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榮

藍英年和徐振亞兩位老師新譯的《捍衛記憶》深刺我的大腦溝回。

此書的原作者是俄羅斯女作家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藍老師如何“汗顏”地知道她，如何關注她，如何選擇她的作品翻譯出版，都是故事。在這本書的代譯序里，藍老師說了其中“二三事”，很有趣，也很有深意。這本書出版之前，我就看過一部分譯稿，震撼！出版之后再看，利季婭的小說也好，回憶錄也好，日記也好，每一篇，甚至每一篇中的每一段依然像一柄柄錐子，再一次刺破我的記憶保護膜，讓記憶中的禽獸驚醒——它已經攪亂了我的睡眠。

記憶中的野獸首先應該叫“少年不純真”。利季婭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透過母親寫兒子，從母親索菲亞視點寫兒子科利亞以及許許多多身邊人被逮捕、被逼供、被無刑期關押、被殘酷流放的悲劇。

這些悲劇是怎樣發生的呢？小說沒有“凌空而視”的宏觀敘述，而是從一個細小的胚芽慢慢展開：

1933年，（這是我根據小說的幾處暗示推算出來的），頭一場春雨的晚上，兒子科利亞從學?；貋砹?，他對媽媽說，“你知道嗎，媽媽，我現在是共青團員了，團委今天批準了”。作者在少年主人公發布了這個喜訊之后，“連氣都不喘又轉到另一個話題，——‘學校出事了，薩什卡·亞爾采夫，這個舊制度的笨蛋……管阿利克·芬克爾施泰因叫猶太佬。我們今天在支部會上決定舉行公開的同志審判會，你猜讓誰當起訴人？讓我當?！眱鹤拥膬啥卧?，興高采烈，充滿自豪。

猛然，小說中的這幾句“輕描淡寫”，轉化了我的時空，我的記憶保護膜被刺破了，里面的黑水流淌出來。

1970年，我讀初中，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班的同學總要“背對背”一次。什么是“背對背”？那是一項“運動”，紅衛兵頭頭，或者是團支部領導，或者是老師？啊，我的記憶，為何記不住到底是誰指使我們“背對背”？我們的記憶為何總是“擇善而從”？不管是誰布置了“背對背”，總之是可以指使我們的人指揮我們每一個同學拿出一張紙，然后揭發你的同座干了什么壞事。我的同座也是我的鄰居，她的爸爸是鐵匠，舊社會開過鐵匠鋪，公私合營以后，成了五金廠的車間主任。昨天我看見他父親在家里悄悄打了一把鐵壺，一定是用了公家的鐵皮，我這樣寫過……我當時還揭發了誰，是否揭發了我的母親從服裝店拿回了一塊布料給我做了一個椅子墊？我是否揭發了我的老師悄悄地借給我《戰爭與和平》？我是否跟蹤一個可疑的人，然后向革委會揭發了他的可疑……我不記得了，更不記得我的揭發是否給他們帶來傷害……記憶的保護膜呀，快，請保護我！

中國的“成分”，蘇聯的“階級”，中國的“舊社會”，蘇聯的“舊制度”，中國的壞分子，蘇聯的“蘇維埃的敵人”等等，用這些概念組織全民相互之間的斗爭，這竟然成為這兩個國家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的治國方略！我們在這樣的國家大事中都做了什么？1970年我是少年，不懂事，隨波逐流。但是，1980年呢，1990年呢，2000年呢，時代變了，已經不是天天講階級斗爭了，我的記憶也不必捍衛了吧……

記憶保護膜又在“擇善而從”了。

所謂“記憶保護膜”是我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想到的一個概念。先讓我躲在學術的幌子下，客觀地說說這個概念的功能?！坝洃洷Ｗo膜傾向”與“捍衛記憶傾向”正相反，捍衛記憶是要讓個人的歷史，組織的歷史，國家、民族的歷史統統敞開，讓“回首”可以自由探取歷史真實。但是，記憶保護膜卻在記憶中劃分出一部分好的，一部分不好的；一部分陽光的，一部分陰暗的；一部分善的，一部分惡的……然后用一個保護膜——遺忘或“故意遺忘”或變形記憶把那些消極的、負面的記憶包裹起來，不要讓它毒害自己以及周邊的心情。

但是，偏偏有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這樣的記憶捍衛者，她在事件當場書寫的全記憶刺破記憶保護膜讓人回首看見了歷史的污痕，看見了自己曾經的野獸期。

利季婭的回憶錄《紀念弗麗達》記下了女作家、記者弗麗達捍衛記憶的創舉。這個矮小的女性曾用她的筆救過許多人的性命，利季婭說她完成了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功績，而弗麗達的第十三件功績無疑是現場記錄了蘇聯法院審判詩人布羅茨基的全過程。這是冒著生命危險完成的偉業，法庭上，有人威脅，有人搶奪弗麗達的筆記本。利季婭回憶道：“我現在仍然看見小個子弗麗達，穿著厚灰大衣，戴著兒童戴的毛線帽，看到人群要搶她的筆記本的那一刻。她坐在大廳中央，死死抓住筆記本和鋼筆”。這是那種中學生練字用的筆記本，無論誰看一看這份筆記，都會明白對布羅茨基的審判是一件天大的錯案。

1974年了，利季婭被蘇聯作協開除，她也像弗麗達一樣逐字逐句記錄對自己的審判過程?！拔膶W倫理隨想”《被作協開除記》是蘇聯作協“批斗會”的現場記錄，大批判者的嘴臉，留在利季婭的筆下，成了永遠抹不掉的記憶。

讀著這些“記憶”，我不禁疑問，那些當事人是否活著，是否也看到了利季婭的“文學倫理”筆記，那么他們的記憶保護膜也應該被刺破吧？

未必！

人類有記憶泉的恩惠，也有遺忘之河的惠顧，有些人在忘川中呆得久了，更會舒服一些。開除利季婭作協會員資格的會議上，有一個叫巴爾托的作家，在批判利季婭的時候提到自己對利季婭的父親，老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如何如何崇敬：“在您的背后我看見您父親的影子，一個對我和對在座的所有人都非常珍貴的人……”巴爾托說他至今還保留被邀請觀看根據老丘科夫斯基的故事改編的戲劇，至今還保留著老丘科夫斯基給他的四封信，啊，多么善良的信啊……

利季婭當場打斷了巴爾托的抒情：1930年《文學報》上刊登了批判老丘科夫斯基的公開信，就有巴爾托的簽名，于是，老丘科夫斯基被召到作協大樓接受懲治。晚上，老丘科夫斯基回家，女兒問發言的人當中誰最惡劣。父親回答：巴爾托。

面對利季婭的當面揭露，巴爾托居然面不改色，反倒指責利季婭不允許個人有權保留自己的看法。事實上，1930年那場批判，對于老丘科夫斯基豈止是一些“個人看法”，從那以后，老丘科夫斯基的每一篇故事都被查禁。事隔40年，巴爾托的記憶居然發生了那么大的翻轉。一個人那么惡劣地批判過某人，但是，隨著時間，隨著“形勢”（60年代，老丘科夫斯基的聲望回歸蘇聯，70年代聲望日高），記憶中的惡劣越來越淡，越來越少，最后竟然成了他的批判對象的始終如一的追隨者。

馬克·吐溫寫了《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說一個人用一袋金幣，讓一個小鎮的所有“首要居民”一夜之間在記憶中完成了從“冷漠人”向“恩人”的轉化。

遺忘之河太有用了，它可以讓人坦然處事，不臉紅。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