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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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榮傳統；但如果過去曾經罪孽深重，忘記過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記住光榮傳統并不困難，而要面對歷史的罪過，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民族、國家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痛苦。

近70年前，為了“統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勒納粹德國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實施了一系列具體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異端邪說”的“污染”。1933年4月初，納粹掌權不久，希特勒發表了“德國文化成果決不能再從異族中產生，只能由深受雅利安和德意志精神鼓舞的人來創造”的演講。此話一出，法蘭克福市率先行動，立即禁止猶太人在大學里教書、在舞臺上表演和在音樂廳演奏。面對突然越來越強烈的排猶、反猶浪潮，猶太銀行家和一些社團領袖成立了一個慈善組織，準備向國家大量捐款來表示對德國的忠誠。但此舉毫無用處，就在他們宣布要捐款以示愛國熱情的當天，柏林的大學校園里就掛出大幅標語，強調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是猶太人。猶太人只能認為自己是猶太人。要是他們說自己是德國人，那他是在撒謊；德國人認為猶太人是叛徒！

5月10日夜晚，一群群興奮激動的德國青年學生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煽動指揮下，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納粹歌曲，來到柏林市中心的劇院廣場（Opern-platz)　。廣場上，一堆堆搜繳來的禁書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帶隊的沖鋒隊員號令下，情緒激昂的學生們把火炬扔到書堆上，點燃熊熊烈火，焚燒了包括海涅、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內的兩萬冊圖書，作為“反對非德意志精神行動”的主要部分。一份學生宣言說：凡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國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人民的動力根基的”任何書籍，都得付之一炬。

此次燒書以德國人特有的精確，作了細心安排，委托一家煙火公司作了非常專業的精心準備，不僅備置了八堆長達數米的劈柴堆，還做了防止燒壞地面的處理！但是，更重要、更精心的準備是，納粹的“國民教育部長和宣傳部長”戈培爾開始并未出面，當燒書進入高潮后才突然現身。他的出現，現場更加瘋狂。最后，他向燒書者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頁）

戈培爾只到“中場”才出現，是想表明這些行動是民眾自發的，畢竟納粹掌權才短短幾個月。對此伎倆，茨威格分析說：“國家社會主義慣于用卑鄙伎倆，在時機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標的全部激進性。所以納粹分子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總是先用一定的劑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間歇?？偸窍葐为氂靡涣Ｋ幫?，然后等待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夠強，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一旦發現無人反對或反對力量弱小，納粹的行為便迅速升級，更加激烈、極端。“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干的。在此之前，他們為了貫徹蓄謀已久的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過一出‘民眾憤怒’的丑劇，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學生們，要他們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在這種縱容、支持、挑動下，民眾“自發”燒書。（〔奧〕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頁）

與柏林焚書的同時，德國其他一些城市、大學也發生了燒書活動。一些學者、作家、詩人等也參加了焚書活動，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海得格爾。由于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反對者不敢公開反對，納粹迅速增大“劑量”。隨后，開始了一系列規模更大、范圍更廣、更加嚴厲的禁書、焚書活動和對進步思想家的殘酷迫害。隨之制定了一系列嚴格、殘酷的法規法律。對異己思想的迫害，成為國家法律。許多作家和科學家，尤其是猶太作家、科學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國外。茨威格沉重地寫道：之所以會發展成這樣，重要的因素是當燒書還是一種試探性的半官方行為時，“公眾卻沒有從那些大學生的焚書事件和胡作非為中得出一點兒的教訓，還有什么能比這更清楚地表明：當時的德國對這樣一些舉動是多么無動于衷。”（同上，第293頁）對猶太人大規模集體屠殺的煤氣室，正是從燒書這類事情逐步升級而成的，由“燒書”，發展為“燒人”。

62年后，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　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當年焚書的劇院廣場、現在改名為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　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無書的“圖書館紀念碑”，以警醒后人千萬不要忘記這象征著專制、愚昧和自己民族恥辱的歷史一幕。這座由猶太雕塑家米夏·烏爾曼設計的造型別致的紀念碑建在廣場的地下，深達5.3米，面積近50平方米，在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著水泥制成的書架，但書架上卻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恰好是放兩萬冊圖書的空間。紀念碑由一塊大玻璃覆蓋在地面，晝夜有燈光照明，觀眾可透過玻璃俯身下望，面對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來對歷史作深長之思。

當然，古往今來有過與人類文明為敵的焚書“壯舉”的民族并不僅只有日耳曼民族，因為專制者也大都意識到“書本”對自己的威脅力量，對其恐懼萬分，要用國家暴力來“消滅之”。但有勇氣修建“紀念碑”記述自己這種燒書罪過的民族，現在還只有日耳曼民族。這不愧是一個產生過歌德、席勒、貝多芬、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民族所應有的氣概。它知道，只有記住曾經的“燒書”，才能避免再次“燒書”；忘記曾經的“燒書”，很可能還會再發生不僅僅是“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