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悅俊/文

《新聞業的懷鄉病》是許知遠最好的書。合上書，我這樣對朋友說。

里面的30多篇文章是年輕的許知遠初出茅廬時寫給新聞界那些和他同樣年輕的人。彼時，他剛剛從北大微電子專業畢業，闖入新聞界，發現現實與世界他所摯愛的“李普曼”的世界相去甚遠。那時，他熱衷于閱讀西方新聞史，于是有了這本“讀書札記”（在我看來它并不是一些人所說的媒體評論集）。

他提煉出西方新聞史中閃耀著光芒的新聞媒體和新聞人的名字，以寫實的手法，飽含深情的文字描寫《紐約時報》、《時代》、《大西洋月刊》、《財富》、《經濟學人》、《紐約客》等這些著名媒體的歷史。他們的掌門人或嚴肅，或偏執，或玩世不恭，但卻都對所從事的新聞業充滿理想主義情懷。在對這些巨擘的敘述中，作者對現實的思考、批判十分深刻，全書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按照作者自己在序言里面所寫的：“它不自覺地流露出的理想主義情懷，盡管往往只是一廂情愿，卻可能在一個瞬間對你產生某種鼓舞。”

我之所以情愿稱之為“札記”，是因為作者毫不拘泥于時間和空間，他既不完整敘述一個媒體的歷史，也不具體敘述這些媒體的組織架構、經典戰績。作者只對那些令他感動、令他興奮、令他義憤的事情感興趣，毫不吝嗇地大加筆墨，淋漓盡致地贊揚或批評之。在他的筆下，蘇茲伯格、亨利·魯斯、泰德·特納……既展現出他們指揮傳媒集團的颯爽英姿，也暴露出性格中的不足。

2005年出版這些文章時，許知遠說，他期待的閱讀者是那些剛剛進入新聞業的年輕人。“他們不夠幸運，因為中國的媒體世界正被一種驚人的平庸、粗俗的氣氛包圍著。造成現狀的原因復雜，一些是公認的，但更主要的卻是來自新聞人的自甘墮落，盡管沒人愿意承認這一點。”或許，他出版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新聞界保留一點理想主義的火種。所以，我想這些文字也適合即將進入這個行業的準新聞人閱讀，對于準新聞人來說，越早看到這些文章，越有好處，因為我們雖還未進入新聞業，但平時新聞實踐中的一些“殘酷現實”的打擊已足以我們失去最初的夢想，“自甘墮落”。

縈繞全書的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夢，這個夢，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曾有過。劉鶚老淚渾濁：“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無哭泣也，得乎？”那是在嘗試的失敗后。梁啟超在海船上大聲朗誦：“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壯哉，我少年中國。”那是夢想的復活。此后有民國報業的繁榮，有邵飄萍，有史量才，有儲安平，有……盡管現在業內新聞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都嚴重缺乏，記者、編輯不過都是些工匠，天天生產新聞以謀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新聞理想主義與專業主義就是不必要的，也不意味著這些是不可實現的，正如許知遠在序言里所說“不切實際的幻想可以被原諒，但如果你拒絕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現狀，不相信個人的意志將可能給社會整體的變革帶來戲劇性的改變，那么你很可能會錯過整個必將被證明是奇特而富有變革意義的時代。”。

看，那些往事多么令人心潮澎湃：

19歲那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沃爾特·李普曼聽到有人敲他的門。他打開門，發現一位銀須白發的老者正微笑著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你，告訴你我是多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

20世紀40年代末，《華爾街日報》廣告部負責人費斯特想在重要版面刊登福特汽車的巨幅廣告，遭發行人拒絕后向總編輯發泄道：“是廣告在付你薪水。”總編輯立刻暴跳如雷：“是記者們付我薪水，你也是一樣。”創辦多本著名雜志的發行人亨利·魯斯說：“一本雜志就是一個生命”。

肖恩的完美主義使《紐約客》成為新聞界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經過一年以上的修改完成的。

……

不管國內外，近幾年以來，這些美好的事情似乎都不常見了，更為常見的是為求獨家，很多新聞已經核實就向公眾公布，還美其名曰“公眾自有判斷事實的能力”；經營權全面干預采編權，記者的筆由廣告部的收入來源決定；信息海量，媒體信譽和形象“短命”……

不是所有人都能當記者的，至少不是所有人都有資質成為好記者。好記者需要有理想引領，需要接受專業主義的訓練，還需要有廣闊的視野。記者也許是世界上門檻最低的職業之一，但門檻低往往也意味著很難做到頂尖水平。有志成為新聞從業者的人如能看看這本書，了解一下這些前輩的理想與信念，或者我們的新聞界會變得美好一點。 

較之許知遠所筆下的那些媒體的輝煌史，中國的媒體真是算不上什么。長期以來，我們的新聞從業者似乎都缺乏新聞理想主義和新聞專業主義。我想，這些當然不會是一個媒體與生俱來的，它們應該是在不斷的歷練中成就起來的。今天，我們還不能實現，但我想在不斷的歷練中，總有一代人能實現我們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