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東/文
在中國現代史上，梁思成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知識分子。今天的回顧者，更多強調的是他與權力博弈，矢志保護古城的獨立風骨。這誠然是真相，但梁思成的面孔，比傳記作家和古建筑保護者刻畫得要復雜。他其實是一個失敗者，這種失敗不僅在于，他保護古城的方案大多未被當權者所采納，還體現在，到最后連他自己都被說服，進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初的自己。這后一維度的失敗，對于我們理解梁思成和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尤其重要。
我們必須真實回到歷史的語境，才能看清這一切。
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拒絕留居美國
梁思成本來有一次留居美國的機會，但是他放棄了。
那是1947年9月，在美國考察、講學一年多的他，決定回到戰火紛飛的北京。此時，國共已經大規模開戰，共產黨正在證明自己的軍事實力。
“他告訴我們說，不管國共內戰的結局如何，他都想待在北京。他的專業生涯使他對政治的興趣和經驗都很少。”梁思成的好友、研究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的美國學者費慰梅在《林徽因與梁思成》一書中說，思成和徽因對政治都沒有表現出絲毫興趣，他們在藝術的環境中長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心掛在個人事業上，決心在建筑史和詩歌領域中有所建樹，根本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或進行政治投機。他們在戰爭期間遭受的艱難困苦也沒能在他們身上激起許多朋友感受過的那種政治憤怒，他們是滿懷著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進入共產主義的世界。
這一觀察應符合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實況。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早在1929年就過世，沒能在政治上給梁思成更多的指引。在林徽因逝后成為梁思成妻子的林洙對我說，梁思成受父親影響最深的應是愛國主義，“他的弟弟梁思禮曾經回憶，他們兄妹幾個從他父親那兒繼承的最寶貴財富就是愛國，我覺得這是很確切的。比如說梁啟超早年都把他的子女送到國外去學習，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留在國外工作，都是學成以后歸來，要報效祖國，都是這樣一個思想。包括梁思禮后來回國的時候，也已經面臨解放了。”
“梁思成的朋友都是一些知識分子，包括新月派，當時是被左翼那些人排斥在外的。不過，梁思成其實也并不太關心這些事，他談的都是古建。”林洙說，在此之前，梁思成基本上沒有和共產黨接觸過，除了跟龔澎（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有一面之交；至于國民黨，梁思成對其非常失望。美國的朋友有人覺得（共產黨統治下）學術不自由，他沒有這個體會啊，他一直就是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梁思成的興趣更多體現在對建筑專業的摯愛上。他在美國獲得一系列的榮耀，包括出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榮譽博士、成為紐約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的中國代表等。如果留在美國，他不愁在專業上沒有發展，但他選擇回國。
去美國之前，梁思成已被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聘請創建該校的建筑系，他對這一前景抱有想象。但并非每個人都和他做同樣判斷，梁思成在美國講學時的助教，耶魯大學的鄔敬旅曾有與梁思成一同回國執教清華的打算，即因時局變化，未能成行。
林洙在1948年開始進入梁思成、林徽因的世界。那時她還只是一個20歲的小姑娘，經常參加梁家每天下午四點的喝茶聚會，那時經常去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和陳岱孫等人。
林洙說，在喝茶聊天的時候，梁思成會把他的一些心得體會講出來，“包括共產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很感動的一些話，他是常常說的。”
這種感動，包括解放北京前共產黨秘密與梁思成聯系，讓他在軍用地圖上標出重要古建筑，并畫出禁止炮擊的地區，以防一旦攻城時對文物造成破壞；也包括新政權在衛生、市政等工程上雷厲風行的高效運作；還包括新的領導階層平民化的作風……共產黨在遏制通貨膨脹、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上的成功，相信也給梁思成很大觸動。
“那個時候中央的威信很高，大家都認為正確。我們這一代人那時候看了四卷毛澤東選集，佩服得不得了啊。”梁思成的入黨介紹人、曾任清華大學建筑系黨總支書記的劉小石對我說。
共產黨將帶來美麗新世界的想象，激勵著梁思成等人，他們熱情投身一場新的社會變革中去。此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社會的動蕩不寧與經濟崩潰，所構成的對比與反差，成為我們理解梁思成彼時心態的關鍵背景。
反美擁蘇
對美國的態度轉變，就是在這種語境下發生的。
“我們在解放以前所接觸和學習到的東西，都是美國怎么樣民主、怎么樣扶持弱小民族……都是在正面歌頌美國。特別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對中國做了那么多慘無人道的轟炸、屠殺，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很小，在昆明的時候，天天就是躲警報，日本飛機一來，我們就趕快離開城市，回來以后就聽說哪些哪些地方受到轟炸了，死傷了多少人。像貴陽、重慶、昆明等城市，都遭到了轟炸。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到中國來援助之后，日本就從此來不了了。教育和經歷的一些事實，使我們的確不可能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要侵略中國。”林洙對我說，但是解放后，在共產黨的宣傳教育下，她很快就轉變了觀點，“當時包括我們這樣的人，也覺得美國是帝國主義——這一點對知識分子來說是觸動很大的。”
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事件是“抗美援朝”。“那個時候覺得黨的報紙也不可能說瞎話啊。我們當然相信了，非常相信政府的報道，政府的報道是最可信的。當時人們經常說：‘這是報紙上說的，”意思就是報紙上說的就是準的，絕對準的。”林洙說。
梁思成與美國素有淵源，也有很多像費正清、費慰梅夫婦這樣的好朋友。但在“抗美援朝”的大是大非面前，他認同美國在走向侵略的“帝國主義”的說法。林洙說，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梁思成覺得自己要重新進行學習?！度嗣袢請蟆?950年9月28日曾刊發一篇題為《曾在美國留學人士張奚若等二十三人致電賴伊，要求盡速制止美國侵略罪行》的報道，提及張奚若、梁思成等人致電聯合國秘書長：“我們，曾經在美國留過學，目前正在新中國從事各種工作，謹向聯合國呼吁制止美國對于中國、朝鮮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侵略行為。這類侵略行為危害了世界和平與聯合國的生存。美國使用其武裝部隊侵略中國的臺灣，并襲擊中國東北遼東省的和平村莊。它進攻和蹂躪朝鮮，并以各種方式廣泛擴張其侵略行動于亞洲其他地區……”
梁思成等人所獲得的官方信息，支持他們做出上述判斷。讓我列舉出其他聯名者的名單，來證明這并非一二知識分子的一時頭腦發熱，而是國內普遍性的精英立場：馬寅初（浙江大學校長）、錢端升（北京大學法學院長）、羅隆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員）、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學校長）、陳裕光（南京金陵大學校長）、陳序經（廣州嶺南大學校長）、竺可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侯德榜（科學家，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老舍（作家）、曾昭掄（北京大學教務長）、周培源（清華大學教務長）、金岳霖（清華大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大學教授）……
反美的同時，梁思成開始擁蘇。1950年2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長路及旅大協定、蘇聯貸款協定簽署。次日，《人民日報》的另一篇報道，提及梁思成的發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于旅大、中長鐵路的協定、關于貸款的協定，是中蘇兩國間堅強的兄弟友誼的進一步表現。這充分地表示了以蘇聯為首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力量之日益強大和鞏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等重要的事。這是全世界和平的安定力量。叫帝國主義國家和他們的附庸反動走狗們在我們跟前發抖吧！”
林洙這樣解釋那個時候普遍的擁蘇傾向：“知識分子都認為蘇聯是老大哥，覺得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學習蘇聯，而且覺得蘇聯的專家對中國無私進行援助什么的——當時給我們的印象都是無私的，我們不可能得到其他什么信息，都是從報紙上看到的。其實不對，我們是給了他們很多很多東西的。后來有一個蘇聯專家的翻譯，他就說了一句話就被劃成右派了，他說蘇聯的專家來的時候什么都沒有，走的時候大箱子小箱子的拎回去很多東西。”
1953年2月，梁思成隨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蘇，正趕上斯大林病逝。林洙說，當時林徽因還給梁思成寫過一封信，說這樣一個偉大的人去世了，非常傷感。
這是理解梁思成的另一個背景。自鴉片戰爭直到八年抗戰，中國在被侵略的陰影下度過了整整一個世紀，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日本入侵的受害者，他們顛沛流離，林徽因的一個飛行員弟弟，也在對日空戰中犧牲。每一個中國人都對主權格外敏感，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殖民侵略而坍塌。在權力主導的一元化信息傳布過程中，敵我站隊思維開始滲透進知識精英的頭腦。
真理已被確認
反美擁蘇是和一種被認為代表了“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潮，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用今天的話講，“社會發展規律”就是普世價值。當真理已被確認，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學習領會并于實踐中貫通。梁思成的建筑理論也融入了“階級斗爭”的觀點。
梁思成1953年訪蘇歸來后不久，10月在中國建筑工程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將“階級斗爭”理論引入建筑專業：“在今天的中國，在建筑工作的領域中，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建筑思想和歐美資產階級的建筑思想還在進行著斗爭，而這斗爭是和我們建筑的民族性的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說，要充滿了我們民族的特性而適合于今天生活的新建筑的創造，必然會和那些充滿了資產階級意識的、宣傳世界主義的絲毫沒有民族性的美國式玻璃方匣子的建筑展開斗爭。”他接受了蘇聯專家阿謝夫科夫的觀點：“在藝術中的各種學派的斗爭中，不能看不見黨派的斗爭，先進的階級與反動階級的斗爭。”
建國后，梁思成的身份已不僅僅是一個建筑學家，還是重要的統戰對象。1953年，已是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委的他，加入了民盟。他也必不可免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表態。
胡風和梁思成同是1949年7月中蘇友好協會的發起人之一，兩人也時或在一些會議上碰面。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人民日報》在五六月間先后三次刊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在民主黨派與知識精英一邊倒的表態聲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梁思成的發言。
1955年7月6日，龍云、蔣光鼐、錢昌照和梁思成等人的分別發言，被刊發在《人民日報》上。梁思成說，“現在，胡風集團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文藝思想的問題了，我們所要求的也不僅僅是從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各種職位上驅除胡風和胡風分子的問題了。也不僅僅是要求撤銷胡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我們所要求的是對于一個反革命黑幫的嚴厲無情的鎮壓。胡風分子是真正的‘膿’，‘一不做，二不休’，現在是該我們人民開刀的時候了。胡風和一切怙惡不悛的胡風分子必須得到嚴厲的法律制裁。我們對于陰險的、暗藏的敵人是不能‘客氣’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保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
在劉小石看來，梁思成批評胡風應是出于真心。“胡風他們那些人的文風也有一點邪門，我不太欣賞，不是我們很佩服的文藝工作者。但我也不了解太多，不是我們的（建筑）領域，我也沒因此寫什么文章。后來說他是反革命，抄家抄出來很多證據——信和背后講的私話。我當時也覺得胡風錯了，那時候一般人都覺得胡風有問題。”
這是當時的語境。
“當時像我們這樣的人不太懂。怎么就算反黨反革命呢？會公布很多證據，那時候覺得共產黨當然是正確的了。就從報紙的社論上來領會這個精神。”林洙回憶，當時批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是一起舉行的，“對我們來說，就是檢查自己家庭，看和國民黨有什么關系。這個都是我們所要交代的重點，對于胡風好像沒怎么學習，一帶而過，不像后來反右那么嚴重。”
而梁思成本人，在胡風被批倒批臭后，也面臨被批判的命運。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梁思成在題為“我為什么這樣愛我們的黨”的發言中，曾提及這一段經歷?！度嗣袢請蟆穼Υ嗽袌蟮溃?ldquo;梁思成談到他曾經有過‘黨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的煩惱，他一個人單槍匹馬地想搞一個在建筑領域中的反黨運動。他的錯誤理論在全國范圍內影響了不少的建筑師，造成巨大浪費。當他的錯誤受到批判的時候，黨耐心地同他講道理，并沒有把他同當時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適、胡風、梁漱溟等同起來，因為他的錯誤是一個學術思想問題。梁思成說，我知道黨對我的無微不至的愛護，我只有從心眼最深處感動。梁思成還批判了他對右派分子的溫情主義。”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段特殊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催生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妄想，而知識分子，也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尋找自己的新定位。相對于胡風、胡適和梁漱溟而言，梁思成是受到保護的——雖然梁思成在反右前對中共也有很多批評，但對“二胡一梁”的批判沒有演化為“二胡二梁”。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梁思成則參與了對章伯鈞、羅隆基、錢偉長等人的批判中去，一如此前他對胡風的公開聲討。
人性的弱點和“成績是主要的”
據《人民日報》1957年7月6日報道《從得意忘形到原形畢露，右派分子錢偉長的陰謀破產了》：“錢偉長在解放前還只是清華大學一個普通教授，參加評議會也沒有競選上?，F在他已經做到清華大學的副校長、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職，但他還說黨不重視他不信任他。他在清華的權很大，但還說他有職無權。吳晗曾就此事在會上質問錢偉長道，今天的地位是誰給你的？是人民給你的！你對黨和人民抱著什么樣的看法？什么樣的態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錢偉長的大會上激動地說，錢偉長你說“不是黨員就沒有前途”，可是你不是黨員，你沒有前途嗎！你身兼二十多職，又是副校長，又是科學院學部委員！如果你認為還沒有前途，那么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的前途嗎？梁思成教授還說，錢偉長用的辦法是搞個清華的大選舉，搞個大簽名，想由他來獨攬清華的大權。”
反右批判大會，是人人都要發言表態的，梁思成別無選擇。林洙說，梁思成反右前批評清華大學偏離通識教育，與錢偉長在此立場相同。而在批評錢偉長的大會上，他也不得不說幾句，會后還跟錢偉長道歉，“好像是正好他和錢偉長坐一個車回清華，他上了車以后就用英語給錢偉長道歉。后來有人還批他是兩面派，批錢偉長的會上你也發了言了，下來你又跟錢偉長道歉。”
由此可以看出，梁思成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不無矛盾與掙扎，體現出人性的弱點。但他似乎相信，在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前行的路上，有些小曲折，并不足以改變大的價值判斷。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有些言論已經涉及反對黨的領導，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實際上梁思成對這個黨還是很有信任，從他反右前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可以看出來，他不支持黨委從學校撤出來。這是他那時候很重要的一個觀點。”林洙說。
梁思成在反右后，曾寫有《整風一個月的體會》：“我個人在工作中同黨的接觸來說，我對黨不滿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黨的某種工作方法或作風而令我吃的苦頭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悶、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但）我從來沒有忘記是誰領導六億人民解放了自己。‘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這不是口頭禪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評價。”
林洙說，“這是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所以當時就把它當作支持左派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劉小石的解釋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梁思成彼時的心路歷程：“他的意思是，你對了我就應該支持；雖然自己挨批了，但認為這個黨還是好的。”
梁思成在反右中的發言語氣過激，但剔除被政治利用的成分，也很難被認為全無道理——尤其在當時“社會發展規律”被認為毋庸置疑的語境之下。
在政治上，梁思成開始逐步向共產黨靠攏。反右前的1956年，他寫了入黨申請書，并于1959年正式加入共產黨。
1956年2月，梁思成在給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信中說：1950-1952年間，“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共產黨一切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因此，我必須負起教育黨的負責同志們認識建筑……并且自信總有一天，黨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這樣我就是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于梁思成而言，他那時尚沉浸在對經濟崛起和國力復生的喜悅中，雖有對共產黨建筑理念的不認同，但忠誠仍可鑒天地。林洙說，直到梁思成1972年去世，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仍大體停留在1950年代。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上，他與中共決策者有相當大分歧，可以說是一個反對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個單純的共產主義的信奉者與追隨者。“我覺得遺憾就在這里。”林洙認為，梁思成自始至終沒有認清政治的真面目。
其實沒有什么不可理解。舊體制的廢墟上，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在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指引下，梁思成的思維模式仍會在另一代知識精英頭腦中定型?？礆v史，要這樣看，才更有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