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建鋒
香河亂序
四個壯男前后包抄過來，特種兵出身的崔建華對同行者喊了句：“分頭跑”，他闖過抓捕空隙，從地鐵口狂奔出站，跑上街頭跳上車，司機看了眼他手握的大信封，立即啟動疾馳而去。他逃過追捕，同行者被捉住押回看管。
這不是銀幕上的特工傳奇，而是真人真事，2010年7月21日下午3時發生在北京市中心阜成門地鐵口。
崔建華是河北省香河縣淑陽鎮郎莊村民，同行的王東旭是他的表哥、鄰村村民，他們本是來阜成門附近的國土資源部上訪，反映香河大量農田被侵占的事。出租車司機見慣了訪民被抓的場面，助崔逃脫后，沒有要崔的車費。王東旭被捉住押回香河看管，“大車上關了一堆香河上訪的男女，上廁所都不讓下車，就只好站在車上拉。”一年后，王東旭回憶說。
而在2009年10月，崔建華、王東旭等十多個香河各村村民，在北京郊區大興流浪了38天，不敢回村，也不敢住店，白天尋機上訪，夜間擠在工地水泥管中。
拖著八個月身孕的31歲婦女王興華，2010年11月12日，在廣州亞運會開幕當天，舉起“還我土地”的條幅，她發現，廣東警察在言語中對她表達了祝福與同情！而之前，由于堅持追討土地持續上訪，她被河北香河有關部門的人員追拿數月，她挺著大肚子逃脫后，在北京山區和市區的地下室躲藏了兩個多月。
她的訪民姐妹、鉗屯鄉東延寺村的張瑞賢，四個多月前正在監獄中憤怒絕食——2009年5月30日她在口糧田地頭看地，被帶人來鏟地的西延寺村村民王永海（占地者雇傭其來“擺平”村民）打暈住院，6月4日，王永海帶人進入張瑞賢的夫家，再次發生毆斗（法院判決書稱查明為互毆），張瑞賢稱自己在家打跑了黑社會，自衛打傷了仇人，卻在2010年6月被判一年監禁。
早在2004年9月19日，新開街道東南街村婦女宋桂霞、李文青和程會敏便在自家耕地旁被占地公司雇傭的打手打傷，宋桂霞被打成重傷，脾破裂被摘除，該打手被拘留一月即釋放，且隨后當上了村主任。
2009年12月23日，新華街道白廟村村民魏福香家被扔入小型自制炸彈。
2011年4月，淑陽鎮孫止務村村民王敬華拒絕將耕地賣給香河縣三強公司。其子護地時被打當場休克，后經北京軍區總醫院診斷為中型閉合性顱腦損傷、全身多處軟組織損傷和右橈骨遠端骨折并伴有腎積水。王敬華稱，警察到達現場后沒有采取措施控制任何施暴的嫌疑人，任其逃逸。
2010年11月，記者開始收到來自京畿河北香河的多村村民的眾多舉報，鄉民送來大量的文字和視頻資料表明：由于大量土地被具有官員利益背景和雇傭了打手的本地豪強圈占，村民抵制遭毆致重傷，屢次上訪均被推托和追捕，以致激起多次群體性事件。部分視頻顯示了警民對峙、村民和一些不明身份人士的沖突，視頻中，在被上千村民攔截的涉黑人士乘坐的汽車尾廂，發現了數十把大砍刀和大棒。
2011年3月，香河又發生引致數千村民聚集的沖突事件，經深入調查后發現，香河高達數萬畝耕地被以土地流轉的名義圈占；當地一家集房產開發、土地拆遷整理、信用擔保等多項業務于一身的三強集團，在圈占土地過程中起了利益紐帶和實際執行者的作用，部分官員在三強公司任職，三強公司不僅獲授權強拆且獲得了部分公共服務領域的執法權，且三強公司現象在香河并非孤例；很多村長期村務不公開；賄選和暴力脅迫下，惡勢力人物成為村莊治理者，暴力治村成為常態。
村治危機
本報調查部隨后發表長篇報道，引起輿論關注，香河縣縣委書記等九位官員被處分。部分上訪的村民獲得資金贖買，自2011年9月起，便有訪民在電話里或當面告訴記者，自己的事兒“解決了”，即已被現金收買。
但耕地并未回到農民手中，而且根據地方出臺的土地專項治理方案，耕地“未變為建設用地前委托企業或個人耕種……租金、流轉金一般不作調整”。農民指責這是繼續保護企業非法利益、剝奪農民參與土地價格協商的權利。
由于缺乏根本的改變，土地糾紛和村莊治理爭議仍在持續。
2011年9月，再次發生血案：香河縣現代產業園后建村年近七旬的村民李洪成、李文奎，因動員全村村民出具了賣地的村委會主任董文波賄選的受賄證明，要求罷免村主任成功，在上訪后被人雇兇打斷肢體。2011年10月29日，蔣辛屯鎮梁家務村村支書選舉剛結束，便在村委會會議室發生命案。
2012年初，香河縣農村村委會換屆。曾對抗強占土地行為、連續多年上訪狀告村官私賣土地、財務不清和賄選的村民，也多參與競選，但為打破舊有勢力的政治壟斷，他們也因循舊例、以惡制惡，除了發動家族勢力和上訪難友力量獲取選票，多人依慣例、與他們當初反對的村官一樣，開出了100元、300元、500元不等的價碼來收買選票支持，甚至為了獲取選舉時部分搖擺不定的中間派的支持，部分選票價碼開到2000元一張。
雖然這些留經的上訪者選舉時也都公開宣稱自己當選后會平均利權，但過程中付出的巨額成本如何收回？2012年4月，一位曾多年參與上訪、自己雖未參選村委，但幫助他人參選成功的村民，承認當地鄉村事實上進入了叢林規則主導下的惡性循環。他對記者說：“現在，許多村的耕地已基本被賣了，還剩下村里的空閑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下一步要集中居住，拆房子賣地。大家花這么多錢做村官，也就指著這一塊的利益了。”
2011年11月24日，香河縣渠口鎮譚家務村村主任楊志民告訴記者，該村自十多年前便開始告狀，每屆村委會都是被告下去的，而新人上臺后，一樣財務不清。村務不公開，已經形成死結，鄉鎮的處置辦法是，護住那些有利益關系的不辦，寧可任由村治爛下去。“村財鎮管，管出鎮村勾結，每年收700元管賬費，交出一堆白條。當了兩年村主任之后才知道，什么都做不成了。”楊志民說，“村治已經崩潰了。”
利益同盟
記者調查發現，三強等本地公司通過與縣、鄉鎮和村委合作，形成了相對牢固的利益同盟。
自2000年以來，三強集團以每畝千元左右一年的超低價格，以流轉、租用的手法，囤占村民的耕地，然后高價轉給開發商。十年間，三強集團的資產由僅數十萬元最增數萬倍，并壟斷了香河縣城的供水與熱力供應。
目前已經證實，香河縣信訪局前局長艾金生、建設局前局長王廣林、環保局前局長程浦順卸任后都在三強集團任職，曾任水利局（水務局）局長，后調任縣委機關老干部局局長的石金來，卸任后也在三強任副總。
此前十余年，由于土地建設指標緊張，2000年三強集團首創的政企合作的“三強模式”在香河縣獲得確認：公司以低價租用農村耕地，蓋成廠房，再高價轉租給企業，之后再由政府部門逐年申請耕地農轉非指標，將流轉變征用，將農地變性為國有建設用地。
十余年間，由三強經手的土地數量巨大，僅2011年一年間，經三強操盤的土地面積便高達近萬畝。
三強實際掌控了一些本屬政府部門行使的行政執法權力，香河縣水務局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曾向本報調查記者歐陽艷琴證實，三強水廠有三個“執法隊”，負責“供水監察”，有一項職能是要求供水區域工廠和居民必須使用三強供應的自來水。記者掌握的一份證據顯示，三強公司員工還有權向居民收繳衛生費。三強公司與多個村委會簽署的土地流轉協議上，也都明文規定三強公司“有權強拆”。
香河縣官商一體侵漁百姓利益的現象多見。
2008年的河北止務村大額賬務明細表表明，現任淑陽鎮副鎮長的凌少金將15畝地以每年每畝3000元的低價買斷40年。私有企業紫辰集團法人代表魏子元歷任淑陽鎮鎮長、鎮黨委書記、香河縣副縣長、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2006年當選香河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一直官商一體，直至2011年5月才退出官場。紫辰集團占用的部分土地，并沒有相關合法手續。錢旺鄉義井莊村委班子在2011年9月為記者提供的材料證明，2005年魏子元為其妹妹在義井莊村租賃了40.96畝耕地用于建廠。2006年，縣、鄉領導暗箱操作，將該地以每畝4萬元改變成了國有土地。
官商一體操作以叢林規則行事：公司聘用社會閑散人員為“調解員”，實際以暴力和恐嚇手段壓制維護土地權益的村民。此類事件多發，打傷宋桂霞等三人的邵成利僅獲拘留一月，此后還擔任了北崗子村村主任職務，并做主將村中閑散地80余畝轉讓給三強，轉讓期限70年，三強只需為村委會建設500平米辦公用房和宴會大廳。
當村民對暴力威脅反彈時，當地的國家暴力機關被動用，池套村等村中凡未簽字拒絕流轉口糧田的村民，在鏟地現場護地的，都被警方帶走，以“擾亂單位秩序”處以行政拘留。崔建華、王東旭等農民因反映土地被侵占，被當地動用公安機關捕獲后，法律強制部門的官員要求其在將耕地流轉的協議上簽字，否則對其實施法律制裁，崔建華拒絕簽字，法院以一起已由公安機關調解結案的治安糾紛，判處其監禁數月。
在媒體曝光后，香河土地案發，當地雖然處分了自縣委書記和縣長以下八位官員，但以三強集團為典型的當地利益格局并未有變。
與利益集團對抗的上訪村民們，彼此也保持了松散的同盟關系，并在新一輪的村委換屆中，適應叢林規則，運用了他們過去公開反對的手段，他們雖是新生的勢力，但正在融入舊的權力體系，融入譚家務村村主任楊志民所指的“逐利派”，不穩定的格局在繼續向后傳遞。
擴權貽禍
2011年8月到9月，記者與同事在香河調查獲知，其政策實施模式是：鄉鎮主導操作流程，先要求村委會以流轉名義集中土地，然后轉給鄉鎮經委，鄉鎮經委轉入具有本地官員背景的公司，如三強集團，或者由公司直接與村委會簽署轉讓協議。之后由拿地公司或者鄉鎮經委招商，引入資金實力雄厚的開發公司，一方面承接建設集中居住點，另一方面將所承建村莊的農用地，規劃為公司未來的農業產業園。
由于開展新農村建設試點，香河縣實際允許投資參與新村建設的企業可獲優惠的用地政策，可靈活取得部分回遷房周轉用地作為企業回報，這一不成文的官方意志，吸引了眾多知名房地產商，各家巨頭劃定的勢力范圍，動輒以平方公里計算。
2011年8月，記者歐陽艷琴在三強公司獲得了一份香河新農村社區規劃示意圖，圖上標明了目前各家企業在香河圈地的勢力范圍，總計達182.56平方公里。該規劃圖表明，各家企業以建設生態農業園等各種名義獲取大片流轉農地，同時，通過投資建設新村，獲得大量的商業開發用地。
公司得地的過程，充斥暴力和血腥，農民被迫出讓土地的價格，僅僅為每畝地每年1000—1300元左右不等的流轉費。在蔣辛屯鎮小馬坊村集中居住點，居住了多個村莊的村民，他們告訴記者，這里以后不會再有村委會，會改成社區居委會，上樓居住之后，互不相熟，居委會將如何選舉，自己并不會關心。過一段時間，村財產分完后，不會再有共同的重大利益。
2010年6月，山東諸城市撤銷轄區內全部1249個行政村的建制，合并形成208個農村社區。由于官方主導，被學者熊偉批評其涉嫌違法。2010年9月，記者在枳溝鎮、林家村鎮和賈悅鎮暗訪接觸到的村民稱沒有參與表決撤村改居，并指責是官方有意剝奪農民耕地，新的社區離耕地遠到十幾里，根本不方便種地，只有把土地交給政府辦的流轉中心。與香河相同的是，這里的社區也是由公司命名和投資建設：“歐美爾社區”、“希努爾社區”、“桑莎社區”……在“紅星社區”，官莊店村的村民以村莊拆遷沒有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為由，多次上訪。
濟寧規劃數年內將全市6274個建制村中的5572個建制村撤改為792個新型社區。撤村過程中，濟寧部分地區為強制農民上樓，集中強拆整個村莊，導致村民冬日居住窩棚，大量村民進京上訪。
這種以擴張公權為手段，政府主導大規模土地流轉，“消滅”村莊、使得村民自治消亡的改革，在河北、山東、天津等多地盛行，造成大量的暴力事件和村民上訪，以致基層大面不穩。
2011年2月開始，河北省下派1萬5000多名干部進駐5010個村莊維穩，以確保10月底前不發生重大群體性事件，并希望能讓赴省、進京上訪量大幅度下降。
即便如此，香河縣從2011年底到2012年3月的村委會選舉，依然事故頻發，選舉時，沖突和告狀不斷。
（本報記者歐陽艷琴和實習生陳曉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