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俞現/文

一只老鼠正在為更長遠的口糧發愁時，發現一個幾乎滿滿的米缸。它很機敏，在經過一番偵察確認沒有危險之后，它便在米缸里一頓猛吃，并在走前往穴里銜帶了一些備用。一來二去，發現這里少有人問津，便一頭扎到米缸里，甚至不再回巢而吃住在米缸。日子一天天過去，等這只老鼠尋思著要出去轉轉時，它可憐地發現，這不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這只老鼠欲念過重，演變為貪念，進而衍生出冒險投機行為。有時想想，在中國若干歷史階段都存在具有這種“老鼠”形象的商人。

1910年發生在辛亥革命前的那次金融危機，便是因為錢莊商人實際擔當了這種商人形象所致。如出一轍的是，當時股市從高位跌落，由恐慌所蔓延的通貨緊縮導致被無限杠桿化和涉及面大的投機資金鏈條斷裂，遂釀成危機。1921年的上海信交風暴，與此大同小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不僅錢莊業，就連實業界大佬都卷了進去，譬如榮宗敬。

改革開放以來，懷有貪念的個體商人層出不窮，但在同一個區域同一個時間段內，有近百人的商人集體因為貪念無限接近犯事的地步，實不多見。

褪色的溫商精神

溫商最為人稱道的精神是敢為天下先，改革開放后中國最早的私營企業就誕生在這里，一代溫州商人以其先行者的形象，讓被戰爭與內耗所打斷的中國商業史，從此接上了地氣，但在此次溫商跑路事件中，溫商的這種形象大打折扣。其在率先面臨產業升級或轉型的情況下，沒有沉下心去專注品牌建設，或者通過轉型布局未來，卻走火入魔般地誤入歧途投機樓市、礦山，讓這種精神褪色殆盡。

站在溫商的角度，他們也有無奈之處。為應對金融危機，政府超發貨幣，導致流動性泛濫，通貨膨脹抬頭，企業用工及原材料成本上漲，同時伴隨全球產業轉移、人民幣升值所壓縮的外貿企業利潤，讓全身心專注于實業成為一種煎熬，所以除了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上榜“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的40多家制造企業，無一不涉足房地產開發。

在投資樓市、礦山等行業可以獲得更大利益的現實下，高利貸橫行，更鑒于廣大的老百姓腰包縮水的現狀，最終讓政府出手收緊銀根，進而通過倒逼投機資金撤出樓市、國企收編民營礦山的辦法，導致溫州企業資金鏈大幅斷裂。

如果操作適宜的話，溫商可以賺一把收手，轉而專注傳統產業升級或轉型，但這只是理想狀態，溫州也存在這樣的商人，但為數不少的溫商在誘惑下，將風險置于一邊，而幻想將這種業已產生泡沫的局面演繹下去。

如果說這也是溫商敢為天下先的表現，那么只能說一部分溫商將這種精神用錯了地方。

丟失常識的投資

當整個社會都彌漫著產業結構調整、產業轉型之虞，溫州也不例外，但溫商對原有產業慣性的依賴遠比想象中的大。不過，也有些溫商邁出了這一步。跑路的胡福林就是在2008年底，大舉挺進了光伏新能源產業。

事后看胡福林的這一舉動，風險系數很大。其旗下的信泰集團是溫州最大眼鏡制造商和標桿企業之一，年產1700多萬副各類光學眼鏡架及太陽鏡，銷售額約3億元人民幣。

胡福林一直具有在眼鏡行業之外開拓一個國家扶持的產業愿望，2008年，他開始出手光伏新能源產業。但他并沒有充分考慮新產業的市場前景、長短貸與投資回報周期的匹配度、自身實力與能支撐多長時間等因素，讓這次轉型從一開始就帶有盲目的色彩。

在較為寬松的資金支持之下，胡福林旗下很快新增了浙江中硅新能源、浙江賽力科技、溫州中硅科技等公司，主要生產太陽能單晶硅、太陽能多晶硅、太陽能電池等光伏產品。這些產業預期并不明朗的產業源源不斷地吞食著他在通貨緊縮下用高息貸來的資金，風險接蹱而至。

其實，傳統產業并非必須通過轉型才能維持生計，專注中高端，賦予產品以品牌價值，也是一條可以趟著過的路。如果公司的合作對象里能有大型公司的影子或者國家重點工程項目，更可以增加升級的勝算。依托原有的產業基礎升級產業，溫州興樂集團的做法最為明智。其主業電線電纜，但掌門人并沒有跟風進入全新產業，在別人上馬太陽能時，他找到了自身主業與這一產業的交叉點：光伏電纜。當別人做風能時，他就做風能配套電纜。

曾參與過三個中國500強企業資本運作的前新飛集團總經理徐曉東表示，產業投資決策的研究、分析很復雜，但決策要點很簡單，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即賺不賺錢？怎么賺錢？能賺多少錢？什么時候開始賺錢？其中，搞明白“怎么賺錢”需要分析透市場及競爭對手。“什么時候開始賺錢”，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整合資源的情況和管理團隊的執行力。所以，分析透、解決好這兩點最難。

一句話，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的閥門在哪里？絕對不在老板氣吞山河的抱負里，而在回歸常識的決策思維和高素質的團隊中。從這點來說，溫商所犯的錯誤仍是基礎性的，這些錯誤在危機來前被掩蓋進而被忽略。

遺失的公司治理

胡福林的錯誤可以避免嗎？為什么他會犯這種迷糊？

其實，這折射出事情的另一面，即為數不少的溫商仍沉溺于家族治理的企業生態。如果溫商具有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決策程序，盲目背離主業而樂此不疲的投機這種短視的行為，是否可以得到規避、約束乃至減少呢？

溫商憑著當年敢拼敢干的精神，打拼出了一片天地，但很多企業仍停留在家族式的管理層面，公司沒有建立一個吸引人才的平臺，沒有建立起一套基于事業、文化認同與歸屬的機制，所以在危機到來時就印證了那句話：決策是企業最大的成本。

浙江省境內上市公司有200多家，數量位居全國第二，但溫州僅占不到十家。溫州商人并沒有在國內率先摘掉小商人的帽子。在各區域商人群起逐鹿之時，溫州商人的形象日漸模糊。到此時跑路事件發生時，他們已經被貼上負面標簽。

溫州資本風光的背后也同時折射出其內斂與封閉的尷尬，溫州市政府曾經調查出一個數據，改革開放20多年來，溫州人實際利用外資僅有11億美元。不愿以開放心態直面已然變化的世界，溫商群體在自我認同度很高的情況下，熱衷于熟人經濟及區域商人之間的資金往來而喪失了可能更大的機會。溫商以親緣和血緣為依托的公司治理結構，愈來愈顯示出其巨大的局限性。

2006年一篇有關溫商的報道就直擊了這一問題，這篇報道指出，一般溫商只在技術等方面大規模引進人才，在人事、財務方面依然由自己家族的人來執掌。集團聘請的副總經理無權簽報銷單，而老板的司機卻可以——因為這個司機是老板的親戚！

報道提及，在溫州柳市的4家大型家族企業中，經理人和股東之間的沖突不斷。而且，在過去十年，這種沖突的痕跡依然沒有被大多數溫商所有效而智慧地抹去。

學習晉商好榜樣

在徽商與廣州十三行商人群體里，比較知名的商人家族傳承百年以上的家族并不多見，晉商群體卻熠熠生輝。

中國票號鼻祖“日升昌”票號的創辦者平遙李氏家族，原是從事顏料行業，僅從其主業轉為票號算起，家業就承沿了110多年。從乾隆時期從事貿易發家算起，介休常氏家族事業，到清末民初延傳200多年。電視劇《喬家大院》的原型喬氏家族，從乾隆初年外出謀生從事貿易，到1952年結束全部產業，持續了200多年，而旅蒙第一大商號大盛魁更是傳承300年不倒。

盡管同是家族企業，晉商在三四百年前已經在公司治理結構、職業經理人制、薪酬體系等建設方面，達到了迄今很多企業仍難以企及的高度。當徽商在鹽業等領域將家族直接治理的管理模式演繹得如火如荼之時，晉商已然超越了親情而將治理結構上升到了鄉情的層面。

在知名晉商票號中，鮮見家族成員直接管理票號事務的例子，山西商人基本上都找同鄉作掌柜或伙計，并且入伙時都要有殷實的親友或商鋪作保。倘若被推薦的人越規，保人必須負完全責任，這些都降低了中途押運過程中的機會成本。

晉商票號實行的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管理模式，票號東家本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賦權大掌柜全權掌握票號事宜，只是以三四年為賬期行使對大掌柜更迭與否的權利。在這套規則體制中，創業老東家的兒子們及親戚均不得插手票號事務。不僅如此，以大掌柜為核心的骨干團隊成員，還被有層次地賦予頂身股，共享成長的滋味。

山西商人任用同鄉、親朋為掌柜，這種模式突破了傳統血緣的局限。在家族關系盛行的明清鄉土社會，這種規定是不同尋常的。盡管徽商經常被與晉商以并駕齊驅的眼光而視，但徽商的歷史厚重及影響力其實遠不如晉商深遠。僅從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頂身股等制度建設上來說，就是徽商也遠難望其項背的。

十年教訓的回歸？

將資金投機進入樓市、股市或者礦山，還是專注于產業升級乃至轉型，是溫商在成長壯大之路上必然面臨的選擇，也是其維持在國內江湖地位必然遇到的問題。

2000年以來，為數不少的溫商在并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用個人決策詮釋了他們選擇前者。他們在產業與投機資金不斷對換與游離中，尋找著下手投機的機會，但當投機伴隨泡沫被刺破而回歸原點時，我們驀然發現，溫商仍需直面當初所要面對的情形，只是白白耽誤了珍貴的十年光陰。

當年寧波商人在上海也面臨著這一選擇。晚清到民國，在上海灘存在九大錢莊家族集團。但后來寧波真正在上海灘站穩腳跟的，都是那些在投資錢莊之外，在近代工商業中頗有斬獲的商人家族。他們在投資錢業的同時，還在船業、醫藥、電影等行業占據一席之地。

就有關溫商跑路事件受訪時，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洪祝有一番話講得很中肯：放棄主業去搞副業，放棄實體去搞虛擬經濟，放棄制造業走向房地產，甚至搞轉貸業務，這實際上等于自己在吃砒霜。他說，企業不怕小，怕低，怕散，還是要走向轉型升級發展之路。

如果再加上一句話的話，那就是沒有產業墊底的資本投機或轉運，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未來總是要還的。

（作者為藍獅子簽約財經作者，著有《中國商幫600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