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文

日本電視臺有一個節目叫做“一萬日元過日子”，內容是找一個人給他一萬日元讓他過一個月。在日本街頭買一罐飲料都要100日元以上，可見靠這些錢過一個月是十分十分困難的。如果兩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是三萬元呢？當然不像一個人一個月一萬日元那么“十分十分困難”，但也是相當困難的。

日本的物價這二十幾年來一直在下跌，現在的三萬日元比二三十年前的三萬日元要值錢多了，三十年前一個月三萬日元的生活費真的很不可思議，特別是如果這個人還是曾經當過日本五大重工企業之一的石川島播磨重工(IHI)和東芝的社長、董事長，后來又當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這個日本最大的資本家協會會長的土光敏夫呢？

1982年7月23日，NHK電視臺為了配合中曾根政權的“行政改革”推出了一個名為《85歲的執念，行改之顏土光敏夫》的電視特集，這個節目最后的鏡頭是土光敏夫和他老伴在昏暗的燈光下在廚房里的一張小桌子旁吃晚飯，土光敏夫在專心對付一條小咸魚干，而土光太太則在很認真地喝著一碗醬湯。

行政改革中擔任土光敏夫副手的伊藤忠商事原董事長瀨島龍三回憶說：“后來無論我們走到哪兒，都有婦女們提著咸魚干來送給我們，真令人感動。”而中曾根康弘的行政改革也正因為是這么兩位“清貧”的人在領頭干才能進行下去。人們認為根本就不可能的國有鐵路、電電公社和專賣公社的民營化被這兩個人弄成了，三個只管賠錢的大國企變成了現在的JR、NTT和JT。

土光的招牌就是“清貧”，在當時的財界人中，土光家是唯一沒有用傭人的，不但如此，他們家吃的蔬菜全是自己院子里生產的，家里所有的修修補補工作都由曾經是工程師的土光來做。更古怪的是，到了1972年土光敏夫家居然沒有彩電、冰箱，當然也沒有空調了，后來東芝的工人們聽說了之后非常憤怒：“我們是生產家電的企業，社長家卻沒有家電，我們還能賣給誰？”，于是東芝深谷工廠的工人們集體湊錢把他們工廠生產的第100萬臺彩電作為紀念品買了下來送給土光敏夫，土光這才知道“民意不可違”，于是買齊了冰箱空調什么的其他家電產品。

其實作為東芝公司的董事長，年收七千萬日元的他不可能會貧窮，但是土光就是沒錢。原來他母親留下來了一個名為“橘學苑”的中學，他的收入幾乎全部填進了那所學校。他的哲學是“教育不是買賣，不能掙錢”，只要他自己還能往里貼錢就不肯提高收費標準。

重新發現土光敏夫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土光敏夫看成一個越有錢越小氣的守財奴或者吝嗇鬼呢？只要看看為什么在他去世33年之后怎么又成了人們關注的對象就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了。這次的東日本大地震之后，有一家工廠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恢復了生產，這就是IHI的福島相馬工廠，工廠的建筑物本身沒有受到損傷，但所有的設備都動了位置，這家工廠是波音公司的航空引擎配套廠，不少產品是獨此一家的，一停產波音公司也跟著停。他們產品對精度的要求相當高，所以全部機器設備都要重新調試精度。按照當初的估計，這家廠回復生產能力起碼需要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但實際上只花了兩個月就全部恢復了生產能力。

如果去問這個工廠是如何能夠做到那么快就恢復生產的話，那個廠的人會說：“這是土光會長出身的工廠，這個廠的所有做法都是土光社長在這里時制定的，所以在這么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廠里的所有雇員能夠像一個人那樣同進同退，這是IHI最強的地方”。

這個廠是朝鮮戰爭之后土光敏夫決定進軍航空引擎領域而一手創立的工廠，這塊地皮就是土光親自找來的；這家工廠靠著土光敏夫找來的7名舊日本海軍的技術人員，從零開始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眾所周知，日本企業喜歡往國外人工費便宜的地方跑，現在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是能用合同工臨時工就絕不用正式工，目的是削減工資開銷，因為合同工和臨時工的工資低，而且企業方面需要負擔的保險和年金費用也是天差地別。

在IHI的工廠里也有大量拿計時工資的婦女臨時工，但是如果打聽一下他們的工資會讓人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IHI的婦女臨時工能拿到每小時1500日元（大約相當于125元人民幣），這是其他企業的一倍，幾乎等同了一般男子正式工的工資。這次大地震之后，這個工廠大部分雇員的住宅不是被地震毀壞就是被海嘯卷走，和大多數有能力的日本公司一樣，IHI出面統一幫雇員物色臨時住房，但和其他日本企業不同的是，IHI的“雇員”概念，居然也包括計時的女子臨時工。

這就是土光敏夫式經營的根本理念——“以人為本”。在他就任東芝公司社長后，發現在開董事會的時候有女工進來端茶倒水，他拍案而起：“難道東芝的女工是雇來倒水的？”從那以后東芝采用了自動咖啡機等來代替人工。

即使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時期，能做到這樣的企業也不多。在廣場協議之后因為日元急劇升值，日本企業都成了大款，使得日本企業的領導人熱衷于做門面擺排場，一擲千金去采購什么名畫來裝點總部大廳。

日本的貧富差距在急速擴大，而東日本大地震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有人把這次的東日本大地震和江戶幕府末期的黑船前來以及太平洋戰爭的戰敗相比，稱為“第三次戰敗”，日本能否再像前兩次一樣重新復興起來就成了日本人最關心的問題。

所以，工程師出身，日本第二次復興的功臣之一的土光敏夫再度被人想起來是很正常的。2011年8月11日，文藝春秋出版了一本名為《清貧與復興·土光敏夫的100句話》的書，作者是朝日電視臺的出町讓，這本書立即成為了暢銷書，土光敏夫被重新發現了。

這本書從土光敏夫的著作和傳媒的有關報道中選取了100段土光敏夫的語錄，每段配上這段講話的背景和講話之后發生的變化和帶來的影響。除了介紹土光敏夫的那些名言之外，還介紹了土光敏夫的生平事跡、信念哲學以及經營管理思想。

讀完這本書就可以知道，土光敏夫之所以吸引著現在的日本人并不只是因為土光敏夫代表著日本人每時每刻都在懷念的那個黃金時代，更為重要的是在1988年去世的土光敏夫在去世前向日本人提出過很多問題，而日本人實際上除了土光敏夫們的功績之外并沒有注意到土光敏夫的那些遺言。

土光敏夫沒有看到泡沫經濟的破滅，可是他提出了警告。土光敏夫提出還不是泛泛的警告，是經過計算之后的結論?，F在看土光敏夫的話，真不敢相信那是在三十幾年前說的話，每一句說的都是現在日本社會的現實。年金問題、健康保險和少子化這三個當前日本社會最大的問題，三十年前土光敏夫就已經在開始關注了，土光敏夫調查了醫療系統的實際運行情況，提出了改進的方法，而日本厚生省現在才開始三心二意推行的國民健康計劃應該說是就是當年土光敏夫提出來的：預防才是最好的治療。

土光敏夫的時代，日本的各種國債和地方債務總和只有100萬億日元左右，土光敏夫非常重視這筆債務，強調要盡快健全國家財政，指出容忍赤字預算的存在就會助長輕易舉債的習慣，到最后債務惡性膨脹，甚至會導致國家的破產。這些話語當然被當時的日本人一笑置之，但是當日本重新想起了土光敏夫的時候，他們也發現了他們所擔負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了1000萬億日元，而日本一年的GDP總額也就500萬億日元左右。

甚至連現在日本面臨的最大難題，福島核電站事故也能和土光敏夫找到關系。土光敏夫擔任過IHI和東芝這兩個重工企業的社長和董事長，又擔任過號稱“經濟總理”的經團聯會長，和日本的核電站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土光從一開始并不反對核電站，但反對簡單地從進口美國核電站機組設備，土光主張核電站的設備連“每一個螺絲都必須是日本制造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核電站的安全。事實上這次福島核電站事故的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的運行人員并沒有完全了解福島核電站美國機組，從而在事故的判斷和處理上一錯再錯，最后無法收拾。

“政治音癡”土光敏夫

實際上土光敏夫在就任經團聯會長的時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土光敏夫不是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而只是畢業于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工業大學，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土光敏夫是一位純粹的工程師，很不善于和政治家，官僚們交往，被人諷刺為“政治音癡”。

可是土光敏夫這個政治音癡當上了經團聯會長之后，不但沒有想法子去糾正自己的這個不足，反而以此為榮，要求財界人物全部應該成為政治音癡，停止政商勾結，官商勾結。經團聯一直是很露骨地收集資金作為政治獻金交給自民黨，這個做法是在他任會長的時候頂著各方面的壓力而廢除的。土光敏夫從作家立花隆剛開始在雜志上連載文章揭露田中角榮的金權政治的時候就直接和田中角榮聯系，逼迫田中角榮辭職。

在土光敏夫看來，一個追求金錢和享受的人是不能擔任要職的，更不要說是公職了。土光敏夫堅決反對那種德才分離的說法，他認為德和才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沒有德的人絕對不是什么才，所以他堅決要求田中角榮立即辭職。

從IHI董事長的位子上退休下來的土光敏夫本來是想到巴西去度過余生的，但是曾經擔任過東芝社長、董事長和經團聯會長的石坂泰三找到他，懇請他去拯救已經陷入經營危機的東芝公司，于是土光敏夫在1965年以69歲的高齡出任東芝社長，后來又擔任董事長，在他任上解決了東芝的經營危機。所以有兩大先天性不足的他才能出任經團聯會長，成為君臨一方的“財界總理”，至于以后在實行行政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更是為世人所稱道。

土光敏夫的為人以及才能可能是鳳毛麟角，但是當時的企業經營者們無論如何和土光敏夫相差得并不多，像這樣的傳說還能夠找得出來一些的，但現在可以說是絕對找不到了。這二十年來日本的所謂風云人物都和丑聞有著不解之緣。

出町讓的結論是，日本能不能從“第三次戰敗”中重新復興，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出現像土光敏夫那樣德才兼備的領袖。