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要了解、研究中國現代史，尤其是政治史，無論如何蔣介石都是個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但長期政治環境的形格勢禁，使“蔣介石”一直只是一個政治符號，無法對其進行學術研究。近些年來，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漸漸地，開始了對蔣的學術研究，且成為一個學術研究與大眾關注的小小“熱點”，有關著述相繼問世。山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并非蔣的詳傳，而是從他人生的幾個重要側面，來透視他“得”、“失”天下的人生，視角獨到。更重要的是，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作者均長期治民國史，自然不同程度、不同面相地涉及蔣介石研究。此書為三位作者有關研究結集，互相補充，更是相得益彰。

作者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22年中，1932年似乎是平平常常的一年。然而恰恰就在這一年，蔣介石經過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其統治手段和方法，發生重要變化。

此前與李宗仁、白崇禧的“蔣桂戰爭”，及由此引發的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間的“蔣馮閻大戰”，蔣都取得了軍事勝利。但是，軍事勝利并未完全轉化為他在黨內的政治優勢，國民黨內多數人仍認為他是“軍事領袖”而非“政治領袖”，在錯綜復雜的黨內派系矛盾、斗爭中，他不得不在1931年12月中旬“下野”。

這次下野，蔣介石深深意識到一些原本不曾關注或關注不夠的重大問題。當國民黨的統治由“軍政”進入“訓政”時期，執掌中央大權的蔣介石深感自己在黨、政方面的能力遠遠達不到對軍政大權的運用自如。經過痛苦的反省，他認識到以往只注重軍事、軍權而相對忽視了其他方面，認為“無干部、無組織、無情報”是自己軍事成功政治失敗的關鍵。因此，在這一年中，他開始確立了自己的核心干部，主要是原來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黨外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是原來反蔣的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成員，也很少有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和地方實力派人物。在這一年中，除了原來的CC系外，他建立了一個以黃埔學生為核心、主體的絕對效忠于他的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從組織上加強了對國民黨的控制。在這一年中，他重組情報機構，成立了“軍事委員會調查局”，由陳立夫任局長，下設三個處，由徐恩曾、戴笠、丁默邨分任處長。此三人在以后的民國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統、軍統和汪偽特工總部。在這一年中，此前一直關注于“軍隊建設”、鞏固“黨權”的蔣介石，不能不開始認真地考慮一個對他而言全新的課題：“政權建設”。為了加強政權建設，他開始與以前基本沒有來往的知識界建立密切聯系。從1932年4月開始，他有計劃、有系統地召見大批學界精英，虛心向他們請教。為蔣講課的主要內容為他以前關注很少，而此時急待解決的經濟、政治、外交和國際關系這四個方面。作者的細致分析表明：通過這批著名學者的講課，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治國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獲是很好地改善了他與知識界的關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學者紛紛加入國民政府。這“不僅可以擴大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鞏固統治秩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國民政府的政治生態，更解決了他人才匱乏的困境?！弊髡邚娬{：蔣介石吸收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都不是國民黨員，他們參加政府工作后，占據了許多重要崗位，引起了黨內各派的強烈不滿。但正是對黨內干部素質的不滿，才迫使蔣將眼光投向黨外，因此不顧黨內強烈反對堅持重用黨外知識分子?，F在為不少人津津樂道的“十年建設”、“黃金十年”，與蔣的重用知識分子、使大批國民黨外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建設確有重要關系。反之，就不可能有那些成就。

確實，1932年是蔣由軍事領袖向政治領袖轉型的關鍵之年。

蔣雖成為政治領袖，權勢空前，但國民黨內派系林立的狀況并未根本改變。如何處理、解決黨內矛盾甚至激烈斗爭，是蔣的“政治”的重要內容。他對黨內元老從倚重到閑置，恩威并重擺平地方實力派，直到倉皇去臺后，才最終在黨內“獨大”。不過，他對反對派的處理卻頗堪玩味。

蔣桂戰爭、中原大戰、兩廣事變，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與蔣介石兵戎相見。結果都以“反蔣”失敗告終。然而，雙方爭戰時你死我活，一旦戰爭結果，黨內勝利者卻并未將失敗者“誅之而后快”，失敗者不僅性命保全，且大多仍有一定職位。如果說在大陸時代這些派系因擁有實力使蔣不敢不能誅之后快的話，去臺后閻、白已無一兵一卒，雖然對他們防范甚嚴，但仍然予其高位、享有尊榮。如蔣的三次下野，桂系都是逼宮要角，尤其是第一、第三次下野，桂系都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48年底淮海戰役后期，蔣的嫡系或被圍或被殲，蔣令在武漢任“華中剿總”的白崇禧增兵南京，但卻為白拒絕，且留下增援南京的武器。蔣在日記中既無奈又忿恨地寫道：“桂白在漢口留政府東下之運械船舶，其叛逆昭彰，又對第二軍東調始終阻止，亂臣叛將非可以誠感也?！睂滓暈椤胺强梢哉\感”的“亂臣叛將”，其恨之深，可以略見。但白到臺后，蔣雖暗中防范，依然予其榮尊之位，并未清算其屢次嚴重反蔣倒蔣的歷史舊賬。

只是，這種對黨內不同派別并不殘酷迫害致死的政治寬容在蔣時代未能發展、演變成為一種黨內不同力量在制度層面公開互相制衡的現代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對此，胡適在1951年5月致蔣的信中，坦率指出這是蔣丟失大陸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適致蔣總統書》，1997年2月27日《聯合報》第37版）

這封信寫于1951年5月31日，其時胡適離開大陸到達美國剛剛兩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任管理員。貌似強大的國民黨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如此徹底地慘敗于原本明顯居于劣勢的共產黨，舉世震驚，紛紛探討其中的原因。深涉政壇的胡適更不能外，也對這一歷史巨變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番省思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這封四千余言長信中，他從共產黨的斗爭策略和國民黨自身的問題這兩方面對國共的勝敗原因作了分析，直言無諱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分析了共產黨的策略之后，胡適筆鋒一轉，對國民黨自身的原因作了非常尖銳的分析和批評，并明確提出要蔣介石辭職。他認為，退守臺灣的國民黨的當務之急有兩條，一條是“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聯合妥商一個憲法上規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方法的緊急補救條款”，否則“將來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來不及了?！绷硪粭l更為重要，他的建議也更為詳細：“今日似可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略如近年立法院內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國民黨的方法。近一年內所談黨的改革，似仍不脫‘黨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這些：（1）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2）由蔣公老實承認黨內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勸告各派系各就歷史與人事的傾向或分或合，成立獨立的政黨。（3）新成立的各政黨應各自立綱領，各自選舉領袖，各自籌黨費。（4）新成立的各政黨此后以政綱與人選，爭取人民的支持。（5）立法院必須修改議事規則。凡議案表決，原則上均須采唱名投票制，以明責任。（今日立法院表決不記名，乃是一大錯誤，故國民黨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員，而無力控制黨員。）”

胡適進一步說：之所以到如此地步，一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另一則是“‘清共’之后，不幸國民黨仍保持‘聯俄容共’時期的‘一黨專政’的制度，抹殺事實，高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是第二大錯，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徹底。后來領袖者雖誠心想用種種法子補救（容納無黨派分子入政府，迫致黨外人才入黨，辦三青團，設參政會、制憲、行憲……）但根本上因黨政軍，大權集于一人，一切補救方法，都不能打破這‘一黨專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國民黨本身，發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國民黨，必須從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黨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從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黨派，都不夠做國民黨的反對派。最有效的民治途徑，是直爽的承認黨內幾個大派系對立‘而且敵對仇視’的事實，使他們各自單獨成為新政黨。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為不許公開的競爭，所以都走上暗斗、傾軋的路上去。其暗斗之烈，傾軋之可怕，蔣公豈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種傾軋的暗斗，只有讓他們各自成為獨立政黨，使他們公開的作合法的政爭（公開的政爭，是免除黨內暗斗的唯一途徑）。但蔣公若繼續作國民黨總裁則各派系必皆不肯獨立，必皆欲在此‘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的政權之下繼續其傾軋暗斗的生活。在此狀態之下，國民黨的改革，除了多作幾篇‘黨八股’之外，別無路子可走，別無成績可望?！?/p>

對蔣介石希望自己出來“組黨”，胡適寫道：“數年來，我公曾屢次表示盼望我出來組織一個新政黨，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強。在多黨對立之中，我可以堅決的表示贊助甲黨，反對乙黨，正如我近年堅決的贊助我公，而反對國內國外的共產黨一樣。但我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我也不同情于張君勱曾慕韓諸友的組黨工作?！薄耙虼?，我在這幾年之中，曾屢次向國民黨朋友大談‘國民黨自由分化，成為幾個獨立的政黨’之說。此說在今日，對內對外，都不容再緩了，故敢為我公詳說如上?！?/p>

胡適很清楚，在近代中國其他所謂“反對黨”只是無足輕重的擺設，知道蔣要他“組黨”亦不過把戲，因此一直婉拒，反寄希望于大權在握、但又派系林立的國民黨的自我改造來實現民主政治。不過，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想要通過這種“理性”來說服國民黨實現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甚至分裂出來獨立組黨，只能是胡適的一廂情愿。在大陸時，李、白、閻等“實力派”的力量要比去臺后大得多，尚且未能實現派別公開化、合法化，去臺后就更難實現了。

這種政治的現代化轉型，蔣氏一生并未完成，甚至反對。誠如作者所說：“其思維方式當然不脫國民黨的主流意識，自然也是‘革命’為先，‘民主’為后，甚而是有‘革命’而無‘民主’，并且對可能危及國民黨執政地位的‘民主’有著本能的反感與警惕?！边@種思維，無疑是他的“失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