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啟越 在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眼里，2011年是“全球憤怒之年”，他將這些“憤怒”的總結為：感覺未享受到經濟增長好處、并對腐敗感到憤慨的普通民眾，對全球聯系緊密的精英階層的反抗。我們也不例外，“憤怒”依舊是中國年度表情的的組成部分，我們憤怒的根源又來自哪里？

今年最風靡的一款桌面游戲無疑是《憤怒的小鳥》——為了報復偷走鳥蛋的肥豬們，鳥兒以自己的身體為武器，仿佛炮彈一樣去攻擊肥豬們的堡壘。那對于我們這樣的“小鳥”來說，我們的“蛋”被誰偷走的？誰又能保護我們的“蛋”？

對于北京那些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來說，他們的“蛋”就是受教育的權利。偷走他們“蛋”的是北京各區的教育主管部門，而這些部門的職能恰恰是應該保護這些孩子受教育的權利。

自2011年6月起，北京大興、朝陽、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數萬名學生。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北京外來人口，在北京從事低收入的工作。與此同時，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又在失學孩子重新入學問題上設置重重障礙，致使很多孩子不得不離開北京或者就此失學。

我們憤怒在于，外來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并非無解，上海模式就是很好的解決之道——由政府出資為外來人口子女購買教育服務。相對于上海來說，北京并不缺錢，卻采取最糟糕的解決方式，一關了之。其背后更實質的原因是北京的人口調控政策。說白了城市的外來人口讓北京得以正常運轉，而他們的下一代卻承擔了北京人口調控的代價。

保護者變成了傷害者的例子不僅僅發生在北京，還有湖南的邵陽隆回縣的“邵氏棄兒”——超生的孩子從父母的懷抱中被搶走，作為逼交社會撫養費的人質，而后竟如同撕票一般，父母再也見不到他們。他們被送到福利機構（在此全部改為姓邵），然后漂洋過海。這樣的“收養”，已墮落成販賣，而整個過程，竟是由官方機構與政府人員完成。事實上，政府機構最大的義務就是保證自己的納稅人不受傷害。而現在，傷害者恰恰就是保護人。問題在于，現實版的“憤怒小鳥”并不能拿自身身體來反擊，惟一的方式僅僅是獨自傷心流淚。

 對一個孩子來說，最大的傷害就是失去父母的保護。而對于一個國家的國民來說，最大的傷害就是失去政府的保護，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他們理應在在社保、醫療、教育上得到政府的兜底保護。比如最近中國政府將扶貧標準大幅度提高就是應有的體現。但是我們屢次失望地發現，我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好。“新疆智障人黑工廠事件”這起類似于舊社會奴隸買賣的非人性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在當下中國，人性的淪陷當然是誘因，但卻根植于基層政府部門的尸位素餐。正如社會學者孫立平指出的，基層“沒政策”、不出事就行的政策取向，讓政府維持正義、給社會底層以基本保障的底線責任丟失了。政府職能的喪失，必然伴隨著人性的沉淪。

 這種憤怒雖然來自底層民眾，但我們的社會精英們不要慶幸自己能逃避這種傷害。也許傷害會從基層開始，但最終勢必會蔓延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每個人都可能是被傷害者。

中石油的上百萬的天價酒、上千萬的偷漏稅顯然刺激了社會精英們的神經。對于國有壟斷性企業的種種奢華，我們已經是習慣性“憤怒”，他們偷走了整體國民的福利。我們呼吁、叫罵、痛心都絲毫不能改變其任何行為，關鍵性的原因是，沒有人制約他們，他們偷走了我們的“蛋”，而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如同旁觀者。不僅僅是中石化，包括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政府官員們，他們得到了什么樣的懲罰了嗎？宜黃的“拆遷自焚”事件中被免職的官員，僅僅一年后，不又復出了嗎？小鳥的憤怒能改變什么嗎？能要回自己的蛋嗎？

公權力的失效，給社會帶來的將是災難性的示范效應，每個社會組織都會成為傷害者，同時也成為被傷害者，社會階層頂端的富人也難逃此劫，標價上百萬元的達芬奇家俱的購買者不就是富人們嗎？事實證明，那是一場騙局。富人們難道不受傷嗎？他們不憤怒嗎？

這個社會是一個整體，沒有人、沒有一個階層能獨善其身不被傷害，每個人都是憤怒的小鳥。同理，要平息小鳥的憤怒，也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不是懲罰一個官員，關閉一家企業就能解決的。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讓公權力成為真正的保護者，而不是傷害者，公權力歸位以后，其他的“傷害”也就由此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