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法律文化與公共閱讀 by 何帆
閱讀與翻譯，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然。一個人親近一本書，是一種機緣，由于喜愛這本書，進而產生翻譯愿望，則是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它，并分享讀書的快樂。
我的本職工作是法官，與翻譯結緣，完全出于偶然。2006年，因從事司法工作，又寫過一本小說，出版界一位朋友覺得我對“法律和文學”話題或有心得，約我翻譯一本名為《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的小冊子。說實話，這本書的內容比較晦澀，我斷斷續續用了兩年才譯完，雖然因此掌握不少新知，但也體會到譯事艱難，不敢輕易再動譯筆。
2008年，我迷上了美國律政劇，陸續追過《金牌律師》、《法律和秩序》和《律政狂鯊》，更是《波士頓法律》的“忠粉”。與普通律政劇不同的是，《波士頓法律》集中反映了當代美國人在司法文化與法律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過，當時市面關于美國司法的書多數較陳舊，對重要案件和主要紛爭的介紹也不多，回答不了我的內心疑問。這時，一位朋友請我翻譯《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這本書是《紐約時報》2007年評定的“十大好書”之一。它從聯邦最高法院的視角，集中介紹了1991年到2007年期間的美國司法政治，正好與我的興趣相符。
《九人: 美國最高法院風云》
(美) 杰弗里·圖賓/著
何帆/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10年4月
《九人》為我打開了一扇知識的窗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學習過程，既了解到憲政基礎知識，也掌握了研究美國司法的路徑。之前追看美劇時產生的種種疑問，都能在這本書里找到答案。此后，我在《新京報》開設了“彼岸司法”專欄，定期介紹聯邦最高法院最新判例。其間有讀者反映，千字專欄只夠介紹案情，很難把其中包含的憲政、法律問題說深、說透，希望我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度解讀一個案件，全面梳理言論自由或刑事領域的法律爭議。
《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
（英）威廉·S. 霍爾茲沃斯/著
何帆/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09年5月
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我暫時還寫不出一本這樣的書。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位編輯邀請我翻譯《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安東尼·劉易斯的《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一書。在這本書里，劉易斯先生以如花妙筆，串接言論自由歷史，界定批評官員尺度，反思新聞倫理邊界，展示了一位資深新聞人的深厚功力與自省精神。這本書提出的問題，雖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美國，卻也切中當下中國諸多時弊。這也充分說明，一本非虛構類好書的生命力，除了好的結構、文筆與豐富的信息量，還在于對時代問題的準確把握與深刻反映。
讀完原書，我很佩服作者的功力和文字，可以說，這正是自己一直想寫，而又未能寫出的書。既然寫不出來，不如先譯一本。雖然在翻譯這本書之前，我已有過譯書經驗，對司法背景知識有一定了解，但是劉易斯先生畢竟是一名記者，行文簡潔、平實、流暢，面向的也主要是沒有任何法律專業背景的普通讀者，如何譯出原文的韻味，對譯者確實是一個挑戰。
曾有人說，翻譯即背叛，每本譯著都是原著的“叛徒”。理論上當然可以這么講，因為世上沒有絕對無錯的譯文。但是，忠于原意與順暢譯文，其實可以和諧共存。就像傅雷先生說的，好的譯者，會想象作者如何用漢語說話，盡可能揣摩原作的神韻與味道，用精到的漢語，將原作的意思準確傳達給讀者。這也是我在處理語句時，秉持的一項原則：盡可能不用“西化”表述，不讓讀者有“隔”的感覺。不過，我不太贊成為追求語言的感染力，套用方言，過度漢化。比如，你不能把一個從未到過中國的紐約客，譯成滿口京腔的“京油子”。
《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
（美）琳達·格林豪斯/著
何帆/譯
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1年6月
與文學著作不同的是，法律著作，哪怕是通俗法律作品，也會涉及許多背景知識，必須經過反復比對、推敲，查證當時的判例、條文或史實，所以翻譯速度會相對慢一些?？傮w來說，翻譯還是應求穩當、求準確，不能求快。我自己習慣邊翻譯，邊做譯者注。有時通過翻查資料，弄清了某個術語或詞匯的含義或背景，再詳細解釋在譯者注里，會比寫完一篇論文還要開心。曾有朋友將字斟句酌的翻譯，比喻為“與語詞鏖戰”的經歷，我非常喜歡這個比喻，也很享受這種“鏖戰”的樂趣。
全書譯完后，我與編輯認真討論了書名問題。原書名直譯為《不得立法：沙利文案與第一修正案》，主標題源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原文：“不得立法侵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國讀者對這段話或許耳熟能詳，但國內讀者卻未必了解，如果用這樣的書名，許多讀者可能會直接忽略此書。而且，這么譯也可能給人一種錯覺，以為美國的言論自由是不受任何立法限制的。經過再三考慮，我們決定結合全書主題，將譯名定為《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回頭來看，這本書雖然銷量還成，但副標題定得不夠科學。貫穿全書的那起案件中，最初是警察局長沙利文起訴《紐約時報》誹謗，所以原來的案名是“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都~約時報》一審、二審失利后，上訴到最高法院才反敗為勝。因為《紐約時報》是上訴人，所以這起案件在最高法院的案名是“《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并因此而聞名于世。但從嚴格意義上講，作為一本書的副標題，還是用一審中的案名“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比較符合敘事邏輯。否則，會讓讀者誤以為本案的起因，是《紐約時報》跑到法院告了沙利文。
《批評官員的尺度》
（美）安東尼·劉易斯/著
何帆/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7月
一些在高校任教的同學，曾建議我多譯點兒學術書，增加我個人的“學術含金量”。但我始終認為，中國現在不缺陽春白雪的學術，缺的是常識的普及和傳播，是那些能夠化繁為簡，能夠讓非專業讀者也能接近、接受和領會的社科書。就像這本《批評官員的尺度》，學者可能嫌它不學術，專業譯者可能嫌它太專業，但它最終起到的傳播效果，以及對常識形成的推動，恐怕不會比專業著作差。
近些年，我翻譯的作品，多與法政題材相關，面向的也主要是非法律專業讀者。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推動更多人把握司法規律，洞悉法治精神。最近，自己剛譯完美國最高法院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的新書《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這是一本面向普通民眾，講述司法與民主、民意關系的書。布雷耶在書中感慨，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說不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稱，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法官和議員的區別，卻有三分之二的國民可以說出《美國偶像》三名評委的名字。他認為，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普通人也應略懂些憲政或法律的基礎知識，了解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只有這樣，人民才會理解政府依法行政、法官獨立審判的重要意義，才會審慎處理司法與民意的關系。而這種知識的普及，需要廣大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學教授們的共同努力。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也希望能夠通過翻譯，盡自己一份努力。
不過，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我的想法是，會同一些出版界與法律界的同道，用三到五年時間，逐步引入一些國外公共閱讀領域的優秀法律圖書，以翻譯或改編等形式，將它們呈現給廣大讀者。這些書題材廣泛，包括著名法官、律師、檢察官的傳記、經典案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國外杰出法官的一些著述。目前我已主編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傳記譯叢”，推出了四位大法官的傳記。譯者也都是我從豆瓣網站、律政劇字幕組中“挖”來的同道，譯出的作品非常令人滿意。我把整套叢書命名為“燃燈者”書系，看重的是“與其詛咒黑暗，不如燃亮燈火”的含義。
初涉譯事只是人生插曲，策劃、操作“燃燈者”書系，卻成為我在擔任法官之余，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經歷。幸運的是，我非常享受這個轉折，也格外珍惜與法政譯事的緣分。
何帆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譯有：
《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
《批評官員的自由：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 哈里·布萊克門的最高法院之旅》
《自由的精神：勒尼德·漢德法官書信演說錄》
著有：
《大法官說了算：美國司法觀察筆記》
《一個偽知識分子的警察生涯》等。
①：原書名直譯為《不得立法：沙利文案與第一修正案》，主標題源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原文：“不得立法侵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①：延展閱讀；鏈接，巴尼羅塞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