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宇

中華民國的憲法基礎是什么？

問：作為一位法學家，你能否從法學的視角談談辛亥革命？

高全喜：從法學的視角審視辛亥革命有一定的挑戰性，也會有新的發現。從以前的歷史敘事來看，辛亥革命的功績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但是如果從法律角度看，馬上就有了疑問：中華民國是建立在革命基礎之上的嗎？

問：難道不是因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才建立了中華民國嗎？

高全喜：如果我們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現代國家，那么“革命建國論”就需要推敲。西方現代國家的構建，大多是基于憲法。中華民國建立的憲法基礎是什么？

問：中華民國的憲法基礎就是《臨時約法》。

高全喜：在清廷退位之前，《臨時約法》只是代表了南方（南京）革命政權所訴求的立國之憲法。而且它沒有從制憲權的高度實質性地解決人民與國家（共和國）的關系。

問：你的這個觀點雖然新穎，但是我不敢茍同。美國憲法不也是一小群人坐在一個房間里制定出來的嗎？

高全喜：我們不能機械地解讀中華民國肇始之際的憲法創制。我認為，中華民國創制之時的憲法，是由一組憲法性法律所共同構成的，包括《臨時約法》和《清帝遜位詔書》兩個憲法性法律文件，它們作為姊妹篇共同構成了中華民國創制之憲法，它們才是作為民國肇始之立國根基的根本法。

君主立憲道路一直在走

問：把《清帝遜位詔書》作為中華民國創制的憲法，似乎難以服人。先不說僅有數百字的一紙詔書能否成為共和國肇始之立國根基，即使從詔書頒布本身來看，也是非常消極被動的。

高全喜：古往今來任何一種政治改革都難免有被動性因素。動機上的被動與主動與否，不是問題的攸關點。關鍵還在是否實施，即便是被動的，如果真切而富有成效地實施了，這個憲制依然是優良的制度。

對于崇尚實用主義的中華傳統以及臣民來說，清帝遜位沒有什么微言大義，這份詔書的憲法性價值也不為人們所看重?？墒?，這只是歷史敘事的一個方面，它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個方面的意義遠遠超出了當事人，包括隆裕太后、宣統帝以及袁世凱等人的言行所及之范圍，這些人物都沒有認識到其中隱含的歷史玄機。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到外部力量持續強有力的沖擊。在現實面前，中國開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艱難轉型。甲午海戰中國敗于日本之后，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給中國很大的啟示。從日本的經驗里，中國隱約看到了“彼岸”的所在?？盗鹤兎ň褪窍蜻@個方向的努力?？梢哉f，現代中國的立憲史就是源自康梁變法。

問：遺憾的是，康梁變法沒有成功，中國再次回到了老路上，甚至更加反動。而在康梁變法之前，孫中山就已經開始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動。

高全喜：清廷龐大的舊體制里，一直存在改革力量。但是在甲午戰爭尤其是戊戌變法之后，產生了明確的分化，原先朝野共同訴求體制內變法圖強的主導性改良主義力量，逐漸分化為“革命黨”與“立憲派”兩種截然不同的“建國路線”。兩條路線各自遵循著自己的政治邏輯不斷發展演變，各行其是。隨著清廷內外危機的加深，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成為清統治者不得不走的必然舉措。晚清新政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問：在革命黨人看來，所謂的新政不過是騙局而已，當權者并沒有實行體制改革的誠心。

高全喜：“騙局”之說，至今流傳。但是，以清末的形勢來看，不變法，統治者只有死路一條；變法，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兩害相權取其輕，西太后開啟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是符合清王朝自己利益的。在這個意義上，清末新政是明智的政治決斷，不能簡單地視為“騙局”。雖然上層的立憲改革并非一帆風順，但是立憲主義的君憲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進。如果以十年為尺度，1911年的中國和1901年的中國已經大不相同，民間報紙、社會組織、咨議局等各個機構都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

問：1911年爆發武昌起義，立憲主義的君憲制改革就走到了盡頭。

高全喜：事實上，與辛亥革命相對應的君主立憲道路并沒有隨著武昌起義而終結，在一百年前這個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在關涉現代國家構建的“立憲時刻”，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政治勢力：袁世凱代表的北洋勢力和立憲派為一方，革命黨人組成的南京臨時政府為另一方，第三方就是滿清權貴，他們也面臨著一次生死攸關的政治決斷。他們的決斷結果就是頒布《清帝遜位詔書》，這是承接君主立憲道路余緒的一份憲法性法律文件。

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問：《清帝遜位詔書》是按照傳統上例行的皇帝退位程序下詔或頒布的，不像《臨時約法》是通過臨時參議院正式制定的。就其內容來看，遜位詔書也大不同于一般的憲法。為什么你把這份遜位詔書和《臨時約法》同視為中華民國創制之憲法呢？

高全喜：這份遜位詔書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原則是，贊同共和立憲國體，將政權轉讓與一個立憲共和國。這份契約性的遜位詔書，其基本前提是將統治權授予雙方都認同“共和立憲國體”，沒有雙方對此的一致認同，遜位詔書可以說是無效的。

為什么說它是一份契約性的遜位詔書呢？因為它對于雙方都有約束力。由于清帝系主動贊成共和，所以民國政府要優待大清皇帝，這是一種政治契約關系。也就是說，《關于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待之條件》（以及其他《優待條件》）是憲法性質的文件?！哆d位詔書》三道圣旨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樣，皆屬于民國的建國文件，兩者共同構成了共和政府的法理基礎。人們以往忽視了另外一方，即對于未來的中華民國，清室退位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不是優待條件，而是清帝遜位讓與的對象（接受方）只能是共和立憲之國體。

問：如此說來，這份詔書不僅僅是單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雙方都接受并具有約束力的建國契約，具有憲法性法律的意義。

高全喜：對于傳統王朝帝制來說，《清帝遜位詔書》無疑具有“另一種革命”的意義。這個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之革命主義的“革命”，而是一種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孫中山在致南京臨時參議院的咨文和袁世凱的電報中都使用了“清帝遜位”的說法，實際上默認了清帝退位的禪讓性質。伍廷芳在和談期間的電報中也兩次使用“光榮”一詞，并認為“清廷以爭一君位之故，不惜流全國之血，必為人道所不容”，最佳選擇是主動退位以享受“國民之優禮”和“文明待遇”。

支持和維護憲法精神的軟弱

問：雖然《清帝遜位詔書》和《臨時約法》共同構成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性的根基，可是，和平與暴力相對立，革命與反革命不兼容。

高全喜：就這份詔書來看，清室不再把起義視為叛逆、暴亂，而是認可了革命起義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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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革命黨人的訴求也是革命建國，這樣一來，這份詔書與革命黨人的目標達成了一致，取得了和解：凡是旨在構建共和立憲國體的武裝行為才是革命，革命是為了建國。

詔書并沒有置身未來的共和國構建之事外，反而厘定共和立憲國體之目標，遣員參與商議召開國會，制定憲法，這分明承續著清室一脈的改良主義立憲建國的路線，只不過詔書所表現的這個立憲建國，是對自己過去曾經虛情假意實施的君主立憲制的自我革命，變君主立憲為人民共和立憲。也正因為此，這個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國，才從另外一個方面彌補了辛亥革命建國的激進性和片面性，并通過這個雙方認同的具有憲法意義的遜位契約，把兩種革命建國的方式融匯在一起，從而深化和完成了中華民國革命建國之構建。

經由這場起于暴力起義終結于和平遜位的“革命”，中國政治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古今之變，從傳統帝制轉變為現代民國。清室以這種方式參與了第一共和國的構建，不啻為一場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即以自我和平遜位的方式參與到革命建國和人民制憲的憲法主題之中，以自己形式上的死亡，與這個國家和民族共同贏得新生，同時也昭示著自己并沒有真正死去，沒有被歷史之手丟棄到歷史的垃圾堆里。

問：清帝遜位以及遜位詔書，其歷史地位和憲法性意義并沒有受到廣泛重視，這是為什么呢？

高全喜：因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失敗了。之所以會如此，維系這個遜位詔書的政治勢力——中國的資產階級缺乏獨立自主性，沒有強有力的實力作后盾。從這個階級論的角度看，說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這里所說的軟弱恰恰相反，指的是在支持和維護遜位詔書所蘊含的憲法精神的軟弱。我們過于輕視了清王朝晚年以來的變法改制以及這份遜位詔書所留下的憲法遺產，實際上，以后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分享著這份富有生命的遺產而不自知。例如，在當今世界格局中，我們在有關中國主權問題的國際法論爭上，往往義正詞嚴地追溯到清帝國的邊疆版圖，據此捍衛和論證我們中國的國家主權權利，但是，如果我們的國家憲法不能把《清帝遜位詔書》之憲法性精神納入其中，我們今天又有何法理依據伸張自己的主權權利呢？

憲法出場，革命退場

問：如果承認《清帝遜位詔書》是憲法性文件，當然應該，支持和維護它?？墒菫槭裁磶缀跛械膶W者都認為，不管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當時的資產階級具有保守性和妥協性呢？

高全喜：關鍵的問題在于，中華民國的構建是否應該基于辛亥革命之革命黨的革命正當性基礎上。我認為，如果把中華民國或現代中國之興起僅僅落腳在辛亥革命之上，顯然是片面的，這個共和立憲的現代共和國，其構建是兩種革命之折沖、對立以致最終融匯的結果，因此，除了辛亥革命這樣的激進革命外，還有另外一種革命，即立憲派的保守主義革命，或改良主義的變革，恰恰是這個立憲派的改良性的保守主義革命對于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激進主義革命之折沖，才克服了法國革命式的社會破壞性結果，維系了一個從傳統帝制向現代共和國的和平轉型。恰恰是立憲派的保守性和妥協性，才使得兩種革命建設性地聯合在一起，完成了中國政治古今之變的歷史性重任。

從歷史大尺度的視角來看，對于這兩種革命，采取任何一種厚此薄彼的革命史觀都是片面的，現代革命的實質不在于要多么徹底，而在于是否付諸于憲法，憲法出場，革命退場，這才是一個現代國家之構建的核心原則。

問：這里有一個悖論。如果憲法不能出場，或者憲法難以貫徹，誰來維護憲法？反之，如果革命遲遲不退場，那么，憲法秩序也難以形成?？纯葱梁ジ锩院髮O中山發動的歷次革命，不都是打著“（維）護（憲）法”的旗號嗎？終其一生，孫中山也沒有看到憲法落地的那一天。

高全喜：真正的革命使得憲法制度產生了，但革命中產生的反革命這樣一種保守力量，會推動憲法出場，革命退場——革命最終要通過自我的否定完成守護革命成果的一套制度建設。如果一個階級、一個社會的主導力量足以成熟的話，不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把所謂的敵人徹底消滅，變成一個無窮的不斷革命下去、否定下去的一種東西。

我們看到，對于現代政治來說，總是擺脫不了一個“革命之后”的夢魘問題。對此，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就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革命之后”問題。為什么美國革命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因為美國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種動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毀的性質，而憲法則是革命之軛，是一種政治規范，用憲法之軛約束革命的勢力，從這個意義上，一切真正的憲法都是反革命的。

問：“革命的反革命”是一個很好的命題，但是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表明，革命一旦發動，就很難“剎車”，反而呈現加速度之勢，毛澤東建國之后，還要“繼續革命”。

高全喜：革命是一種暴力，一種推翻王朝專制主義的有力工具，而且后來它在中國又被馬克思主義所階級化，即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革命的傳統在現代性的中國政治中，屢屢暢行，尤其是來自法俄的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致使中國不斷陷于內亂之深淵，給中國造成巨大而沉重的災難。

回顧中國百年憲制歷程，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味革命是完成不了建國大業的，要借鑒和學習英美立憲革命的經驗，探索中國的“革命的反革命”的憲制道路，由革命者自我實現“反革命”的改良道路，這才是中國的前途所在。在此，就需要中國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從“不斷革命”的惡性循環中走出來，實現“革命的反革命”的憲制國家，真正以憲法為立國之根基，完成革命——立國——自由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