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提姆·哈福德/文 

1967年，Mario　Capecchi來到哈佛大學，決定在偉大的DNA的發現者之一——James　Watson的帶領下做分子生物學研究。沒有人會輕易贊譽別人，Watson稱贊Capecchi說：“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得到的贊譽會比大多數科學家在一生得到的還要多。”他曾建議年輕的Capecchi，除了要在哈佛大學的學術氛圍的頂端研究之外，要在任何地方都要“像瘋子一般”地去做研究。盡管如此，幾年之后，Capecchi還是覺得哈佛并不適合他。他覺得，自己如果想做偉大的研究來改變世界，他需要給自己更多呼吸的空間。他認為，哈佛成為了“獲取短期滿足感的堡壘陣地”。

1980年，Capecchi申請進入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NIH（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這里依靠政府資金進行著一項人類壽命潛能的研究，款項巨大：NIH至少比美國癌癥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多20倍。Capecchi描述了三種不同的研究項目。其中兩項為固體材料，有具體的跟蹤流程和循序漸進的項目完成和交付流水賬，可以說，成功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了。

第三個項目卻有些冒險和投機性。Capecchi要嘗試著去改變老鼠的基因。你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多么大膽的嘗試，特別是在1980年：一只老鼠的DNA含有70到80本百科全書的信息量。Capecchi要從這些百科全書中找到其中一個句子并進行修改，而使用的僅僅是基于分子量級的程序。他的想法是制造一種與改變的基因相似的基因。他將這個相似的基因注射到一個老鼠的細胞中，讓它自己找到同伴，并將其踢出DNA鏈，然后代替它。成功性極不確定，幾乎不可能。

當時NIH覺得Capecchi的計劃聽起來簡直像是科幻小說。他們沒有看重這個申請并強烈建議Capecchi放棄這第三個投機性的計劃。不管怎樣，他們同意對另外兩個結果注定的基礎項目投入資金。

Capecchi最后怎么做了呢？他拿到了NIH的研究資金，無視他們的告誡，把全部的資金用于他的富有冒險性的基因計劃。多年以后回想起來，他承認那是次巨大的賭博。要不是因為NIH要求他向NIH展示了他的計劃在3到5年內的有足夠潛力的初步結果，NIH還真會停止注入資金。如果沒有他們的批準，他也就會很難找到其他資金支持。沒有足夠資金，對他的職業之路會是嚴重的打擊，可能會迫使他的助理去找另外的工作，也有可能使他賣掉他的實驗室。

2007年，Mario　Capecchi因老鼠基因的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NIH的專家小組早些時候已經承認并繼續他們的資金支持：“我們跟高興你沒有接受我們的建議。”

Capecchi的故事的寓意并不是要我們去贊賞固執的天才——盡管我們應該。我們不該把固執當成天才的衡量標準。有多少重要的科學或技術進步遭遇失敗，不是因為它們的研究者缺乏洞察力，而是因為他們沒有Capecchi那樣異于常人的勇于挑戰的性格。

我們會設計出明智的、合理的體系來阻止Capecchi去研究老鼠基因。

NIH專家領導的、以結果導向的、理性價值的研究項目，是一個產生固定質量的、不會走錯路的合理的科學研究方法。但是這不是建立一個似中彩票大獎一樣能有可能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項目的好路子。這是一個用來避免風險的基金制度——把重點放在預防失敗而不是獲得成功上。對于任何一個組織，這樣的基金制度的理念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于一個由納稅人的錢支持的組織。但是就因為承擔風險太少，要不是他應NIH要求展示3到5年的進度，其初步結果顯示出足夠的潛力，沒法期望會出現愿為其人類壽命研究冒風險的某個“Mario　Capecchi”，因為我們根本不會去想嘗試。

幸運的是，NIH模型不是唯一資助科學研究的唯一方法。大型慈善醫學研究機構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有一項研究項目，明確地號召“研究者承擔風險，開辟新道路，包容未知——即便這些意味著不確定性或者可能失敗”。HHMI不需一個具體的研究計劃，而更傾向于了解某個想法的框架，以及申請者近期最佳研究案例。十分令人驚訝的是，所需資金很少是通過人際關系獲得的。

HHMI最終的確詢問了結果，但是他們對結果也給予了足夠的空間。這聽起來就像一個偉大的方案，像Mario　Capecchi作為一個研究者在募集資金時所炮制的方案一樣。但是HHMI系統真的很優秀嗎？也許它能導致大量的失敗，也許它能讓研究者放心地知道資金和保證的一樣多后放松身心。這些都有可能。Pierre　Azoulay、Gustavo　Man-so、Joshua　Graff　Zivin三位經濟學家抽取了NIH和HHIM部分數據，來判斷多少重要科學理論從這兩種相對的方式得出的。無論他們選擇通過什么方式來處理數據，這三位經濟學家都發現，HHMI基金越開放，其就越能對最重要、最不尋常、最具影響力的研究進行資助。HHMI研究者看起來沒有NIH資助的研究者更勝任工作，但他們卻影響力更大，撰寫的研究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是后者的兩倍。同時，他們的著作原創性也更強，他們的研究將新的“主題詞”引入他們的研究領域，他們經常更換研究主題，吸引了更多領域外研究人員對其科研成果的引用。

HHMI研究人員同時也犯了更多的錯誤，他們的研究論文有著更高的無人引用率。這一點也不奇怪：NIH程序的設計是為了避免失敗，而HHMI程序卻是為了包容失敗。在追尋原創研究的道路上，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創新過程中的失敗是這樣的：失敗的代價是值得付出的。我們不期望每張獎票都能中獎，但是我們渴望得到中獎的任何機會。NIH所提倡的更加注重避免風險的方法經常會失效。

NIH所提倡的方法的確是有市場的。圣達菲情節理論家Stuart　Kaufman和John　Holland通過研究表明，通過轉換可能性視角來找尋道路的最佳方式是將嬰兒式步伐與投機性飛躍相結合。NIH如今資助的是剛起步的項目，誰來資助投機性飛躍式的項目呢？ （劉興/譯）（提姆·哈福德是一位英國經濟學家、記者，本文選自其最新出版的書籍《適應：為何成功總始于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