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
今年3月12日，在中國兩會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佐利克即將離任之際，很多人呼吁支持提名您來做世行行長，不知道您有什么考慮？”
周小川當時的回答是：“我認為不用操心這件事……我覺得可能大家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銀行這個機構和歷史，大家會看到，實際上世行行長一直都是美國人?！?/p>
大約一個月后的4月16日，世界銀行正式任命奧巴馬總統提名的韓裔美國人金墉出任新行長，延續了世行成立以來的老規矩。按計劃，現任達特茅斯學院院長的金墉博士將于今年7月1日接替5年任期結束的羅伯特·佐利克，成為世行歷史上的第12任行長。
一
周小川的建議的確有必要傾聽。
作為當今全球最重要的多邊國際組織之一，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世界銀行下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它自身又與國際金融公司、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和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同屬于世界銀行集團。
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的戰后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孕育出來的一對“雙胞胎”。68年來，雖然歷任十多位行長的政治主張和背景性格迥異——這一點從佐利克同他的前任保羅·沃爾福威茨的比較中即可一目了然，但他們有兩個重要的共同點：第一，他們都是美國人；第二，他們不是來自華盛頓的政客就是來自華爾街的金融家。這是因為，美歐在世行和IMF領導人的任命上歷來有不成文的默契，即世行行長由美國指定，IMF總裁由歐洲指定。
但在過去的2/3個世紀里，世界經濟格局和世行的使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越來越大，目前，西方發達經濟體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GDP總量已超過全球的一半；世行創建之初的宗旨是幫助二戰中遭受重創的國家重建（它發放的第一筆貸款給了法國），而如今其主要目標已經變成了消除貧困，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及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專業知識技術方面的咨詢和支持。
世界銀行目前共有187個成員國，它們同時也是股東。世行的重要事項都需經會員國投票決定，投票權的大小與會員國認購的股本成正比。盡管世行于2010年4月改革投票權重，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重從44.06%提高到47.19%，但股份最多的美國股份仍握有15.85%的投票權，日本以6.84%位列第二，中國排名第三，投票權為4.42%。因此，只要能夠獲得歐洲和日本的支持（這幾乎是肯定的），而其他100多個國家不能團結一心（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提名的人選最終獲得任命就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提名公共衛生專家金墉，是在周小川巧妙回答記者提問之后的10多天以后。自佐利克于今年2月15日公開宣布自己將于6月底任期結束后不謀求連任以后，外界對于繼任者的猜測一直集中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白宮前首席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身上。此外，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里、外交官蘇珊·賴斯（Su-san Rice，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和百事可樂首席執行官盧英德等人也在熱門人選“名單”上。
雖然金墉擁有哈佛大學的醫學學士和人類學博士兩個學位，曾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艾滋病部門主管，在幫助第三世界發展衛生事業方面成績卓著，他目前就職的達特茅斯學院是蜚聲美國的常春藤聯盟成員……但奧巴馬的這一做法仍然令人頗感意外，因為這顛覆了世行行長總是由銀行家（企業家）或外交家（政治家）出任的悠久傳統?？赡苷驗榻疖幌袼那叭蝹儭缰渭饮溈思{馬拉和銀行家沃爾芬森——那么大名鼎鼎，他名字的漢字寫法一直到4月中旬才算有了定論，以前他曾被寫作“金辰勇”和“金永吉”等。
但仔細推敲之下我們會發現，奧巴馬打出這張牌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無疑，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是第一位的——對于連任心切的奧巴馬而言，要想不被共和黨抓住把柄，就必須保證美國人世襲世行行長的傳統得以延續；其次，奧巴馬政府過去4年任內所做的最重要事情非醫療改革莫屬，提名金墉博士這樣一位成就有目共睹的公共衛生專家來領銜世行，與民主黨在這方面的訴求高度吻合，而他與華爾街和華府無染的“清白”的個人形象，亦順應了去年“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的主流民意。
另外，由于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陳舊的國際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不滿、要求在多邊國際組織中增加發言權的呼聲日益高漲，金墉是世行歷史上第一個非白人行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和發展中國家對美國人長期霸占這一職位的批評。
最后，金墉的個人因素本身就很能加分——出生于亞洲的韓國、五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通過個人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取得巨大成功……這些構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美國夢”。提名他不僅能夠贏得“政治正確”的好名聲，還很可能讓奧巴馬在即將打響的“白宮保衛戰”中獲得更多亞裔選民的支持……實在是一箭數雕。
二
雖然新一屆行長的任命仍未打破美國人連續70年占據該職位的局面，但還是令人欣喜地傳遞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嶄新氣象，這不僅是因為金墉的那張黃種人面孔，更在于首次出現來自其他國家的候選人公開站出來挑戰這一雖不成文但卻異常強大的傳統。
與奧巴馬提名金墉差不多時候，兩名備受尊敬的經濟學家和外交官——尼日利亞財長恩戈齊·奧孔約-伊維拉和哥倫比亞前財長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獲得提名加入競爭行列，并得到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更早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杰弗里·薩克斯罕見地自我推薦，參與這一職位的角逐。很湊巧，呼吁世行實施改革的他同時也是一名衛生方面的出色專家。但在獲悉金墉受提名后，薩克斯主動退出競爭并表示支持后者。
平心而論，若撇開其他一切考量，僅就能力而言，無論是來自非洲的伊維拉還是來自拉美的奧坎波，都比金墉更有資格獲得這一職位。尤其是令人尊敬的伊維拉女士，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社評指出的，曾在佐利克領導下擔任世行常務副行長并贏得如潮好評的她，擁有對世行運作機制的獨特了解。此外，她在改革尼日利亞財政制度的戰斗中獲得的寶貴反腐經驗將有助于遏制世行資金的濫用。當然，無論是伊維拉還是奧坎波，他們自始至終都很清楚自己堂吉訶德般的角色，參與的意義更多地在于表達新興經濟體的聲音。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帶有強烈諷刺意味地評論道：“每次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到各種貧困地區發錢和提供無償顧問服務的時候，他們都會告訴當地政府要避免任人唯親，每個崗位都應該找最最最適當的人選來做。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F在，世界銀行自己也應該這樣做?！?/p>
癥結其實主要依然在于發展中國家本身。
盡管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以及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一再呼吁打破華盛頓對這一職位的控制——例如，中國在第一時間就通過外交部發言人表態稱，“中方希望世界銀行按照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選舉下一任行長”；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表示，選新行長應當看重資歷而不是國籍，“新興經濟體有權利進入世行的領導層”；墨西哥中央銀行行長卡斯滕斯（他去年夏天曾參加IMF總裁一職的競聘）也說，“世行行長應該由最適合的人擔任，而不能囿于制定好的規則”……然而，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理念千差萬別，這些國家始終未能建立足夠強大的聯盟，推出一位共同候選人來與美國及歐洲抗衡，甚至都沒有展示出聯合起來促成變革的意愿。相反，它們似乎更愿意單獨地與發達國家做交易，而對現狀不滿的聲討更多的像是討價還價時的籌碼。
這自然而然地使人聯想到了去年因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性丑聞事件而引發的IMF總裁之爭，的確是驚人的相似。就拿中國來說，當時北京方面沒有提出候選人，最終它對任命法國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出任該職務予以了支持。這次也一樣，俄羅斯和墨西哥很早就宣布支持金墉；消息人士還說，在4月16日的世行會議上，中國和印度最終支持的也是金墉；25名董事會成員中，惟有巴西和南非支持了伊維拉。
但與去年不同的是，斯特勞斯-卡恩當時是突然離職，而今年佐利克的卸任則是預期之中的事，這應當給了新興國家充足時間考慮和協商該職位的侯任者人選……從中我們可以再度總結出這樣一個道理：聯合起來促成某一件事要比聯合反對某一件事情難得多！
其實這里面的利害盤算也并不復雜，仍然拿中國來舉例：雖然中國努力想在國際組織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尤其是那些涉及金融和貿易管理的國際組織，但眼下中國很可能希望扮演這么一種角色：既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又不用承擔最終責任。何況中國恐怕并不會覺得，一個來自南非或哥倫比亞（今后大概還會是印度）的世行行長比一位美國人更值得自己信任，對自己更有好處。去年在支持了拉加德以后，中國成功地將IMF原總裁特別顧問朱民推上了副總裁位子。
其實，一年來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大國際金融機構首腦競選的熙熙攘攘，正是當今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實力版圖的真實寫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確處于相對衰落的過程中，但它們因為對“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具有清晰和基本一致的藍圖而容易凝聚在一起；相反，發展中國家的實力的確在上升，但因為對“如何治理世界”缺乏理念上的共識而依舊是一盤散沙。
三
20世紀最具天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對世行和IMF發出過如下著名警告：如果這兩個機構不能獲得卓越的領導人，那么它們將“陷入永恒的沉睡，永遠無法在人世間的法院和市場中蘇醒過來，讓人聽見它們的聲音”。
自2007年佐利克臨危受命、接替因助女友大幅加薪升職的丑聞而突然離職的沃爾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長以來，他的表現可謂可圈可點。他在短時間內幫助這個國際機構對內恢復了自豪感和使命感，對外恢復了國際聲望；他說服世行的股東實現了20年來的首次增資，而發展中國家貢獻了其中的一半以上，表明它獲得了新興國家的認同；此外，世行任命來自中國的林毅夫出任其首席經濟學家，則表明它欣然接受了新勢力的崛起并打算敞開懷抱與之合作……
然而，自世行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誕生以來，世界已發生了巨變，亞非拉各地的經濟增長正在改變全球經濟。這甚至促使即將離任的佐利克本人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文章拋出疑問：世界是否還需要世行？
最大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曾經依賴世界銀行的新興國家已經或正在成為經濟大國，世行必須適應這種結構上的轉變。
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內的大型發展中經濟體越來越不愿接受世行貸款的約束條件，因為它們越來越容易從本國的私人投資者或全球資本市場籌得所需的資金。作為一個援助機構，世行向世界最貧困的一些國家提供援助，但是這些援助款只占發達國家、蓋茨基金會等私人NGO團體以及其他機構所提供的援助資金的一小部分；而作為一個投資者，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與私人商業資本相比更是猶如滄海一粟……眼下新興市場從所有渠道獲得的總投資額每年都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由世界銀行提供的不足200億美元。
而且，世行的許多客戶現在不再僅僅尋求貸款，它們還希望世行能提供有價值的專家指導意見，以幫它們掌握在技術和采購等方面的知識。在佐利克的領導下，世行已經在這方面邁出了第一步——對外開放數據庫。但未來它需要應對的難題——如氣候變化、農業生產率低下、水資源緊缺，以及索馬里和阿富汗等脆弱、動蕩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等等——將是無窮的。
放眼未來，世行需要從向政府提供貸款轉向為全球公共品供給提供融資。此外，發展中國家的逐漸成功還給世行帶來了智識上的挑戰：世行應該成為發展經濟學領域研究和政策思想的監護人。在這方面世行目前主要依靠坐落于美國的研究中心，未來它應當降低對美國中心的依賴，到世界其他地區去取經——發展經濟學的最佳實踐地遠離美國。
3月底，當時還是候選人的金墉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指出，自己的藍圖是把世界銀行建設得更富有包容性、更有響應能力、更開放，以追求一種“以人為本的包容性發展”。但面對一個在全球化經濟中職責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自身影響力日漸式微的機構，不具有金融和法律專業學術背景、且缺乏國際政治經驗的金墉注定要面臨極大的挑戰和考驗。他還有很多東西要學，更重要的是，他必須領導世行進行變革。
在接受提名后，金墉一度曾因其參與合著的一本書而受到抨擊。該書題為《為增長而死》(Dying for Growth)，對“新自由主義”和“由企業主導的經濟增長”提出了批評，并指出，它們在許多情況下都令發展中國家中產階層和貧困人口的生活境況變得更加糟糕。一些經濟學家因此宣稱，金墉將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似乎帶有反增長傾向的世行行長。不知道這是不是意味著，未來金墉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將有可能背離它奉為圣經但卻日益聲名狼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遭到誤解和曲解——的“華盛頓共識”？
關于世行的下一步改革，英國《金融時報》近日給出中肯的建議：在國際金融公司——世行集團下屬負責向私人行業提供貸款的分支機構——增設總裁職位，然后通過全球競爭公開選聘合適人選。國際金融公司的總裁歷來都由世行行長兼任，不過這么做并沒有法律上的規定?！半m然這只是邁出一小步，卻將使全世界受益匪淺?！贝伺e雖然仍未最終打破世行和IMF最高職位始終由歐美人把持的過時傳統，但在實踐中超那個方向進了一步，它使國際金融公司這一重要機構獲得獨立地位，而這又將促進發展中國家私人行業的發展。
此次競爭世行行長職位的尼日利亞財長伊維拉女士則指出，未來世行必須努力應對以下三項主要挑戰——一是創造就業；二是支持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尤其是醫療、教育和福利方面；三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合適的制度?？傊?，世行應該從一個放款者轉變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者。
不管未來何去何從，正如1997年至2007年間三位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的著名學者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尼古拉斯·斯特恩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聯名發表在《金融時報》上的文章中敦促的那樣，美國政府和西方必須終止對這家全球性機構負責人選擇程序的壟斷，這種壟斷已經不合時宜，且產生了負面的作用。采取一種公開、高效的，對發展中國家候選人明確開放的遴選程序的時機已經到來。對這樣一種程序的莊嚴承諾，現在也應該顯示出一些誠意了。
確實，如果現有勢力不愿放棄控制權的話，那么布雷頓森林確定的正式國際金融體系將由于新興勢力的拒斥而變得越來越脆弱。雖然目前時機可能還沒有來到，但終有一日，新興國家將會拋開這一體系，聯合起來另起爐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