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密
100年前的10月，一場起義驟然變換了中國千年不變的沉悶空氣，它毅然地推翻了封建帝制，近代思想啟蒙的大門自那時開啟后再也難以閉合。
大批仁人志士推動了這場后來稱之為辛亥革命的發展，他們向往著大同社會。在傳世的孫中山題詞中，最多的是“天下為公”，這四個字濃縮了他畢生的追求。理想是美好的，我們每向其靠近一點都是進步。這不是一場完美的革命，一個不成熟的階級領導的革命注定不是徹底勝利的，但它是之后中國社會改革的發端，足以讓后人永遠敬仰。
在采訪過程中，軍旅作家王樹增多次提到“變革”二字，強調變革是人類永恒的主題。而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尚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茍延殘喘，拒不變化；只到時機已逝、喪失了操控能力的時候，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殊不知變革越遲，所付出的代價也越大。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壓垮了年邁的駱駝，以順從著稱于世的大清帝國的臣民，其忍耐力終于到達了極限……
晚了20年的預備立憲
經濟觀察報：在辛亥革命前，清廷其實已經開始預備立憲，當時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樹增：我們現在已經不能想像這樣一個封建朝廷，居然能夠有意愿在紫禁城里設一個議會，僅僅從這一點上講，也可以看出當時變革的潮流已經不可抵擋，也不可違背。清朝廷的變革是被動的、被迫的。它有一個非?，F實的目的，就是求生存。如果不進行變革，已經不是歷史進不進步的問題，而是政權存不存在的問題，這是關乎生死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慈禧死前兩個月，朝廷才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在你看來，它的意義是什么？這一步又晚了多長時間？
王樹增：客觀地講，比之世界政治文明史，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慈禧而言，《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至少晚了20年。
如果1898年，當康、梁提出國家應該變法維新的時候，清廷能夠頒布這樣一部憲法大綱，而不是在菜市口瘋狂地殺人，中國近代史必定會是另一種面貌。
在經歷了庚子年間的巨大禍亂以及被迫簽訂《辛丑條約》之后，清廷實施的新政幾乎全是當年維新派的主張，以致中國歷史上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又一次重演，只是這次重演雖代價巨大但仍令人心存希冀。所以，即使有千般理由，也無法徹底否定清廷自實施新政到預備立憲期間所作所為的歷史價值。
一個有著漫長封建歷史的帝國，即使在表面上將自己偽裝成正在尋求政治進步的形象，也足以令人驚嘆，因為這至少證明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已經認識到落后于時代的政體樣式是多么的令人不齒，更何況沒有任何歷史證據表明清廷的預備立憲是一種偽裝。
此時的大清王朝沒有必要進行偽飾，它已經顧不上偽飾了，它所面臨的最急切的問題是尋找自救之路。朝著立憲政體的方向而去，這條自救之路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大清帝國不但再次錯過了最佳時機，同時由于變革啟動得太晚其努力顯得至為窘迫。
經濟觀察報：這次預備立憲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樹增：在近代世界政治文明發展史上，憲政制度基本上是兩種樣式，一種是君主立憲制，一種是共和立憲制。君主立憲制的代表是日本、英國。就君主立憲制而言，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虛君制”，也就是皇權只是象征而已。這是必須的，如果不是“虛君制”的話，那就談不上什么君主立憲。它的最根本的變化是憲政制度，憲政制度是非常積極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清廷在君主預備立憲的過程當中，實行的無疑都是“實君制”，仍是君權至上。
一邊預備走憲政道路，一方面又無法割舍君主的皇權。如果說清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當中有糾結的話，這是根本的糾結，以后發生的種種事情都和這個糾結有關。無法割舍君主的絕對權威，這個矛盾注定了清廷組織下的所謂立憲運動是一個失敗的運動。
打開了政治啟蒙之門
經濟觀察報：你在書中提到，清末預備立憲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根本沒有關注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現狀和政治訴求，之后的辛亥革命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這是不是本質原因？
王樹增：辛亥革命是一個不完美的革命，原因非常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近代中國沒有成熟的資產階級。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主力是什么？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市場經濟完善的背景下，產生的市民階層，或是中產階級，他們由于自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改變產生了新的政治訴求，這才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這在當時的中國能形成嗎？一個不成熟的階級和幼稚階級來領導的革命，注定是不會徹底成功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派，一開始追求的就是美法式的憲政制度，要徹底廢除君主。在歷史進程上和國情的對比上，這在當時是飛躍式的，跨越式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你提到的，辛亥革命沒有觸及近代中國最廣大的民眾利益，也沒有給最廣大的民眾帶來命運上的變化，或者說這場革命和最廣大的民眾是脫節的。當時最廣大的民眾還處在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樣式中，他們不要說在經濟地位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政治訴求，就連生存的愿望都沒有真正實現。人的政治訴求是隨著經濟地位的發展產生的，經濟地位決定一個階層政治訴求的尺度。在那個時候普通民眾不可能想到民主、自由、共和。這三點注定它是一場不能夠取得徹底勝利的革命。
革命如同給中國社會的病體做了一個割除潰瘡的手術，因為內毒未消使創口遲遲不能愈合。孫中山本人也曾這樣總結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譬如我們要建筑一新屋，須先將舊有的結構拆卸干凈，并且揪地底，才能建筑堅固的屋宇……八年以來的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位，實因單破壞地面，沒有崛起地底陳土的緣故?！?/p>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辛亥革命給中華民族思想上最大的啟蒙是什么？
王樹增：我覺得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不僅僅歸結于它推翻了清王朝，這是確實的。我們長期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辛亥革命作為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它開啟了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的政治啟蒙之門。這對中國的近代歷史，尤其是近代憲政歷史的啟蒙是有跨時代意義的。
在這之前，這塊文明悠久的古老土地長期處于皇權的統治之下，不要說普通民眾，就是社會精英階層也不可能去妄談什么輿論自由、人權，這個國門是閉著的，皇恩浩蕩是他的最高理想，如果身邊的官還相對清明的話，他就認為簡直是天堂。
辛亥革命最大的政治進步是讓人們開始意識到“我”作為個體生命是重要的。有無數個這樣的“我”組成了一個集體，在這個集體當中人人都有參政的權利，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追求自己自由的權利。這是近代以來，西方政治民主的一個趨向。
辛亥前后，鋪天蓋地的國民啟蒙，包括辛亥革命本身這種巨大的對社會的沖擊，終于把這個沉重的古老之門給打開了，要知道打開就閉不上了。從這個程度上講，它打開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希望之門。對于這樣一個皇權永固的古老文明國度而言，這是開天辟地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評價孫中山這個人物？
王樹增：孫中山這個人，現在評價有些褒貶不一，但是我個人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先驅者，或者叫做啟蒙先驅者。在近代中國，他開始了中國人的近代民主政治啟蒙運動，他是旗手，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但作為他個人來講，他的人生經歷以及他的性格使然，造成了他不可能是個完人。他有幾個弱點，第一個弱點就是，他對國情比較生疏，14歲離開本土，中間輾轉回國幾次，然后緊接著就逃亡，離開他的國土時間太長了；第二，他接受的是純粹的西方教育，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接受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沒有問題，但是他對國情的深刻理解就欠缺了。我們經常說一個道理，要充分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成果，這是第一句話，還有第二句話，要與具體的國情相結合，缺一不可，他第一點做到了，第二點做得不好。另外，辛亥革命的情勢發展使他邊緣化，他既沒有強大的政治實力也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沒有錢。他的對手是袁世凱，袁世凱的政治網絡覆蓋全國，還有北洋軍閥。袁世凱不缺財力，外交上也有列強的支持，在這些點上他拼不過袁世凱。
但是他作為近代中國的一個思想啟蒙的先驅者和民主政治的先行者，足以讓我們后人敬仰?？偟膩碚f我們不要強求古人，一定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下看一個人，要對我們的古人有敬畏感，他是我們的前人，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前人，為我們的民族歷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我覺得這種敬畏感是民族健康的一個標志。
繼續前行中的民主之路
經濟觀察報：清末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對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還十分陌生的一個政治名詞——民主的狂熱追求，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民主的土壤？
王樹增：中國古代的“重民”和“仁政”之說都是為帝王服務的。中國傳統典籍中的“民主”一詞的含義，自古以來就不是“人民做主”而是“為民做主”，而“為民做主”與世界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思想可謂南轅北轍。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母腹不可能孕育出近代民主思想，中國的民主思想只能是舶來品。
經濟觀察報：梁啟超曾毫無隱諱地宣稱，那時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任何努力，猶如夏天穿皮衣，冬天披薄紗般不合適宜。皮衣和薄紗自然是好東西，但穿在中國人身上就會猶如時節錯位。民主與國民素質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
王樹增：有決定性的關系。因為民主自由這些近代文明的字眼，必須有相應的生產關系來培植，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的生產力是極其低下的，這種社會產生不了進步的思想觀念，什么樣的土壤產生什么樣的思想。政治訴求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性地產生的。
但是，無論如何，為了民主先行獨裁，為了法治先行人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極其危險的。
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是：當執政者認為專制或人治更符合其利益時，歷史再期望政治文明的進步將非常艱難。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社會發展到達哪個程度后就會有普遍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訴求了？
王樹增：經濟一定要發展。從資產階級的政治民主而言，它必須建立資本主義的市場關系。人只有在經濟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能產生新的政治訴求，有句話叫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句話很幼稚，不懂得一個道理，碗里沒肉的時候他沒有這個政治訴求，因為碗里有肉了，他的生活到達了一定的層次時，必然要產生新的政治訴求。
經濟觀察報：現在也會有觀點認為，目前一些改革不能進行是因為還不具備相應的土壤，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王樹增：我個人認為我們國家的現實是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都太大。雖然我們經濟總量還可以，但是人均很少，在人均平均很少的情況之下，還有如此大的差別。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跨越國情不現實，去搞一些突進式的或者窒息式的政治改革分析的嘗試，是不容易達到目的的。我們的理想無疑是很美好的，但是我是一個漸進論者。
經濟觀察報：你寫《1911》一書，最希望讀者從這段歷史中讀出什么？
王樹增：孫中山先生推崇和堅持的一個理念，就是“天下為公”，他的理想就是讓人民全數安樂，我覺得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同美學上的純美，人格上的完善，它是理想的彼岸，就是我們只能一步一步的靠近它，仿佛永遠達不到那個彼岸，但是只要那個彼岸存在，我們就有前進的動力，這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規律。孫中山就憑這樣一個政治理念也值得讓我們充滿敬意。
我們現在提出的民生問題也好，共享改革開放成果也好，都是在向那個彼岸靠近，最終理想就是達到天下為公的境界，從政治學上講它是最高理想，從哲學上講它也是最高理想，從美學上講它還是最高理想?！疤煜聻楣边@四個字是實實在在是孫中山一生抱著的信念?，F在全世界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能看見這四個字，這是我們心里的一個憧憬。
現在提和諧社會，不就是這個意思嗎？什么叫和諧？只有平等才有和諧，全數人安樂才有和諧。我們回顧歷史，不要局限于某個歷史事件怎么演進的，作為一般的讀者，理解前人的這種政治理想是非常美好的。
一個民族總得有憧憬，這些東西都是令我們心里很溫暖的東西。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在書中讀出這種溫暖，雖然這個書里有很多流血，有很多犧牲，有很多挫折，有很多丑陋，但是最終還是能夠有一種憧憬，一種希望、一種力氣、一種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