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文

400多封給孩子們的信中，在生命的最后兩年，梁任公用以形容自己心境與狀態的話，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興會淋漓”一語。

1926年，梁啟超出現便血癥狀，此后時好時壞，三年后，終于不治。期間，為了保護他的身體，曾發生過戲劇性的一幕：梁任公正在上課時，張君勱沖到講臺上，哭著將其強行拉走，理由是，任公必須為國家愛惜身體。

當然，最牽掛他的，是那些“寶貝們”——任公深愛的九個孩子。

為了安慰孩子們，“興會淋漓”成了任公信中的高頻語匯。每周五次演講，興會淋漓！黨爭酷烈，天下行將大亂，在“黑暗和艱難的境遇”中，還在本著“得做且做”的精神謀劃《中國史》的寫作，擘畫理財事宜，興會淋漓！

其實，由于經年高強度的運轉與燃燒，此時，任公那天賦的充沛體力，已然大廈將傾。進入1928年，更每況愈下，并在轉年的1月19日永遠離開了他摯愛的孩子們。

斯人雖去，遺愛人間。任公留下的精神財富嘉惠孩子們的一生。九個孩子中，出了三個院士（其中兩個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個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環顧民國思想文化界巨人，像任公這樣，既傾情投入政治、思想及學術領域，光彩照人，又能把家庭的生計、孩子的教育照顧得滴水不漏的人，屈指可數。作為父親，任公同樣功德圓滿。

新近出版的《寶貝，你們好嗎：梁啟超給孩子們的400余封家書》，一手記錄了這位精神界巨人舐犢情深的一面。通讀全書，不難發現，終其一生，扮演父親這一角色，在任公，都是興會淋漓，其樂無窮。

做父親，是任公一生的事業。

因為是事業，就不是抽身宦海后的含飴弄孫，不是名利場上爭逐之后的余事，而是時刻縈懷的牽掛與投入。1911年，武昌起義意外成功，流亡日本十三年的任公乘日輪天草丸從東京出發，踏上祖國土地，投身民國初年跌宕起伏、波詭云譎的政治漩渦之中?；貒蟮娜喂?，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其盛況，任公在給大女兒思順的信中，先后有“聲光之壯，真始愿不及也”、“各界歡騰，萬流輳集”、“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等語描述。隨后，他先后出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等重要職務，然而，盡管位高權重，盡管身處被其厭稱為“五濁惡世”的民初政壇而日日為國家走上軌道折沖奔走，對于遠方的孩子們，任公未曾稍有疏忽，相反，仍是關懷備至，細致入微。

給孩子們寄禮物、壓歲錢，是任公樂此不疲的事情。任公的禮物，豐富多彩。從金鐲、銀鐲、衣料，到毛筆、墨盒、書畫、古籍珍本，細水長流，不一而足。至于壓歲錢，不但給得及時，還諄諄叮囑分配及用途。“今屬汝叔寄上九百元，內八百充家費，其一百充壓歲錢。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獻及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則歸汝，仍由汝請群仲吃一頓，若不足則在汝所得之份墊出，吾將來別以他物酬汝。”1913年春節將臨，任公在給大女兒思順的信中，如是娓娓叮囑。

當然，最好的禮物，總是原創。“我給你們每人寫了一幅字，寫的都是近詩，還有余樾園給你們每人寫一幅畫，都是極得意之作。”在孩子們面前，任公的得意總是那么夸張。

政海險惡，暗殺陰影逼近，但任公不為所動，更不誤隔海向孩子們傳道授業。“津村先生肯別誨汝中央銀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學憲法、行政法（憲法能講比較尤妙），知其大意。經濟學亦必須畢業，而各課皆須于三月前完了……經濟學吾曾為汝講生產論，故此可稍略，交通論中之銀行貨幣既有專課，尤可略，然則亦易了也。”“參考書亦不必太多讀，專受一先生之言而領會之，所得已多矣。”類似傳授、提醒，書信中比比皆是。

梁家的兒女們忠孝傳家，在家在國，是好丈夫，好妻子，好公民，這一切，絕非幸致，而是任公多年言傳身教、耳濡目染的結果，也是用愛澆灌出的花朵。

任公事父至孝，感人肺腑。“天氣漸寒，祖父寒衣宜早備，睡席恐冷，可勸支床。”回國不久，對同樣遠在日本的父親，任公念茲在茲，巨細不遺。“頃電匯四千，想先此書達。書言二千者，恐祖父見家費多，或生惱怒也。”為了不讓老父擔心家庭開支增多，提前去信，安排“瞞報”，用心細致而良苦。真難想到，一手汪洋恣肆文字、滿懷憲政自由理想的任公，身當國之棟梁，對于老父，猶有如斯縝密的心思、百轉的柔腸。

做人方面，任公對孩子們的影響也至深至細。他特別注意培養孩子們感恩心、同情心及禮數。對于幫助過家庭的二叔，他叮囑孩子們逢年節必須去信道謝、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囑孩子們來信安慰媽媽，還要給舅舅們去信表達撫慰之意。

梁任公曾寫有時論《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言其平生喜誦好友韓孔庵的一首詩，甚為稱道其中“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一句。言下之意，行勝于言。任公一生，筆挾風雷，但絕非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其道德文章與實踐理性比翼齊飛，千載之下，仰之彌高。蔣介石用來評價胡適的“新文化運動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話，如果用在梁任公身上，恐怕更為確當。

任公重視子女教育，但絕非板著面孔說教。相反，在孩子們面前，他是一個親切有味的父親，一個童心不泯的老頑童。是呀，終生信奉趣味主義，視無趣為大敵的任公，對于父親這樣一個重大角色，焉能扮演得面目可憎枯燥乏味？

說到趣味，任公的家書文字，堪稱移步換景，美不勝收，賞心悅目。

就說稱謂吧。“孩子們”、“寶貝思順”、“對岸一大群可愛的孩子們”、“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們”，慈愛，親切，風趣，躍然滿紙。

遇有得意之事，任公總會及時向大女兒炫耀。初歸國時的萬眾歡呼，自然描寫得生動充分，當上高官后，盡管對出行中的前呼后擁，有“冠蓋游山”的自嘲，更有“非專制國無此現象”的清醒批判，但委實也不無炫耀之意。而更多的炫耀，往往是因為得到了善本書、珍本書。諸如“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合集》，字大寸許，極可愛”，而隨后卻告訴女兒“不許撒嬌來索”，讓人分不清，這個老爸，到底是在拒絕，還是在誘惑。

八卦與調侃，也是任公家書中不時冒出來的佐料。“老白鼻”已經很著名了，而打麻將時被警察抓個“現刑”的橋段，卻少見而令人捧腹。請看：“昨日偶約數人為戲，至夜時分，為警察所訛詐，將具取去，令諸人皆勿得他適，于是清譚徹夜，幸月至佳，亦殊有趣也。今晨科罰金人十元，此亦吾好游戲之一小懲也（大約彼輩來時，給以小費便行，吾儕不屑，故聽其所為，今晨遣人持名片往領署徼彼此數）”如此聲口，哪里還看得出一點嚴父的影子，分明一個活脫脫的調皮孩子！

當然，任公并非金剛不壞之身，也非歡喜佛。國是日非、政治難上軌道，令他常感苦痛。此時，大女兒思順成了他滔滔傾訴的對象。此時的任公，并不減少在你心目中的偉岸，相反，因其真實，更覺可親。

任公去世前兩年的家書，尤值注意。與剛歸國時遇到政治上的不順心則筆之于書截然相反，從患病直至去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任公堅持不出一個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難面前，任公表現出了驚人的平靜。相反，他不斷開解孩子們，自己“有極通達極健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何況家庭環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隱忍堅強的人格，凜然，高貴，掩卷之余，令人肅然起敬。

讀任公家書，不禁想到了本杰明·富蘭克林。無論從博學風趣，還是從性格角度比較，兩人都非常相像。在美國，富蘭克林成了百元大鈔的象征，而其思想、文字與故事，得到了同樣廣泛的普及。相形之下，任公的思想、事跡與文字在普羅大眾中的普及程度，卻要遜色得多。

因為看任公家書的緣故，又去看了任公出版于1920年的《歐游心影錄》，這是任公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所關注的問題，諸如對憲政民主、思想自由的思考，今日仍有價值，而其文字之美，今日的漢語寫作能望其項背者幾稀。它應該連同任公的家書一道，成為國人的普及讀本。

本民族的偉大人物，是造物賜予我們的瑰寶。誠懇地閱讀，是紀念他們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