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曹惺璧/文 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后，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再次推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完結之作《浩蕩兩千年》，試圖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系。

吳曉波坦言，創作《浩蕩兩千年》并沒有寫《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那樣的興奮和高興，而僅僅是一種完成，完成了一項“用比較通俗的方式來描述中國商業史”這樣的工作。雖然通俗，但吳曉波對于歷史和未來的那種沉重感卻絲毫沒有減輕。

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喬布斯

經濟觀察報：美國學者費正清曾經在其《中國與美國》一書中，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而你寫完《浩蕩兩千年》后的最大感悟也是“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包括你在《大敗局》中也認為很多企業的失敗，都是表現出強烈的政商博弈的氣息。梳理完兩千年商業史，請你對費正清先生的問題做一個回答。

吳曉波：費正清提出這個問題是在1945年，在今天，仍然具有顯著的當代指向性，這表明，他提出的是一個“歷史性的中國問題”。費正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其實對此間接地做出過回答，他發現“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答案其實就在這里——中國商人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在中國由于一個超級強大的集權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著關鍵生產資料的配置，甚至在一些時刻親自“下場比賽”，因而逼迫著民間資本只能在夾縫中生存，民間商人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托庇于政治權力之下。2011年，喬布斯去世，國內政商界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喬布斯？”在我看來，答案其實也在這里——中國存在著太多、大大小小的、爭取捕鼠特權的“喬布斯”，因而抑制了發明捕鼠器的“喬布斯”的誕生。

經濟觀察報：你能否從政商關系的角度解讀一下中國商人“富不過三代”的現象？

吳曉波：中國的經濟形態，由先秦到漢初是貴族經濟，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成為了世族經濟，進入隋唐之后，日漸呈現出“士商合流”的趨勢，到宋代，終于定型為士紳經濟，歷經一千年左右的演進至此，其后再無進步。這三種經濟形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在這種日漸制度化的經濟形態之下，商人財富的百年傳承便與其家族和政府的密切度有很大關聯性。所謂“富不過三代”，并不僅僅因為中國的商人沒有積累三代財富的智慧，而是因為，財富的積累從來托庇于擁有者與“官”的關系，而這一關系則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對等的。試想，財富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證，又何談可持續積累？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實：中國商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爭取到獨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確立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容統治權力侵犯。

經濟觀察報：創作完《浩蕩兩千年》，你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兩千余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政府和企業該從歷史中借鑒些什么？政府該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企業又該如何與政府平等相處？

吳曉波：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提出了國家通過控制鹽鐵等重要生產資源以獲得專營收入的政策，自漢武帝之后，歷代政權都強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所謂“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老百姓沒有感覺到賦稅增加，而政府財政收入卻非常富足，惟一的辦法就是“寓稅于價”。正是這一歷史傳統，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治理模式，到20世紀初，這一傳統又與流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熔為一爐，以至于國家機器對工商業的控制從來沒有放松過。本輪改革開放從開始的第一天起，就試圖調整政府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重新定義其作用，關于市場經濟地位的論戰、關于“球員與裁判”的討論、乃至當前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論，都與此有關。我覺得，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很多人試圖回避它，試圖繞開它。

商業發達而商人被遺忘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在宋朝這樣一個空前的工商盛世，財富空前積累，卻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賈？

吳曉波：兩千年國史上，有五次民間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分別是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到天寶盛世、北宋百年、康乾盛世以及北洋政府時期的民國，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文景和民國時期出現了以自由貿易為前提的大商人集團。這當然與不同時代的制度安排有關。從歷史材料上看，在大多數時期，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形成了“楚河漢界”。民間只能經營分散且利潤微薄的中下游行業，而政府則控制了易獲得暴利的上游產業。為了經營這些壟斷資源，宋朝公開允許官員經商，通過這種方式，財富大量積聚到了官員手中，這些人成為因特權大獲其利的“權貴資本集團”，他們既是官員，又是商人，而史書卻不會標記他們“商人”的身份。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明朝會出現晉商、徽商等商幫？商幫是中國獨有的商業現象嗎？

吳曉波：在世界商業史上，很多國家都出現過商幫，如威尼斯商人、中東商人等等，不過在中國，商幫的出現是在明代。明朝時，晉商和徽商的崛起都跟鹽業有關。明初，為了供養在邊境駐守的龐大軍隊，實施“開中制”，商人運糧到北方換取“鹽引”，然后憑“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山西地處北部邊境，又有鹽場，晉商憑借地緣優勢得以崛起。而之后徽商的崛起則是得益于政策的改變，隨著淮揚一帶鹽場的興盛，商人被允許不必到北部邊疆納糧換取鹽引，而可以在內地到鹽運司納糧換取鹽引，這被稱為“折色制”，有地利之便的徽商因此崛起。由此可見，晉商、徽商等商幫的興起是深受國家經濟政策影響的，他們都曾經富可敵國，康乾年間，晉、徽商人的資產總和都超過了國庫存銀，可是在政治地位上，他們都非常的低下，而且制度性地受到政府的盤剝，因此，商人“不事蓄藏”，把大量資本從工商領域中撤出，用于奢侈消費，便成了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

企業家“商人精神”的缺失

經濟觀察報：中國商人歷來是比較缺乏安全感的。歷朝歷代，出現過很多成功的商人，他們賺的錢越來越多，但卻始終沒有培養出一種“商人精神”。費正清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商人賺了錢后，往往會希望子孫攻考科舉。你在書中也認為“中國商人階層似乎從來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他們在賺錢后，并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源源不斷運回宗族鄉里，購置土地，建造房屋，奢侈享受。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包括現在很多企業家也是這樣的，他們希望子女能夠做官，考公務員等等。你認為造成這種現象，即歷代中國商人缺乏“商人精神”的原因是什么？

吳曉波：我想這仍然要從政商關系這個角度來看。自古至今，中國商人一直處于一個被貶抑的處境，他們可能富可敵國，交通權貴，但他們身在的這個階層沒有地位，“士農工商”，商處在最末一位，假如他們在這個社會中得不到平等的對待和應得的尊重，商業精神又從何談起？美國總統柯立芝曾說過一句話：企業就是我們的事業。正因如此，美國的企業家會得到認可、尊重。今天的中國，商人、企業家的地位雖有所提升，但從根本上講沒有變化。如果在中國，企業家仍無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得到公平、尊重和保護，所謂的“商人精神”或“企業家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話。當今中國再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大國，有人視之為盛世的標志，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在晚明、晚清乃至民國末期都非常奢靡，堪稱“放縱的年代”，但也是敗壞的開始。

經濟觀察報：你從票號的衰落中，得出一個規律：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如果靠與政府的特權契約來獲取利潤，那將是非常危險而缺乏自主性的，無論多么豐厚的利益，得失都是一瞬間的事。它只能是一項“生意”，而不可能成為一個永續的事業。你認為這是一條在兩千年的中國企業史上屢試不爽，但卻不被公認的規律。這個道理太深奧了，能否結合當下，詳細闡述一下？

吳曉波：在中國企業界，有一個話題常常被拿出來討論，那就是“企業家應該離政府有多遠”，它非常重要、現實而且敏感，因為，在政府手中，掌握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資源，比如政策、信貸、重要生產資料、行業準入資質等等。在宋代，政府已經通過買撲、鈔引等方式向民間“出售”這些資源，到明清兩代，更是形成了特許授權的制度，在今天，企業要做強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傾斜”及扶持。因為資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權者又沒有獲得對等的契約資格，因此，后者的財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的不穩定，這便造成了兩個景象，其一，民間商人集團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權契約，造成市場競爭的灰色和不公平，權貴食利階層因此而孳生；其二，企業的可持續成長受政策波動的影響非常巨大，存在強烈的不確定性。

經濟觀察報：兩千年商業史，存在“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即中央集權統得太死，會導致工商業沒有活力，而如果中國不執行中央集權制時，工商業會處在相當發達的狀況，這樣又可能導致中央政權的瓦解以及國家的分裂。這是一個悖論，怎么解決？

吳曉波：漢武帝的理財大臣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的儒生無法回答，其實，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回答。中國是世界上執行中央集權制度時間最為悠久的國家，歷經兩千年，治國者一直在探尋一種與之相匹配的經濟制度，歷代經濟變法均因此而生，可惜始終不可得，在王安石變法之后，明清兩代不得不“閉關鎖國”，把民間力量打成一盤散沙，以五百年的停滯來維持帝國的穩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中國式的悲劇。中國本輪改革開放，是一次激活地方和民間的偉大試驗，然而，隨著活力復蘇、財富倍增，集權的需求再次旺盛，近年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宛若歷史的重演。面向未來的中國經濟，必須直面這一古老的“桑弘羊之問”。

經濟觀察報：你自己說，寫《浩蕩兩千年》只是用比較通俗的方式來描述中國工商業的歷史，只是一個完成，不像寫《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那樣興奮，是不是因為覺得歷史太沉重了？因為整個寫作是寫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2000多年來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

吳曉波：這些年來，我所有的寫作，我對歷史的所有好奇，都來自于當代的困頓。通過對兩千年中國企業史的考察，我發現，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沒有外患內亂，允許自由從商，30年可出現盛世，50年可成為最強盛國家，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景象。歷史就這樣一直循環不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如何破解這個迷局，似乎目前仍未有很好的答案，面對這樣的情形，確實會讓人心生沉重。尤其是最近十年間，企業家階層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這是極其危險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兩個后果：其一，在經濟的復蘇過程中，對政府投資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敵”；其二，出現實體經濟空心化、企業家階層投機心態盛行乃至大規模移民等景象。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機會走出這條“歷史的三峽”？

經濟觀察報：《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千年》，創作完“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了解了中國古代、近代和當代的商業史，你最想和中國企業家共勉的話是什么？

吳曉波：在兩千年國史上，商人階層在某些時刻曾經非常的富有，但是可悲的是，他們從來沒有成為過一個獨立的階層，甚至他們自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國家進步的重要性。到今天，這一狀況應該、而且必須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當今中國，出現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成熟而廣泛的企業家集團和中產階層，他們實際上已經構成為國家進步和穩定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在未來的變革中，他們應該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他們應該有獨立的價值觀、有不依附的精神、有表達公共訴求的能力，我堅決地反對逃避和犬儒主義。只有在企業家階層和公共知識分子階層的雙重推動下，改革才可能被重新啟動。我們對中國的信心，其實全部地來自于我們對自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