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
茅海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

戊戌狂想曲  尹敏志/文

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思想，據其自編年譜所說，并非是從甲午戰敗后才開始的，而是始于更早前的一次頓悟。那是1878年，他還在禮山草堂苦讀經史時，一次打坐的過程中“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恍惚間，他覺得自己是孔子再世：“自以為圣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這次通靈般的神秘體驗后，康有為給自己起別號為“長素”：長于素王孔子。那一年，只有20歲的他立志像孔子一樣改制維新，經世致用。

康長素的狂放不羈后來也傳染給了他的學生。弟子們上行下效，紛紛給自己起了各種驚世駭俗的別號：梁啟超號“軼賜”，即超過子貢；麥孟華號“駕孟”，凌駕于孟子之上；韓文舉號“乘參”，唐德剛調侃道，這是“把曾參當馬騎也”?？底铉姁鄣拇蟮茏雨惽锏膭e號則是“超回”——事實證明，這個別號起得實在是有欠考慮。1895年年初，維新變法還沒開始，26歲的陳千秋就跟當年的顏回一樣早夭，吐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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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帶有宗教狂想色彩的康黨所領導的變法運動，結果自然兇多吉少；但在清末那積重難返的局面下，又似乎只有這種反常的、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團體，才可能去發動一場真正的變革。1898年8月變法事敗前夕，康有為南下逃亡，一路被懸賞通緝，九死一生，幸而被英國人營救才逃過一劫。參與營救的英人戈頒后來在一封信里寫道，康有為真是一個可憐的人，“一個狂熱的人和空想家”，并補充說，“我猜，光緒帝大概也和他相像。”

出于空想家的本色，康有為8月底在香港接受采訪時，便已開始憑想象臆造另一個戊戌史?？翟诓稍L中夸大自己在變法中的作用，并聲稱有光緒帝的衣帶詔，要去英日兩國求救兵來恢復皇帝的權力，等等。到日本后，他便開始偽造《戊戌奏稿》，并自編年譜《我史》。幸存的康黨成員們，比如梁啟超，也積極配合康的造史行動，將相關記錄系統化，使之不自相矛盾。與此同時，曾積極舉薦康的翁同龢也由于畏禍，暗地里剜挖、芟改日記中關于變法的記錄。真實的戊戌變法被人造的迷霧重重掩蓋起來。

茅海建閱讀大量史料和檔案，考證了《我史》中的每一個細節，旁及《戊戌奏稿》、《翁同龢日記》等，花了整整五年時間解開這個歷史羅生門。他認為，康的《我史》總體來說不失為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里面的不實之處與其說是故意作假，還不如說是一個空想家的孤芳自賞。雖然剛剛經歷了慘痛的失敗，但康有為仍然固執地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失敗的所有原因在于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的阻撓。他在東瀛那“紙屏板屋孤燈下”的冬月夜里，“自我詠唱著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純潔化美麗化的英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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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通常被定性為一場“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行的是君主立憲。此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在《戊戌奏稿》中的三篇另作中，康有為提出“變法自強宜仿泰西設議所”，建議清廷開國會立憲法，實行“君民合治”。但實際上，在變法的過程中，康從未提出過類似建議，相反，他很明確地反對立即開國會，理由是“民智未開，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因此“今日之言議院，言民權者，是助守舊者以自亡其國者也”。

康有為在當時主張的只是設“制度局”，一個給皇帝提供治國建議的小規模精英智囊團，類似于樞密院，并不具備制約君權的功能?？嫡J為，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變法必須由光緒帝“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保證皇帝和中央政府絕對權威的基礎上，以強有力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變革，并鎮壓頑固勢力。只有這樣，變法才有可能成功，“中國唯有君權治天下而已”。

康有為并不反對君主立憲制，只是覺得還為時尚早。他有一套自己的政治學理念，即“公羊三世說”，認為在所有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演進都有三個必經階段：君主專制（據亂世）、君主立憲（升平世）和民主共和（太平世），這三個階段是不能隨意跳過的。相信《戊戌奏稿》的人想當然地以為，按照這個理論，當時君主專制的中國的變法方向自然是君主立憲。

但現在看來，康有為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小心謹慎。在“君主專制”階段，他還區分出了“絕對專制”和“開明專制”兩個小階段，后者是君主立憲制的預備期。也就是說，戊戌時期的康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立憲派”，而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取蕭功秦的定義）。不得不說，在變法的戰略層面，康有為確實比當時的很多人都要理性務實。盡管如此，作為一個優秀戰略家的康有為一進入到具體的戰術執行層面，就開始頭腦發熱，狂飆突進。

在和光緒帝的第一次策對中，康把中國比作一座破敗不堪的大殿，“小小彌縫補漏”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必須“統籌全局而變之”，從重從快，最好干脆把舊官員一并免職，然后“盡變舊法”。在保守派榮祿當面質疑這么激進的變法是否可行時，康有為的回答是：“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其實在甲午戰敗后，清廷中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官員是傾向或同情變法的，但由于康有為的狂傲，這些潛在的變革力量漸漸與他分道揚鑣。除了康那令人難以忍受的空想家性格外，維新派日益膨脹的權力欲也讓他們漸失人心?？涤袨樵谧兎ㄖ械膭訖C并沒有那么單純，暗地里，他計劃通過建立制度局讓自己進入權力核心，讓康黨成員占據各個部門的重要位置；他與梁啟超試圖將汪康年的《時務報》“收歸國有”，借此控制全國輿論，打壓反對意見；對于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康有為被維新派認為是總教習的不二人選；康還試圖將他的孔子改制說確立為學術正統，一躍成為全國學界領袖——這樣，他就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集丞相和教皇為一身的人物。

康有為的弟子在變法時期也是飛揚跋扈。他們有一次在上海街頭遇到了古文經學的領軍人物、康有為的論敵章太炎，于是便上去將其毆打一頓。改革的大忌，乃是其設計者與得利者幾乎為同一批人。這不僅會使很多人對改革者的目的產生懷疑，而且那些致力于革除弊端的人自己，也有可能因此墮落為政治黑暗的淵藪。

對戊戌變法的另一個誤讀，是認為維新派走的是“和平改良”路線，而革命派則是“暴力革命”路線。實際上兩派的根本區別，只在于對民主共和制緩急的不同認識，維新派對于暴力手段并不排斥。在變法末期，維新派其實已經開始謀劃軍事政變，他們對袁世凱、聶士成、董福祥三人都有策反計劃，最后則鎖定袁世凱，要求他率兵入京，一路入頤和園“執西太后而廢之”，另一路則入宮“密救”光緒。但袁世凱始終對維新派虛與委蛇，這個計劃最終失敗。

知道大勢已去的康有為于八月初五離京，同時，楊深秀決定放手做最后一搏。楊經光緒帝之手輾轉上折給慈禧太后，稱頤和園的滈化殿下有先帝埋下的“黃金紋銀各一窖”，既然現在賠款弄得我們財政緊張，何不派幾百個人進去試著挖挖看？“萬一羅掘得之，豈不大濟其用，勝于票借萬萬耶？”這個說辭實在是拙劣得可以，不要說老謀深算的慈禧了，就連當時北京的普通市民都對之“詫為奇異”，大家都看出來，這不過是行刺的借口罷了，楊深秀“與康有為、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耳”。

所以，與其說慈禧太后自八月初五起的一連串行動是一場軍事“政變”，還不如說這是一場“反政變”；慈禧對于維新變法本身的厭惡，遠遠不及她對維新派那廢黜她權力，甚至取其性命的意圖的仇恨。若意識到其實是維新派先伸手摸刀，而且已經直接威脅到了慈禧的人身安全，那么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慈禧后來會怒不可遏，冒著激怒“友邦”的危險，近乎瘋狂地抓捕康梁，廢除所有新法，并且不經提審，就將楊深秀等“六君子”刑于菜市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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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都需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合作。為日本明治維新奠定思想基礎的福澤諭吉說過：“改革派精明而進取，保守派穩重而守舊。守舊者有頑固的缺點，進取者有流于輕率的毛病。但是，穩重未必都陷于頑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輕率。”但康有為呢？他一上來就說：“惟方今之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噬嫌幸宰兎?，猶緣木求魚也。”在將所有舊官員都排擠出去同時，也早早地給戊戌變法判了死刑。

1899年，慈禧召見李鴻章，稱有人上章，舉報他有同情康有為變法的言行。沒想到，一向逢迎的李鴻章竟未辯一詞，大大方方地承認指控屬實，并稱：“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后，默然無以對。而這一切，早已非在海外四處流亡的康有為所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