “家里還有老人,但好在老公的弟弟在老家照顧,每年過年拿些贍養費給老人就行。”43歲的蔡女士,現在一家四口都在北京,17歲的兒子和13歲的女兒分別在讀職業高中及初中。在外的同時,還得惦記家里的老人不要出什么閃失,否則又是一筆大開支。像蔡女士夫婦這樣舉家外出務工的,2011年全國達到了3279萬人。

    給老人的贍養費,兒子女兒教育的投資,店面、住房租金、再加上全家日常所需,每月一萬多的開支全靠今年年初在薊門里小區開的一家特色餐飲小店。二十五平米的店面,月租6000元,夫妻倆即是大廚也是服務員,逢著生意好,兩人還有些忙不過來。“想過再請個人幫忙,但招個人還得包吃包住,成本太高。”蔡女士夫婦倆舍不得在聘請員工上多花些錢,但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卻不吝手筆。兒子習慣了在北京的生活,不愿回江西老家讀高中,蔡女士索性就讓他在這讀職業高中。到了暑假,夫婦倆還為倆孩子報武術培訓班,豐富他們的暑假生活。

    已經四十多的夫妻倆,在外務工近二十年,都已厭倦了在外漂泊的生活,但為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提供好點的生活,還是決定繼續在北京多掙點錢。而夫妻倆為自己做的唯一打算,只是在老家象征性的繳納了新農合。“新農合領不到幾個錢,關鍵還是靠現在多積攢點。”并不指望兒女為自己養老的蔡女士,想通過這幾年的經營,積攢點錢買套房,以后以房養老。但高企的房價,每月上萬的支出,讓這一夢想實施起來,顯得困難重重。

    同蔡女士相比,林阿姨不用贍養老人,兩個孩子都在外打工,但這并沒讓她省多少心。每個月領完工資,林阿姨除留少部分錢外,還給在外打工的兩個孩子寄一部分錢。“兒孫自有兒孫福,我也只能趁自己還能工作時多為他們打算打算。”

    47歲的林阿姨,現在北京某高校任宿舍管理員,在北京有著14年的工作經歷,但她所熟悉的北京,仍是學校附近不出幾公里的范圍。1998年,經熟人介紹,她來到學校,作為臨時工在學生宿舍樓做清潔工作。來學校兩三年后,學校開始給員工統一上養老保險,學校交19%,個人交5%。而截至2011年,雇主或單位為外出務工人員繳納養老保險比例只有13.9%。對于2000年的外來務工人員來說,林阿姨是幸運的,雖然不清楚最終退休后每月能領取多少養老金,但這一政策讓向來心疼兒女的林阿姨覺得,日后可能不用“完全靠兒女養著了”。

    但這種繳納養老金的模式持續七八年后,卻突生變故。據林女士說,學??赡芘鲁袚嘭熑?,也為了減少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麻煩事,于是將所有宿管職工推向社會,外包給物業公司管理,同時將這些臨時工在學校交的養老保險全額退還。

    退休了不再完全靠子女的養老夢被現實擊碎,“我們永遠是打工的”成為了林阿姨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物業公司從2009年開始給她們交養老保險,扣除保險后,作為臨時工的她們每月只能領取1260元錢,這是北京市的基本工資。養老保險僅繳納了三年,遠低于國家最低年限15年,對已經47歲,每月拿著北京市基本工資的林阿姨來說,以后自己如何養老,除了兒女,似乎找不到其它的依靠。

    像蔡女士、林阿姨這樣外出務工的中年人,因著農村土地流轉,變得越來越多。在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中,40歲以上外出務工者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他們,是家庭的頂梁柱,是他們父母的兒女,也是他們兒女的父母,他們承擔著養老撫幼的重責。四十不惑,但他們也在走向老邁,如何為自己養老,卻疑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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