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道德的困境與出路

岑科/文

生活在今天的普通人，衣食住行、吃穿用度，樣樣離不開市場交換。由于職業分工，消費者不能監控生產過程，只能通過復雜的流通和交易買到素不相識的人和企業生產的商品，兩者掌握的信息嚴重不對稱。這時，企業是否誠信，交易是否公正，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生存狀況。商業道德出現問題，經濟生活將陷入混亂。它不僅是抽象的精神信仰，而且事關每個人的工作收入、創業機會、日常健康、乃至生老病死。

一

食品安全與質量問題是中國商業道德危機的典型。越來越多的報道揭露，除了少數享受特供的官員干部，普通消費者在市場上幾乎很難一直買到讓人放心的食品，取而代之的是染色饅頭、瘦肉精、地溝油、激素肉禽、注藥水果等有毒物品。很多食品行業的從業者承認，他們從來不吃自己行業生產加工的食品。例如生產毒大米的工人不吃自己生產的大米；做包子的不吃自己用腐肉做的包子；烤面包的不吃自己用過期面包返爐做的面包；種蔬菜的會告訴朋友說某種蔬菜千萬別吃；等等?？梢妴栴}已經極其嚴重。這種情況如果在各行各業蔓延下去，我們將進入一個畸形變態、互相殘害的社會。

商業道德缺失除了表現在生產者對消費者的欺騙和不負責任，也表現為企業在競爭中使用惡劣的手段。轟動一時的360和騰訊的“3Q大戰”，就是一家公司試圖修改用戶電腦程序，阻止另一家公司的軟件推廣?，F在，軟件產品的口碑和銷量大大依賴于電子商店的評價排名，又出現軟件公司組織人員“刷榜”制造虛假排名的現象?；ヂ摼W作為從業人員素質較高的行業尚且如此，其他行業的情況更不容樂觀。最近在物流行業，有人吁請政府部門介入市場競爭，禁止電子商務企業做快遞業務。這是赤裸裸的“借刀殺人”。再廣泛地看，從送禮、行賄到各種隱形交易，企業通過政府關系拿到生意訂單的情況在很多行業長期存在。這都是不正當競爭的表現，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或納稅人的利益。

這些現象表明，中國商業道德已經出現某種程度的下滑，陷入危險的境地。社會對此不是沒有警覺，要求提升商業道德的呼聲一直不斷。央視“3·15”晚會年年舉辦，政府也采取過很多專項治理措施。但今天的情況和十年前相比，幾乎沒有改觀，反而有些惡化，結果讓人喪失信心。就像一個人掉到黑洞中，如果能看到光明與出路，是不太害怕的。但如果身陷絕境，又找不到任何依靠和支撐，看不到獲救的希望，那就是最可怕的事。中國商業道德困境最讓人憂慮的不僅是問題本身，更在于面對問題的無奈與無力感：不知道何去何從，不知道該怎么辦。它與三個認知難題有關。

第一，計劃經濟與商業道德的關系。對社會上種種損人利己的現象，一些人將其歸咎于市場化改革，認為市場經濟讓人鉆到錢眼里，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有些人甚至懷念起過去，希望回到“沒有貪官污吏”、“人人善良無私”的計劃經濟時代中。但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計劃經濟的道德高尚是假象。那時候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很少見，是因為沒有交易自由，商品極其匱乏，沒有商業詐騙的基礎。但在政治斗爭中，暴露出的道德問題絲毫不亞于今天。

第二，國有機構和民營企業的信譽反差。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發展民營經濟，減少國有企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近年來國有企業在輿論中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它壟斷了許多國民經濟的上游行業，自己攫取巨額利潤的同時加重各個行業的負擔，成為改革與發展的最大障礙。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在呼吁，要打破國有壟斷，引入民營競爭，增加經濟的效率與活力。但在實踐中發現，很多民營企業不爭氣，譬如在教育、醫療、礦產等行業，短期化行為非常嚴重，使它們的信譽反而比不上國有機構。所以很多人懷疑，中國經濟民營化究竟能不能解決當前商業道德缺失的問題。

第三，獨善其身和競爭生存的矛盾。在商業道德衰敗的大趨勢下，很多企業或個人的行為是被動的。比如請客送禮、行賄受賄，正常情況下沒人愿意做；但你不做，別人做了，就可以在商業競標中把你擠出局。于是人人都這么做，形成風氣和慣例。甚至在食品安全問題上，也有人指出，之所以全行業都用地溝油，或在種植養殖過程中使用激素，就是因為你不這么干，生產出的東西不如別人“價廉物美”，為了生存，不得不隨大流。這就是逆向淘汰。當好人與壞人不能被區分、好事與壞事不能被識別的時候，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好人爭不過壞人的局面。最后導致人人犯錯，人人自危。

二

究竟能不能扭轉中國商業道德下滑？如何提升中國商業道德的水平？我們可以從經驗和理論兩方面去解答。從經驗上看，市場經濟和商業道德并不矛盾，甚至是互相促進的。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譬如西歐、北美、日韓等國家和地區，企業遵紀守法、誠信經營的表現大大優于我們這樣從計劃經濟轉型的國家。另外，民營企業的信譽低于國有企業也不是普遍現象。從最簡單的實例就能看出來。譬如現在世界企業“五百強”的成員大部分是民營企業；而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的服務水平很差是人所共知的。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分析，為什么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在民營經濟逐漸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商業道德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原因可能有下面幾點：

第一，企業產權得不到保護，企業家沒有長遠預期。雖然我國法律規定民營企業有合法地位，聲明保護一切企業和個人的合法財產，但在實踐中人們對此信心普遍不足。首先是出于歷史經驗，共產黨建政過程中把民營企業資產收歸國有的記憶深深影響著很多人的判斷。而且政府近年來管理經濟的某些做法，加深了企業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恐懼。比如對“鐵本”公司的懲治，對山西民間煤礦的收購，讓人不敢相信企業與個人產權會得到有效保護。于是企業失去了長期經營的信心，因為擔心政策變臉，長期投資沒有回報，所以只作短期打算：能撈一票是一票，能賺一天是一天，為了賺錢不擇手段。

第二，政府干預經濟，掌握資源太多。在中國創辦企業和生產經營的過程中，充滿各式各樣的政府審批和管制，有許多環節是不必要的。為了打通這些環節，企業不得不向主管審批的官員輸送賄賂。事實上，有些管制就是政府部門為撈取好處而設立的。這是導致中國商業環境惡劣的一個根源。另外，政府（包括國有企業）掌握了太多的稅款和資金，在運用這些資源從事采購或工程招標等公共事務的工作過程中，由于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主管項目的官員不在乎資金使用效率，很容易滋生行賄送禮、吃拿回扣等違法亂紀的現象。這也是誘使中國商業道德敗壞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在行政、執法、宣傳等工作上的示范效應。俗話說：上行下效。政府本來是維護社會正義、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公信力是它的立身之本。但在實踐中，政府的某些做法違背了這些原則，損害了自己的公信力。譬如不守信用。像前面提到的“鐵本”項目，本來通過地方政府已經完成審批，但由于宏觀調控，被中央突然叫停，這屬于出爾反爾。再如交通特權。大家在生活中經?？吹?，有很多高官與權力部門的車輛出行不受公共交通規則的限制，這是典型的選擇性執法。再如政治宣傳。官方媒體習慣把領導干部和先進模范的形象拔得很高，標準定得太嚴，而在現實中根本達不到，給人說假話的印象。這樣的事實在太多，當企業看到社會中最有權威的機構都不講公正誠信的時候，降低對自己的道德要求，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由此可見，重建中國商業道德并不僅僅是企業界的事。甚至可以說，實現這個轉變主要任務必須由政府來完成，包括：嚴格保護產權；減少審批控制；降低資源占有；接受社會監督；帶頭遵守法律；提高自身誠信等等。

三

那么，企業家是不是沒有責任呢？不是。正如前面看到，商業道德敗壞的成因有兩類。一種是“逼良為娼”，即政府破壞產權，隨意干涉市場，使企業經營者失去長遠預期，為追求短期利益不擇手段。還有一種是“自甘墮落”，即企業家主動勾結政府權力，破壞公平競爭；或在競爭中放棄道德標準，以不正當手段坑害同業與消費者。無論想改變哪一種情況，企業家的道德修養和精神信仰都非常重要。正如我們在現實中看到，如果沒有精神追求，只信奉物質功利主義，企業家很容易在利益引誘或生存競爭中自甘墮落，或同流合污。除非樹立積極向上的價值觀，把公平、正義和善良看得比錢重要，企業家才可能在道德沉淪的濁流里獨善其身，并為改變環境發揮作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不該夸大企業家的作用；企業家的責任就是創造利潤，向社會提供就業和稅收，只要不違法就行。這么說并非全無道理。問題在于，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有很多灰色地帶，只能靠道德覺悟去選擇。不同的選擇對優化還是惡化社會的商業環境，效果差別是很大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當企業家面對侵犯個人權利、違背基本道德的惡法的時候，該怎么辦？按照企業家只對利潤負責的觀點，只要這些惡法不影響企業盈利，就該遵照執行?，F實中大部分企業家也是這么做的。但這顯然不對。因為企業家首先是人，他跟所有人一樣，有爭取基本人權、維護基本道德的責任。雖然每個人情況不同，行動不能強求一致，但在道義上豁免自己的這種責任，其實是說不過去的。

在這一點上，企業家和政治家一樣。我們都希望通過政府改革來提升商業道德，但政府改革從哪里來？所謂逆向淘汰，不光市場競爭中有，政治競爭中也有。如果大家都信奉現實功利主義，只計算當前利益，遵守現有惡法和潛規則就是每個人的最優選擇。政治改革也無從談起。但這種狀況不改變，長期看對整個社會不利。這就是博弈論所說的“囚徒困境”。要走出這個困境，必須有人秉持某種理想或信仰，不計短期利益，甚至冒一定風險，按公正、誠信的原則行事。這么做短期內可能吃虧，但只要不斷堅持，就能影響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新的原則對自己更有利；反過來，那些不講誠信的人就會逐漸被淘汰掉。當新的理念和行為模式成為社會主流的時候，道德風氣和制度環境就變了。這就是理想和信仰的作用。

通常我們以為，理想和信仰只是個人的事，與他人無關。但深入制度分析發現，理想和信仰是使社會發生變化的重要力量。在道德淪喪、人人受害的困境中，社會需要有理想、有信仰的企業家和政治家，也需要更多這樣的普通人。因為信奉公平、正義和善良的人越多，社會就能更快地達到那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