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玉

談到讀書的理想，我向來最愛林語堂的一番論調，即“讀書必以氣質相近，而凡人讀書必找一位同調的先賢，以為氣質相近的作家，作為老師。因為氣質性靈相近，所以樂此不疲，流連忘返。流連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如春風化雨之賜，欣欣向榮，學業大進”。林氏所論的是文學，我今引之證史書。讀史，必得與史上之人物、著書之史家，有相近的性靈，通靈魂的接觸，才能躬親史海，與之同情。筆者好史，但有兩類歷史類著作甚少涉獵。其一為歷史普及類著作。其二為以贊美或貶斥為題，即作者主觀色彩過強的史著。

乍看《盛世啟示錄》的題目，我不自覺又萌生了將它閑置一旁的想法，只為這書的內容通俗、文字簡明，類近于科普暢銷書。而“盛世”二字，恐又流于吹捧。然略作瀏覽，卻又為內容及作者的灼見所吸引，一氣呵成，掩卷深思，又不免三顧而流連。作者讀班、馬、閱檔案，史料選取，遠超一般科普讀物的范圍，已近于學術著作。而精研時代之準確，理解人物之切身，下筆之初，便與漢、清兩代君臣文武成同戚、作師友，繼之描摹出兩段卓然立于國史中的盛世。我輩讀者追隨作者之后，從這本部頭并不算大的歷史普及讀物中，得以管窺兩個時代的風采，偷懶之余，不亦欣幸乎？

論及本文的最可讀處，再引林語堂的話，便是作者的膽識與眼光。

膽識二字拆不開，要有識，必敢有自己的意見，即使一時與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說得服我，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書中每每提到歷史上的許多成見，便站在從實際出發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通過縝密的邏輯，做出合理的推斷，從而澄清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即便事涉大家，也能直言不諱。

如漢代部分談到漢文帝與賈誼的關系，李義山曾以“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落寞筆調，來惋惜他的才華橫溢卻不得志，進而被后世落魄文人引為同調知己，傳播至今。作者不為成見所誤，將西漢的官制、賈誼的升遷路徑，以及漢初功臣集團排擠平民精英的時代大背景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得出賈誼作為文帝的智囊，所受的重用已是異數，賈誼出為長沙王太傅，是文帝出于保護他不被功臣集團清洗的目的，而李義山有此感嘆，是借賈誼的酒杯，澆滅心中懷才不遇的塊壘。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作者以寫作專業史著的態度，認真選取史料，精研考證之學，揭開諸多歷史真相上塵封的面紗。為初步了解這些事件的讀者，提供了真實可靠的歷史事實，同時也為有一定史學基礎的歷史愛好者們，提供了如何對各種歷史觀念，抽絲剝繭，去偽存真的思路，可謂有識。其不阿附大家成說的精神，又可謂有膽矣。

至于作者的眼光，在本書中，則更多體現在其類比的能力之強，使得兩個相隔千年的時代，在細心的讀者眼中，可以縱橫貫通，而又與現代社會、制度相聯系，與每個人的生活、工作相貼近，不失于食古不化、空中樓閣之嘆。另一方面，作者將類比的觸角突破歷史的局限，引入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是中國傳統史家的核心訴求，也是今天普通人學史讀史的主要目的。作者將現實的關懷代入對歷史的觀察，把與古人的同情拉回現實的需要，一進一出間的智慧流入筆端，為讀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空間。

如作者在談到漢文帝、武帝實行的經濟政策時，分別引入了當下流行的“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的概念。他認為，無論是文帝時期選擇的自由競爭，還是武帝時期的國家壟斷，都是由當時的社會大背景和國家發展的需要決定的。文帝時期，國家百廢待興，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經濟，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發展。而在武帝時期，鹽鐵專營的產生，保證了國家可以集中更多財力物力支持大規模的對外征伐，同時也較為有效的抑制了大貴族的膨脹，與大規模的土地兼并。

作者在關于鹽鐵會議的篇章里總結道：“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都只是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他們的目標都只應是一個，即國強民富。‘國退民進’更強調自由競爭，大政府、小社會，讓民間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發展經濟，但如果沒有有效的財富二次分配政策，容易導致貧富分化，社會不穩定。‘國進民退’則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就會淪為各級官僚聚斂財富的途徑，必然導致腐敗現象加劇，同樣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作者如此的眼光，不但對于思考歷史時代有益，對于我們了解今天的社會現實，也提供了一個十分公正允當的視角。

另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當筆者掠過前言部分，初看正文時，因為自幼浸淫于現代民主教育之中，而對作者大力贊揚君主集權的優勢，略覺違和。然而回頭再讀其前言，又有豁然開朗之感。

作者屢屢強調封建官僚集團，即國家的職業經理人，是不可靠的。他們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罔顧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這是由人類和官僚集團的天性決定的，超越了社會制度與時代。中國幅員遼闊，不能像古希臘城邦一樣實行直接或間接的民主制度，因而制約官僚集團的重任，便落在了對國家負有絕對責任，個人利益與政權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一致的專制君主身上。西漢與清代在一定時期內，之所以能夠文治武功，達到盛世的局面，就是優秀的君主、強大的專制皇權得以順利施展，并能有力打擊腐朽的官僚寡頭集團的緣故。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盛世不能成為常態的原因，也正基于專制皇權的不穩定性。漢、清兩代的盛世，有賴于連續多個英主的出現，同樣也終結于平庸的君王。這正表明了專制、人治社會的缺陷，與憲政、民主的優越。中國在傳統社會，因為強大的皇權制約官僚膨脹，而取得了領先于世界的地位；而在中國傳統社會走向最成熟、最輝煌，專制皇權也走向最頂峰的乾隆時代，卻因為制度上的固步自封，而落后于整個世界。嗟兮嘆兮，無過于此。作者如此的立意與用心，使本書既成一曲盛世的挽歌，更作為我們今天的警鐘，長鳴于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