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東磐/文
自《國家記憶》第一卷編選完成起，我就在思索一個問題：自己所做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這件事想了一年都沒有弄明白，結果吳思先生新著《我想重新解釋歷史》當頭棒喝，令我猛醒。與現今的所有產品誕生一樣，歷史學研究也是一條生產線，吳思先生處在生產線的最高端，因為他透過對歷史的解讀，糅進自己創造性的獨立見解，進而重新解釋歷史，為今天的人樹起可以清晰照鑒的鏡子。我沒有這樣的學問根基，但不吝惜出力氣，所以在這條生產線上負責原材料的收集與準備。沒有我們這類吃苦耐勞的歷史農民工，吳思先生們就要自己來挑揀材料，猶如讓頂尖大廚親自從剝洋蔥皮開始，嗆到淚流滿面，端著炒勺擦眼睛，顯然是不合理的浪費智力人才。
明白了這個使命，加之在我的另一項行業里得出的鐵定結論：一切好產品最后都是拼原材料，對于基礎材料的揀選與甄別自己就格外在意?，F在，我們這個小團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緬印戰場的歷史研究中有幸成為了原材料供應者，我們自己求精求真的苛刻心態自不待言。
2010年2月，牛子率領復制班子抵達華盛頓，全體人馬會合于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第一個上午，我們確定了兩個原則：1.所有美國照相兵拍攝的CBI戰場照片要不加挑選地復制；2.照片正面和背面均以掃描儀的最高精度復制。當時對于牛子提出的第二點，我曾提出異議，詢問他為了掃描畫幅并不大而且不是底片的照片，這樣精度的掃描是否值得。如果當時稍微放寬一些掃描精度，無論是掃描需要的時間還是存儲設備都可以減少大約一半，那是錢呀。牛子堅持了他的意見，我們達成了共識，他在整整六十天的繁瑣工作里對此事始終咬住沒松口。
在他們完成復制工作整整一年后，我們開始籌備在國內的第一場大型展覽，設計師趙妍在展廳的中央懸掛了40幅將近5米高的抗戰人物肖像，全部是剪切于美國國家檔案館照片的局部。第一眼看見這些頂天立地的軍人們，我被“雷”到了。如同在美國初見一樣，真切的細節幻化成了視覺巨浪，排山倒海，撲面而來。那位在美國讓我熱淚盈眶的中國草鞋兵，腳上編鞋的麻繩放大到手指頭那么粗，竟然還看得出其中的紋理。真實是需要細節的，真實的細節放到再大都挑不出破綻來。
清楚了自己在歷史研究鏈條中的位置，就更深切地了解了猶如大廚助理般材料準備的崗位責任，自己要做的事基本與食客的贊譽無關，但如果本應清淡鮮香的雞湯里漂出死蒼蠅來，挨罵的肯定是負責挑揀與洗菜的小工。我們要做那個好小工。
一
隨著歷史禁錮之門的逐漸打開，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尤其是滇西與緬甸戰場的調查與寫作漸成熱點。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紀實”與“回憶錄”的書籍出版。然而，多則多矣，其中能達到“重新解釋歷史”水平的，恕我直言，一本也沒有，這個評價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而更要命的是，解釋歷史的使命無力完成，起碼要把資料的真實性負責任地作好，可惜的是，這一批一批的書籍中，達到了這個基本水準的都少之又少?！秶矣洃洠好绹鴩覚n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的編輯與出版，本意只是自說自話，把我們搜集到的關于中緬戰場的史料展示給大家。但在這些資料的收集與整理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發生了我們收集的資料與此前讀過的一些論述的矛盾之處。其中一本就是《軍碑一九四二》，作者王楚英。
這是部磚頭一樣厚重的著作，封面上作者王楚英先生在戰場上的頭銜是“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上將聯絡參謀兼警衛隊長；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隊長”。卷首作序的兩位人物，身份也夠顯赫：一位是國防大學原副校長、中將、教授；一位是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研究員。顯然，如果這部書確是史迪威將軍在中緬印戰場中貼身隨員的口述史，那么，它對那段歷史研究的價值，怎么估量都不為過。
說起來，這本書的特約編輯和寫序言推薦此書的幾位，都是軍人出身，對戰爭、戰場、戰斗技能與武器裝備，應該有最基本的了解，如果其中任何一位對此書采用稍微專業并且負責任的態度來審讀，那么這部偽得離譜、漏洞比破漁網還多的書稿，就根本不會一路春風地登上書店柜臺。
我從書中揀出幾段請讀者過目并判斷，這樣的神話竟被當成歷實的真實成書了。作者在書中寫到了一支自己親自組建并擔任負責人的隊伍，據稱叫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在對日作戰中取得過三戰三捷的戰果:“1941年12月16日，我隨侯騰（編者注：中國駐緬軍事代表，少將）和英國駐華武官丹尼斯少將，到仰光會見英軍總司令胡敦中將，向他提交《中英聯軍緬甸南部會戰計劃》和組建中英聯軍統帥部與組建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等項實施方案。胡敦立即將其上報印度總司令韋維爾定奪。韋維爾隨即電告胡敦：……即請中國派人組建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參照‘溫蓋特突擊隊’的模式編組裝備，由英軍后勤部保證供應，……”
于是，作者“從昆明軍校5分校17期即將畢業的緬甸僑生中調30人，另從昆明僑務人員訓練班僑生中抽調200人，當即用飛機運到仰光”。加上已在緬甸招募到的無家庭負擔的華僑未婚男青年1200人中的220人，組建了這支總數為450人的相當于營級建制的隊伍，并配備為一個30人的“特勤分隊”和“140人的中隊3個”，“由侯騰報經林蔚批準并征得胡敦同意后”，派作者擔任指揮官，薛穆爾中校（書中載該員為英軍情報部參謀）為總教官兼聯絡官。此外，還有中隊長3人、副隊長3人、分隊長9人和三位組長。
按照最基本的軍隊任職規則，擔任中隊長、副隊長和分隊長的人都應不是“即將畢業的緬甸僑生”或“華僑未婚男青年”，而應是有經驗的軍人分別編入序列。故作者率領下的每一個中隊應為145人。書中稱這支部隊是“參照溫蓋特突擊隊的模式編組裝備”。“每個中隊配備：輕機槍9挺，沖鋒槍36支，手槍6支，半自動步槍45支，背負式無線電話機6部，每人攜手榴彈6枚，指北針1只，森林砍刀1把，彈藥1個基數和其他敵后森林作戰應有之裝具以及英式服裝背包。”
裝備數字細至個位，可見作者并沒有因年代久遠而遺忘什么。但問題來了。按照書中講述的裝備，這支145人的為特種突擊作戰而建立的武裝隊伍，連手槍在內，一共只有96支各式槍械，竟然有49人，也就是幾乎三分之一的軍人沒有武器。這個明顯的破綻告訴我們，所謂“參照溫蓋特突擊隊的模式編組裝備”，根本是作者的信口之辭，這種可笑的武器配備不符合“溫蓋特突擊隊模式”或者任何一種突擊作戰分隊的模式，更何況當時根本就沒有溫蓋特突擊隊這個模式，因為書中這個故事發生的1941年12月，溫蓋特本人正在英國養病，連他自己都還不知道下一步到哪兒混，哪里來的那支為作者臆想模式的突擊隊呢？
更令人驚嘆的奇跡還在后面。作者在書中稱自己領著那支483人的絕大多數是新兵的隊伍和6位英國軍官，當夜就出發，奉命至“一個叫麥沙老的小鎮駐防”。隨后，自1941年12月21日清晨至1942年元旦，作者的隊伍總共完成了：實彈射擊、夜間戰斗射擊、各種狀況下手榴彈投擲、土工作業、偽裝、爆破作業、掃雷、森林中行軍、露營、河流通過、偵察、警戒、伏擊、奇襲、單兵格斗、擒拿術、障礙超越、傷員救護、旗語、信鴿使用的訓練科目。
作者的這支新兵隊伍在10天里一共完成了20項單兵作戰科目的訓練，平均每個科目的訓練時間只有半天，這個半天，攤在土工作業上連一個標準的單兵掩體都完不成。更別說土工作業中必須包括的戰壕與工事構筑。1942年初中國軍隊在緬甸的對手是以日本北九州的礦工為主體組成的師團，以作者書中這支要經驗沒經驗，要體力沒體力，要技能沒技能的隊伍真能神話般的“三戰三捷”嗎？日本軍隊真是太不經打了，沒摸過槍的一群孩子訓練十天的隊伍都能輕取三連勝，還需要我們三百萬軍人的犧牲和八年浴血抗戰嗎？
這其后，作者自述他親率這群只訓練了10天的青年百姓上陣了。書中說“胡敦(書載其為英軍總司令)命令我這支僅訓練兩周的‘半軍半民’式的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來替英軍打頭陣”。說實話，這個歷史玩笑真開大了。在國家主權中，還有什么比軍隊的指揮權更重要呢？中英兩國什么時候簽訂過協議，英國軍官可以直接調動指揮中國軍隊，哪怕一支小部隊，哪怕“半軍半民”呢？何況居然還是“替英國軍隊打頭陣”。作者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編輯者眉頭不皺就放過去了，這后面有多大的歷史責任，各位掂量過嗎？書中“三戰三捷”的夢囈我不浪費讀者時間了，反正書里面作者自述親歷的每一場勝仗都是伏擊；都是敵人毫無覺察百分之百按照作者預設走進伏擊地點；都是使用預埋的地雷與集束手榴彈；都是敵人非死即傷、倉皇逃竄；都是打死敵人有名有姓的幾個；都是連打傷逃跑了的敵人作者也清楚說得出他們的姓名和職務……
任何一位稍具軍事常識的朋友都應能看出來，這段有關1941年底至1942年初作者王楚英先生緬甸故事的致命缺陷了。關于緬甸華僑抗日志愿隊，除了王先生的口述，我至今尚未看到任何其他人的回憶與文字史料。而王先生真任職過“史迪威上將聯絡參謀兼警衛隊長”嗎？
二
《軍碑一九四二》中作者精準到幾乎每一天地講述了自己在史迪威將軍身邊工作和戰斗的“真實”經歷。其中1942年4月16日開始的那幾天令我印象深刻，按照書中115頁開始的“回憶”，我為作者列了一個行程表：“16日早5時出發”，“3輛摩托車”、“一輛指揮車”、“3輛小吉普”、“3輛中吉普”，“共7輛汽車”，于“16日上午10時許，史迪威、羅卓英一行”，“長驅300多公里，來到已能聽到隆隆的炮聲和爆炸聲的樂可”。
五個小時，這樣的一支車隊，在緬甸稀乎爛糟的崎嶇山路上，居然能齊齊地開行三百公里！假若作者當年真的駕駛過，或者乘坐過書中被稱之為“小吉普”的那種軍用汽車，就應該會記得，戰場上的那種車沒有固定的車頂，也沒有車門，為了作戰方便當然也沒有安全帶。另外，那種車的座椅又矮、又窄、又平、又硬，車底是鋼板減震，車速稍快，遇上個溝坎，人會從座椅上跳起來。4月中旬，緬甸的雨季還未來臨，駕駛這樣的車在山間土路千折百轉，車輪卷起的塵土比煙幕彈還濃，后車根本看不見路，還加上三輛摩托，五小時狂奔三百公里！十多年來，我無數次駕駛比那種吉普馬力大三倍以上的越野車穿行于當年的滇西戰場，也曾駕車馳騁于干季的緬甸山路，從沒有一次，也想都不敢想以五小時的時間飛駛300公里這樣的天方夜譚式的奇跡。
歷史學家黃仁宇1943年起在駐印軍任尉級軍官，他敘述3月下旬的緬北之路：“我們午前十一時由六十六團指揮所出發，一路行經山腹，路幅寬窄無定，路面又未鋪砂石，車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輜重部隊的馱馬不絕于途，車行速率不能超過五碼。”時速不到五英里，也就是九公里，當然他講述的不是同時、同地段、同條件，但都是緬甸的旱季。他們一臺車時速不足九公里，作者的車隊如何在五小時車途中持續近七倍于此的行駛時速呢？
故事更厲害的還是這個行程的下半段。那天，作者在陪伴史迪威將軍親臨火線，至下午4點鐘結束視察，居然同樣也只用了五個小時，沿著這300公里路又開回去了。
作者隱隱約約地告訴讀者，他親身追隨史迪威將軍徒步撤出緬甸。“他（史迪威）指定羅伯茨中校率領被點名乘機的人，馬上乘汽車去登機。等他們出發后，史迪威就帶著狄克楊、梅里爾……和我，以及留給他當時交由梅里爾領導的中國警衛隊58名官兵，……共115人，……立即驅車向英多前進……5月4日，史迪威同羅卓英再次在英多相遇的……5月5日，他二人在班茂分手，羅卓英停下來等杜聿明，史迪威則帶著他‘國際兵團’115人，來到明京山中賓崩……由于再往前走汽車無法通行，史迪威便下令拋棄汽車，全體開始步行”（《軍碑一九四二》，243頁）。由于那次艱苦行軍太著名了，以至于相當多的史料都詳細記載了那支小部隊的人員構成，其中并沒有58名中國警衛隊官兵，人數也比115人少一個。我相信這并不在冊的一位就是試圖把自己塞進歷史的作者本人。
同在《軍碑一九四二》這本書中，同在1942年5月4日這一天，作者又把自己安排在了遠離史迪威將軍的另一個地點：“5月4日，黃維得知林蔚回到保山，立即馳電慰問，并表示要調我回54軍。林蔚知道參謀團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即將撤銷，便欣然同意，隨即將我找去告知此事。”作者自述當時被任命為54軍山炮營三連長，并上任報到(《軍碑一九四二》第172頁)。即便根據作者的親述，1942年5月4日作者也只能在一個地方，要么在云南的保山，要么在史迪威將軍身邊參加徒步走出緬甸的艱苦行軍。除非孫悟空，還沒誰能讓自己兩個真身瞬間分別現身在戰場阻隔的千里之外。
三
現居臺灣的退役抗戰老兵曹英哲將軍在他的回憶錄里多次講到當年戰友王楚英先生，那本書里還有幾幀他與王楚英的合影。根據他的回憶，王楚英先生于1941年底至1942年并不在緬甸戰場，而是在云南文山的54軍補充團任見習排長。而且，曹英哲將軍對王楚英排長的記述不僅于第一次遠征軍出國前后的時段，還出現于他對1944年春節前在怒江東岸臨戰時的回憶中。在他的回憶里，王楚英先生當時在陸軍198師擔任參謀，由于葉佩高師長赴印度參訓，代理師長職務的副師長與王楚英先生關系不好，他感到生命安全受威脅，故而時任特務連長的老戰友曹英哲派一位趙姓班長協助他逃離了198師。
由于恐怕自己僅基于常識與邏輯分析誤傷了王楚英先生，我與同伴對所能見到的史迪威將軍任職中緬印戰區期間的照片做了詳盡的檢視。2010年1月23日，我在美國舊金山市的鄉間拜訪了史迪威將軍的外孫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他預先為我準備了大量史迪威將軍1942年至1944年間在緬甸和印度時的照片，我也是此時才知道美國軍隊的檔案記錄有多完整。那里面居然包含幾十張史迪威將軍1942年徒步撤出緬甸時的照片。那些照片清楚無誤地告訴我：一，史迪威將軍的座車從來都是由美國軍人駕駛的；二，擔任史迪威衛兵的全部都是美國軍人。另外，在那么多的照片中，我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檢視，沒有看到一張史迪威與青年軍官王楚英先生 (或者只是像王楚英先生的中國下級軍官)的一張合影。將軍的平易近人是出名的，我根本不相信如書中作者所述與將軍親密相處兩年多的時間，稱呼作者為孩子的老人竟連一張照片都不與他的“警衛隊長兼聯絡參謀”合照。
2010年2月，我們團隊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再次查找緬甸戰場的影像，并發現更多在伊斯特布魯克上校家里也沒有見過的史迪威將軍當年在中國、印度、緬甸的照片，其中有相當數量是他在吉普車前與衛兵、參謀班子和車隊司機們的合影。同樣的，在那些照片上，我和同去的晏歡先生都沒有看到王楚英先生或疑似王楚英先生這位“警衛隊長兼聯絡參謀”的身影。另外，伊斯特布魯克上校告訴我們，美國軍隊的將軍一定由美國軍人擔任司機與警衛。這一條軍規從程序上否定了王楚英先生自稱擔任史迪威將軍警衛隊長一職的可操作性。
所有的分析與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這本《軍碑一九四二》不是從“記憶的閘門”里流淌出的真故事、真歷史，而是用別人的食材佐料拼湊起來，再把自己剁碎了煮進去的大碗雜燴。但我這個不松口的死咬不放并不是針對作者的，因為作者當年確曾投身抗戰，服務于葉佩高將軍的陸軍第198師。對于當年抵抗侵略的每一位軍人，無論他是否有多么英勇，我從來都心懷敬意。在那個長夜無邊的歲月，就猶如無助的人孤身走在漆黑如墨的墳地里，能有膽子對著恐懼發出一聲嘶喊都需要過人的勇氣，何況是放棄相對安穩的順民生活投入抵抗者的行列呢。到今天，僅存的他們都那么大年紀了，顛沛流離的戰亂，生不如死的后半生，老了，老了，逢慣了噩運的人生突然熬出了頭，有人關注他們了，前來聽講故事的人多，老人們吹點小牛加上記憶偏差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對這部偽書面世的無盡憤怒全部是對著這本書的策劃者、編輯者、出版者和推薦序言撰寫者的。如果你們僅僅是一位訪問者、傾聽者、記錄者，我不會挑剔你、責備你。但你傳播了這個信息，就一定要對進入公眾視野的歷史真實性負責任。
本來這些老人是挺到了風燭之年才收獲這么一點點遲到至暮才來的尊重，而你們的無知與名利之欲推著老人一步步縱容自己，走上了收不住腳、回不了頭的說謊之路，直至恥辱纏身。你們親手為這些曾以青春捍衛祖國尊嚴的昨日軍人搭建了晚節的絞刑架。拉動行刑之繩的不是你們，你們懦弱地躲開了，用虛偽的雙手掩住臉，以不忍傷害老人的虛情假意的話語為自己的惡行蓋上薄薄的土。在我們的話語體系里，認錯是與勇氣并列的?？烧J錯真那么難嗎？我誠懇地希望《軍碑一九四二》的參與者能站出來公開認錯，其實只是面對已經盡人皆知的真相低一下頭，比作者王楚英先生當年從軍報國時所需的勇氣小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