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楊興云 仇和離開昆明市委書記的職位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圍繞仇和的相關話題，無論在昆明官場還是民間，仍然是一個熱點。仇和離任帶來的震蕩，仍在持續。

“仇和是最有改革意識同時也是爭議最大的市委書記。”九三學社云南省委秘書長牟寶恒說。

在牟寶恒看來，仇和在任的4年是昆明繼世博會以后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在他的記憶中，仇和任市委書記之前，昆明的GDP增長率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告別兩位數，在全國城市綜合實力的排名也從十幾名滑落到50名開外。

毋庸諱言，作為一個備受爭議的政治強人，仇和主政昆明4年，留下了諸如大刀闊斧整治公務員隊伍、大手筆治理河道、大規模路網建設、全面改造城中村等政治遺產，如今這些改革有的已經呈現出階段性成果，有的尚在進行當中。

盡管輿論對仇和褒貶不一，但他們都擔心“后仇和時代”的昆明改革勢頭是否還能持續、發展勢頭是否會放緩、發展的目標是否能保持清晰。“在昆明，上述問題已經成為從政府官員到市民百姓的普遍擔憂。”在昆明市政府機關工作的張昌武說。

備受爭議的市委書記

仇和曾經獲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杰出人物”獎，這是繼獲得“中國改革功勛（貢獻）人物獎”及影響中國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稱號后，仇和第三次獲得的國家級改革人物榮譽。

在獲獎辭中除提到“仇和是榮獲中國改革開放30年杰出人物中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級領導干部，也是唯一的省會城市書記”之外，尚有這樣的評價：“在仇和的整個改革創新過程中，爭論和非議就從未停歇過，但不管外界如何評論、議論、討論、爭論，他始終堅持‘閉口務實、埋頭干事’，矢志不移改革創新，他說‘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

事實上，仇和在主政昆明時的所作所為都引來從官場到民間的種種爭議。

對此，仇和的表態是“先干不爭論、先試不議論、先做不評論，允許在探索中有失誤、不允許無所作為”。

正是在這樣的堅持之下，仇和在昆明推行了一系列備受質疑的“新政”。

長期在昆明經商的溫州瑞安籍老板王增慶說，仇和之前，昆明政府基本上都是延續衙門作風——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辦很多事情都要找熟人、托關系才能辦得了。而在仇和治理機關作風之后，到政府機關辦事，幾乎都是一路暢通，辦事效率空前提高。

在廣州工作、戶籍在昆明的劉友明對記者說，在仇和主政昆明之前，無論是辦理護照還是通行證，想一次完成簡直就是異想天開，沒有十幾二十天，不跑上三五趟出入境管理處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員都愛理不理的，多問幾句就嫌你煩，凡事能拖就拖，能卡就卡。”

“現在簡單了。”劉友明說，通行證的簽注自助受理，一般10分鐘就可搞掂，而他上次因為護照遺失需要重新補辦，也是一次完成，人還在昆明，廣州郵局就告訴他證件已經寄到。

在上述變化的背后，起推動作用的恰恰是仇和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例如針對改進機關作風，仇和推出了《昆明市領導干部問責辦法》，以此加強對改革措施的監督。全市各級機關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將依照《辦法》問責。

按照仇和的要求，昆明市各部門要對年度目標進行分解，以目標逼結果，對完不成的官員進行問責。而行政問責范圍擴大到各單位，工青婦和公立學校、醫院、科研院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也在其中，“凡是黨能領導的地方都實行問責制。”

張昌武表示，行政問責雖然苛刻，但尚在可理解的限度之內，仇和要求領導干部幾乎全員參與招商引資的做法最初備受各級官員的詬病。張昌武回想起仇和主政昆明之初，在改變機關作風、攤派招商引資任務、向社會公開領導干部手機等重壓之下，市級機關但凡有門路的，都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調往省級機關，似乎那樣就意味著“仇和管不著了”，而沒有門路的，則恨不得立馬辭職。

事實上，在政府官員全員招商引資方面，仇和提出的口號是“獎要獎得心動，罰要罰得心痛”，明確一把手在招商引資中的第一責任，昆明的各區各個單位都在簽訂責任書。招商的責任被一級一級地分下去，街道辦事處也要承擔分下來的招商任務。各部門必須有1/3的公務員到沿海地區去招商，為此昆明全市成立了35個招商局。“現在看來，這種形式是鍛煉干部市場意識的一種很好的辦法。”張昌武說。

仇和留下了什么

漫步在盤龍江邊，昆明市民發現，多年以來，每到夏天便是氣泡翻滾臭氣熏天的盤龍江，不僅再也聞不到臭味，江水也變得清澈了。這也正是仇和在三年前將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長制”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經區域的黨政一把手要對轄區水質和截污目標負總責的具體成果。

此外，在治理交通擁堵方面，昆明雖然正在經歷仇和所稱的“休克療法”的陣痛，但規劃9條線路總長304公里，已有6條線路開工的地鐵建設和投資近400個億，規模位居全國第四，年吞吐旅客將達到6500萬人次。定位中國通向東南亞及南亞門戶機場的“昆明長水國際機場”即將開通的前景，讓市民少了許多怨氣。

兩年前，當昆明把市區所有汽車站全部撤銷，分別遷往距離市區東南西北各個方向二三十公里不等的地方，市民在出行時都會抱怨。而如今再回過頭來看當初的規劃，如果不是當初痛下決心，今天昆明的交通在汽車廣泛進入家庭的背景下，擁堵的程度勢必會更加讓人難以忍受。

此外，從市政府的搬遷到大學城的建設，不僅極大開拓了昆明市區的范圍，使建成區面積從100多平方公里擴大到400多平方公里，也使仇和建設昆明“大城”及區域性國際城市的目標初現雛形。

對于仇和主政昆明4年的成績及其給繼任者帶來的壓力和難題，曾經對仇和新政有過專門研究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張睿蓮向本報記者表示，仇和主政昆明4年間，最大的貢獻是喚醒了昆明人的改革意識，再就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使昆明的發展真正邁上了一個臺階。而仇和留給繼任者的難題是，高企的房價和大量舉債之后的償付壓力。

事實上，關于舉債建設的問題，早在兩年前就有研究者提到過。數據顯示，2009年，昆明政府性融資就已經達到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近5倍的水平，其數字分別為962億元和201億元。在這個意義上，張睿蓮認為，對于仇和主政昆明的成績和影響，尚需要時間來做進一步檢驗。

民盟云南省委副秘書長管建華也認為，仇和主政昆明4年間在改革思路及相關理念方面的影響自不待言，然而，更多依靠威權及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和制度化手段管理城市的方式，將會引發很多矛盾，這是仇和新政之所以備受爭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