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李禮/文 2012年1月的最后一天，北京還沒有度過這幾年中最寒冷的冬天，下午接到電話，來自一位久未謀面的朋友，他平靜地告訴我：“今天下午，我們的導師李斯頤走了”。

一時在辦公室里半天沒愣過神來，因為就在半個月前，我剛剛和他小坐。于我來說，一則為了提前給老師拜年，二則為了慶祝他的研究員職稱終于通過。作為社科院新聞所內公認最嚴謹、優秀的學者之一，由于各種原因，李老師的副研究員一直未得轉正。不過他的猝然去世，令這一遲到的好消息也未能實現，一位所里的資深學者告訴我說：“讓人遺憾的是，李老師的正研究員職稱只是所職稱評審委員會通過了，還沒上院里的評審會，所以他至死還沒得到正研的頭銜。不過，他在我們心目中早就是了”。

是的，在新聞所、業內學者和學生們那里，他的治學精神久有口碑。不過很多人并不了解這位低調的學者，以及他近乎清教徒的生活。直到現在，他還沒有使用手機的習慣。新聞所唐緒軍副所長說：“斯頤是個一輩子不怕麻煩而不愿意給人添一丁點麻煩的人，直到他走的那一刻。”

李斯頤，河北武清人，1951年10月出生于一位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曾下鄉插隊，后考入西安外語學院英語專業、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史專業畢業。對于此后他的工作生涯，在物質方面可謂清心寡欲，生活簡單，衣著樸素，唯獨對學術癡迷。一次我帶著一位朋友去見李老師，告別后那位朋友不無驚訝地說，怎么看著像個村里的農人？我理解這位朋友后來解釋的，這是個的贊譽。因為簡單、質樸的生活，對現在的學者來說，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李斯頤曾任數年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所長，他曾告訴我，工作應酬和人事糾葛是他辭去領導崗位，專心研究史學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他的研究內容，則在嚴謹的基礎上，有著自己的傾向，其中也包括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如《言論和出版的自由與界限》、《也談建國初期私營傳媒消亡的原因》、《抗戰時期的東方雜志》。

清代新聞史亦是李斯頤研究的重點之一，一些代表作品如《清末十年閱報講報活動評析》、《清末10年官報活動評析》、《清末報律再探——兼評幾種觀點》，建立在扎實的一首文獻和史料基礎之上，經常耗費時日，也在所不惜，其學術眼界之高，態度之嚴謹，為新聞學界所少見，也獲得了不少扎實的研究成果。在《也談建國初期私營傳媒消亡的原因》一文中，他認為，私營傳媒的生存狀態未超出其他私營資本發展邊界，而私營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使之必然要先于從事其他物質產品生產和流通的企業率先進入并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而對其他私營工商企業來說，這一過程的開始還要晚幾年；清末官報研究方面，在李斯頤的努力下，基本理清了清末官報的來龍去脈，而他的《東方雜志》的研究成果，被權威專家認為，至今尚無人超過。

他曾告訴一位學生張威說：一年哪怕寫一篇小文章，但至少要五年七年沒人能趕上。在驚悉噩耗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國際新聞界》主編，著名學者陳力丹如此評價：“李斯頤耿直，不求名利，甘當副研究員十幾年，成果似乎不多，但篇篇都有創新，這種學術追求現在太少了。” 陳力丹在博客中還追憶了一件往事，“90年代初，我是老資格的研究室主任，他只是助理研究員、《新聞研究資料》編輯，我的一篇關于考證“第四等級”的小文章照樣被他否掉，原因在于我沒有進一步找到更為明確的資料，而只在已有資料的基礎上得出一種不很確定的結論”。

行文至此，想起了做論文時的一些往事，那些長長的書單和密密麻麻的來回溝通郵件，點點滴滴，如在眼前，而讓我印象深刻的總是一些細節，如一些書目他會在后面注上看那些章節，比如細致的修改建議提綱。最讓人難忘的是論文改后返回，那些被標注出來的標點符號修改，這也讓我終于明白，他為什么總告訴學生，要給他足夠的閱讀時間，因為他看得實在太認真了。作為一位報刊工作者，修改過眾多文稿，李先生的細致和耐心還是讓我汗顏，讓我今后每次寫作的時候，不敢不兢兢業業，不敢馬虎。

課堂之外，算來我與李先生的見面也不是很多，不過每次見面總是獲益頗多，他認真的談話和眼神總是讓我感到不足，而這樣的表情，在這個研究所里，又是顯得那么突兀。在他去世后，他的一位學生在微博上寫到：“我進新聞所讀研時，9號樓還沒被人民日報收回，黃埔一期即1978級研究生已經不再給學生授課了，當時在圈內影響極大者共三人：主攻新聞自由和新聞法的孫旭培，主攻新媒體的閔大洪，以及新聞學集大成者陳力丹。李斯頤和陳、閔私交很好，和孫也有交情。這一撥人維護了9號樓今日在學界稀薄而無力的一點尊嚴。”

如今李先生去了，新聞所已經搬了北京CBD的一個高大的寫字樓內，春天還沒來。

在事業上，李斯頤難稱順利，也非才華橫溢的學者類型，不過每一個研究成果均經受了良心的把關。去世之前，他還在為一本新的、視野開闊的新聞史教材而反復修改，雖已經完成，卻一再修改、核實，不肯付梓。 這樣耐得住寂寞的清苦書齋生活，也許現在最難堅持，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這不過是一種不識時務的迂腐。

   2012年2月2日早晨，在北京朝陽醫院的送別室外，冷冽的寒流中，一群學者、學生在最后送別李斯頤先生。我一回頭，看到了如刀的寒風中，身后站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趕緊把她讓進擁擠的屋里，一位衣著單薄的昔日女學生特意從上海趕來。在官方發布的訃告里，寫著“克勤克儉”、“任勞任怨”、“深受學生們的愛戴”，并非虛言。

追悼會回來，看到微博有人轉發了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教授李彬的一句話，也許它代表了后進的心情：“斯人已逝，怎不望風追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